三 犀牛入贡与王莽宣示威德
元犀处自林麓，食惟棘刺，体兼五肉。或有神异，表露以角。含精吐英，望如华烛。置之荒野，禽兽莫触。[176]
——（西晋）傅咸《犀钩铭》
犀牛是犀的俗称，因状如水牛，故称犀牛。犀是哺乳类犀科的总称，陆生动物中最强壮的动物之一，也是最大的奇蹄目动物，是仅次于大象体型的陆地动物。犀类动物体肥笨拙，腿短粗壮，皮厚粗糙，肩腰等处成褶皱排列。毛被稀少而硬，甚至大部分无毛。耳朵呈卵圆形，头大而长，颈短粗，长唇延长伸出。头部有实心的独角或双角，有的雌性无角，角脱落仍能复生。无犬齿，尾细短，身体呈黄褐、褐、黑或灰色。
大约6000万年前犀牛就已出现，史前时代中国南北方都有犀牛生存。考古发现，犀科动物在第三纪时化石分布很广泛，中国很多地区都有发现。文献上记载中国古代有犀牛，周武王的猎物中就有犀。《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177]《国语·楚语》记载，白公子张讽谏楚灵王有云： “巴浦之犀、牦、兕、象，其可尽乎。”[178]《山海经》中有11 处提到“犀”，并说其“状如牛而黑”。《尔雅·释兽》云：“犀，似豕。”河北平山县战国墓葬中发现错金银青铜犀牛。[179] 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把石犀牛用作镇妖辟邪的灵兽，战国后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作石犀牛五枚，以镇压水怪，“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牛后来枚。二枚在府中，一在市南下，二在渊中，以压水精，因曰石犀里也。”[180]
汉代时中国境内仍有犀牛。《史记·货殖列传》讲到各地特产：“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181]又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182] 说明司马迁的时代江南和广东沿海地区有犀牛。汉末王粲《游海赋》写会稽东南大海山岛之上，“群犀代角，巨象解齿”。[183] 但自从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犀牛就越来越少见了。汉代犀牛已经是珍稀动物，犀角已经成为珍贵物产从海外国家传入。正如桓宽所云：“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中国所鲜，外国贱之。”[184] 汉文帝时，南越王赵佗归汉，他上书朝廷中称托汉使陆贾带回的贡品中包括“犀角十”。[185] 1955年发掘南越国时期墓葬广州东山梅花村2号墓，出土四枚陶制犀牛角模型。1960 年在广州三元里马鹏岗1号墓发现15枚陶制犀牛角模型。同墓出土的木胎漆扁盒两面均以朱漆绘犀牛。这些考古资料被当作海外犀牛和犀牛角在汉初以前已经传至中国的例证，赵佗献给汉文帝的犀牛角应该是通过海上丝路从域外传入的。因为中原地区不产犀牛，或者犀牛角不易得，南方沿海地区将犀角作为特产进贡朝廷，沿海诸国遣使也将犀牛作为特产献给汉朝皇帝。
西汉时上林苑养有犀牛，来自域外。司马相如《上林赋》写来自域外之奇兽云：“其兽则庸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圆题，穷奇象犀。”[186] 扬雄《校猎赋》写天子上林苑中狩猎：“钩赤豹，牵象犀。”[187] 汉时中国从南亚地区获得犀牛。扬雄《交州箴》云：“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稍稍受羁，遂臻黄支。抗海三万，来牵其犀。”[188] 意谓武帝平南越，开拓疆宇，造成黄支国贡献犀牛。东汉班固《西都赋》借“西都宾”之口，盛夸西汉上林苑集中了四方奇物：“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189] 一般认为，黄支国在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Kan-chipuram）附近，汉武帝平南越之后，汉朝使节到达此地。[190]《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2年）春，“黄支国献犀牛。”颜师古注云：“犀状如水牛，头似猪而四足类象，黑色，一角当额前，鼻上又有小角。”[191] 元始，汉平帝年号。其时王莽执政，平帝只是傀儡。王莽贿赂黄支王，令献生犀牛以颂扬太后的功德，树立个人的威望。《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192] 王莽送给黄支王大量金帛，换取黄支国入贡生犀牛，此犀牛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后汉书·南蛮传》记载：“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193] 黄支国进献生犀牛成为王莽扬威耀德的手段，王莽上太后《奏羌豪内附书》中便夸耀：“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194] 黄支国献生犀，当时被当作祥瑞，所以《汉书·王莽传》云： “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195]10 昆阳之战，王莽曾把犀牛、大象用于战争。《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伯升、刘秀起兵，王莽派兵镇压，“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196]
汉代中国还从日南徼外和西南夷获得生犀牛。扬雄《蜀都赋》写西南地区出产“于远则有银、铅、锡、碧、马、犀、象、僰”。[197]《东观汉记》记载：“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献白雉、白犀。”[198]《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元和元年（84年）春正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199]此蛮夷指“究不事”。《册府元龟·外臣部》云：“章帝元和元年正月，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蒙献生犀、白雉。”[200]究不事，其地不详，大约乃东南亚某地。其时今缅甸境内有敦忍乙国，其王亦向汉进贡犀牛。《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六年（94年） “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201];“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202]《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永初元年（109年）三月，“己卯，永昌徼外僬侥种夷贡献内属”。[203]按照常例，其贡物可能仍是犀牛、大象。据同书《西南夷·哀牢夷传》记载：“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204]汉朝还从西南夷哀牢国获得犀牛、犀角。《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哀牢国：“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205]10“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 “哀牢”是达光王国国王的名字，因哀牢是最早与汉朝有接触的达光王，达光王国也就被汉史称作“哀牢国”。达光王国是濮人（傣族先民）在怒江—澜沧江流域建立的部落联盟国家，前期被汉史称作“哀牢国”或“滇越乘象国”，后期被汉史称作“掸国”。
考古发现汉代犀牛造型的艺术品。1963年，陕西兴平县曾发现一件错金银铜犀尊，属于战国至于西汉年代作品，通高34.4厘米、长58.1厘米、重13.3公斤，现由国家博物馆珍藏。有人认为，这种犀牛形象可能还演变为辟邪的灵兽形象，成为辟邪形象的元素之一。林梅村《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一文考证，天禄、辟邪艺术形象在中原兴起始于东汉桓、灵之际，与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分不开，辟邪的动物原形或许是西域犀牛。[206]用犀牛形象镇妖辟邪，战国时已经出现，汉代仍有此风。1952年，在徐州茅村发现的汉墓前室门额，与左青龙、右白虎并刻有独角犀，显然出于辟邪的观念。[207]考古发现证明，犀牛曾广泛生活在中国古代中南部地区。中国古代不仅有十分珍稀的野生犀牛，而且有丰富多彩的犀牛文化。犀牛皮质坚韧，春秋战国时期被用于制作盔甲。犀牛皮制成的铠甲，称为犀甲。因为，犀皮不常有，或用牛皮，亦称犀甲。战国屈原《国殇》描写战争场面：“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208]《淮南子·兵略训》云：“蛟革犀兕，以为甲胄。”[209]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云：“巧冶铸造干将之璞，清水淬其锋，越砥敛其锷，水断蛟龙，陆剸犀革。”[210]汉末陈琳《武军赋》称赞袁绍的军队兵器之犀利：“其刃也，则楚金越冶，棠溪名工，清泾皓锷，苗山锐锋，陆陷玄犀，水截轻鸿。”[211]所谓犀革、玄犀，即坚韧的犀甲。作为军需，消耗量特别大，因而导致大量的犀牛被捕杀，汉代已经开始从国外进口犀角。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汉代帝陵有用外来的犀牛陪葬。1975年，西安市东郊白鹿原发现20座西汉帝陵从葬坑，其中第20号坑出土有犀牛骨骼。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鉴定，此从葬坑中之犀牛则是生活在东南亚爪哇岛的独角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