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狮子入贡与狮形艺术的产生

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遨游六合，傲诞三皇。……非直能俳，又善饮酒。箫管鸣前，门徒从后。济济翼翼，各有分部。凤皇是老胡家鸡，师子是老胡家狗。[117]

——（南朝·梁）周舍《上云乐》

狮子，古代波斯语音译[118]，分类学上属哺乳纲食肉目猫科大型猛兽。狮是现代猫科动物中进化得最为成功的种类，其演化在第四纪达到顶峰。[119]狮子曾广泛分布于非洲、欧亚和北美大陆，在最后一次冰期时代一度进入南美中南部。在其进化过程中分化出许多形态以适应各大洲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及猎物基础，如洞狮（Panthera spelaea）和美洲拟狮（Panthera atrox）。古生物学证据显示，最早的大型猫科动物豹属化石出土于非洲坦桑尼亚，在地质年代上属于晚上新世（Early Villafranchian），距今350万年。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在形态上具有很多现代狮的骨学特征，大部分学者将其视为最古老的狮类动物。后来在东非发现距今180万—17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的狮子化石。

狮子这类大型猫科动物的扩散和辐射能力非常惊人，中更新世早期已广泛分布于非洲大陆东部和南部，同时化石记录显示起源于非洲的狮子已开始进入欧亚大陆。至更新世中晚期，狮子便扩散到欧洲大陆、英伦群岛和亚洲的中东、西伯利亚、西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狮子从西伯利亚经白令陆桥迁徙至北美的阿拉斯加，仅用了大约100年时间。[120]至最近的一次冰期时代，狮子从北美进入南美中南部今秘鲁一带。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说：“在古代的亚洲，在印度、波斯、巴比伦、亚述及小亚地区，狮子这种巨大的猫科动物是很常见的动物。在古典时代，甚至在马其顿和色萨利也可以见到狮子的身影。”[121]可知狮子在古代的分布很广。亚洲虽然也盛产狮子，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东部地区却不产狮子，亚洲狮原产于美索不达米亚[122]，主要生活于南亚和西亚，即中国古代称之为西域的地区。狮类没有扩散到东亚，很可能是由于东亚的山地森林不适于狮类这样的集群动物生存，而更适于另一个崛起的大型豹属动物虎的生存。化石证据表明，虎与狮在辐射、扩散过程中，总是采取生态位的分离来避免直接的进化竞争，虎倾向于封闭型生境，狮倾向于开放型生境。人类种群的繁盛，导致狮和虎在最后一次冰期时代种群衰退，那些曾经占有统治地位的大型猫类，最终被智人所取代。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狮子常常被写作“师子”。在汉代狮子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文献中已经提到这种猛兽，但在先秦文献中称作“狻猊”。先秦古书《穆天子传》云：“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晋人郭璞注云：“狻猊，师子，亦食虎豹。”[123]《穆天子传》出自战国汲冢墓，说明至迟战国时代中原人民已经知道狮子。先秦文献《尔雅》对狮子作了这样的介绍：“狻麑如虦猫，食虎豹。”郭璞注：“即师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疏勒王来献封牛及师子。”[124]可见当时对狮子的特点已有了解。林梅村认为，“狻猊”一词的词源应来自塞语，或称斯基泰语，这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使用的语言。先秦时期斯基泰人在东方的分布已达哈密盆地。据英国语言学家贝利研究，于阗塞人称狮子为sarau。该词的形容词形式作sarvanai；抽象名词作sarauna。汉语“狻猊”可能来自塞语表示狮子的词sarvanai（形容词）或sarauna（抽象名词）。[125]汉代有了“师子”之称，《汉书·西域传》“乌弋”条云乌弋有“师子”，颜师古注曰：“师子即《尔雅》所谓狻猊也。”[126]乌弋山离国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位于西亚伊朗高原东部的古国。狮子又称虓，东汉时许慎《说文解字》云：“虓，虎鸣也，一曰师子。”[127]古代中国人听说大秦国“有猛虎、狮子为害，行道不群则不得过”。[128]

汉代以前，狮子的艺术形象就已经在中国境内发现，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墓地以及天山东部的塞人墓地相继发现带有狮子图案的先秦文物。1983年，在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畔发现的青铜器中，有一枚高足承兽方盘，盘上的对兽表现的正是狮子形象。类似的方盘在中亚七河流域的塞人墓地也有发现。1976年发掘的新疆阿拉沟战国墓地也发现了一件带有对狮的同类器物，与之共出的还有一件狮形金牌饰，长20厘米，其年代在距今2345年至2040年之间。金牌狮体作昂首跳跃状，张口卷尾，振鬣奋足，造型极为生动。俄罗斯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发现的塞王墓中有许多狮子纹饰，其年代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其中同出的还有其他中国文物。[129]

汉朝人知道乌弋山离国、月氏国、条支国、安息国、大秦国有“师子”。[130]西汉时狮子传入中国，汉语中便有了“师子”的新的称谓。相传西汉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记载，征和三年（前90年），汉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氏国曾献猛兽一头，据其描写：“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黄。”[131]当即狮子。西汉时上林苑有“兽圈九”，其中有狮子圈。[132]《三辅黄图》记载，上林苑建章宫旁奇华殿兽圈内有“师子”。[133]《太平御览·居处部》引《三辅故事》云：“师子圈，在建章宫西南。”又引《汉宫阙疏》云：“有彘圈，有师子圈，武帝造。”[134]《汉书·西域传赞》描述西汉所获异域物产：“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35]敦煌悬泉置出土汉代简牍中有西域国家向汉朝进献师子的信息：

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师使者

只以食钧耆使者迎师子

□以食使者弋君（Ⅱ90DXT0214S: 55）[136]

折垣、钧耆都是汉代文献中没有见过的西域国名，第一行简文中“师使者”可能指折垣王遣送师子的使者；第二行简文大意是供应钧耆使节饮食，并迎接其送来的师子。

东汉时继续从西域获得狮子，来自大月氏、安息、疏勒。司马彪《续汉书》记载：“章和元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符拔，形似麟而无角。”[137]《后汉书·章帝纪》记载，章和元年（87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138]《后汉书·班超传》记载：“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139]说明月氏是贡献师子给西域都护，由西域都护班超转送京师。《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国“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后汉书·和帝纪》记载，章和二年（88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140]又云，永元十三年（101年）“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支大爵”。[141]《后汉书·顺帝纪》记载，阳嘉二年（133年）六月，“疏勒国献师子、封牛”。李贤注引《东观记》云：“疏勒王盘遣使文时诣阙。”又云：“师子似虎，正黄，有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142]《东观汉记》记载：“阳嘉中，疏勒国献狮子、封牛。狮子形似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143]阳嘉，汉顺帝年号。疏勒即今新疆喀什一带，此地并不产狮子，疏勒王进献中原地区的狮子应该来自更远的西亚地区。汉代文献中的这些描写“已经是非常写实、准确地对亚洲雄狮的描写”。[144]

狮子的形象尤其为人喜爱，成为中国古典造型艺术的重要素材，狮子艺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收藏有汉代山东济宁晋阳山慈云寺画像石，有犬，敏捷强悍，有的却作狮子姿态。[145]画像石出现于西汉末和东汉初，类似埃及的浅浮雕，图案则有西域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影响，有马、狮、象、骆驼、有翼兽、有翼天禄、鹰头兽、裸体人像等。四川新都雒阳令王稚子二阙画像石中有狮子和大象的形象。[146]新疆尼雅东汉墓出土有带狮子图案的棉布残片。[147]狮子舞是中国传统艺术，历史悠久，《汉书·礼乐志》记载，朝贺置酒为乐，有“常从象人四人”。三国时魏国人孟康解释象人：“若今戏蝦鱼师子者也。”[148]即扮演鱼、虾、狮子进行表演的艺人。由此可知，在汉代至迟三国时已有装扮狮子的表演。在东汉黄香《九宫赋》中，狮子成为仙人的坐骑：“招摇丰隆骑师子而侠毂，各先后以为云车。”[149]丰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云神。屈原《离骚》云：“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九歌·云中君》汉王逸注云：“云神，丰隆也，一曰屏翳。”[150]狮子成为中国神话中云神的坐驾。

西域狮形饰品或其创意也传入中国西南地区。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一镏金铜饰物，被称为“二怪兽镂花铜饰物”。据考古工作者描述：“二怪兽交股站立，兽形似狮而有如鹿之角及獠牙，耳上及足上皆戴圆环，上、下端有四蛇缠绕，蛇口咬住二兽的面颊。”[151]童恩正细审原图，认为此二怪兽是从狮子变化而来。石寨山13号墓的时代是公元前2世纪中期，或在公元前175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间，正值西汉时期。童恩正认为这种主题肯定不起源于古代黄河流域或云南的装饰文化中，但在古伊朗（Achaemenid Iran）带角的狮饰却非常普遍，例如在苏萨（Susa）宫殿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铸在戒指上带角的狮形饰以及著名的上釉砖浮雕。这个图案中两头狮子相背而立的构图，在公元前1世纪的早期Kushana石雕中可以见到。这件作品或许为当地滇人所制，但其构思可能来自印度。[152]汉代铜镜制作工巧，常常采用西域传入的动植物如葡萄、有翼兽、石榴、海兽、飞马、狮、犀、大象、孔雀、宝相花等作装饰图案。汉代铜镜装饰图案明显受到印度和西方风格的影响。拜占庭时期，罗马赖文那出土古棺，在葡萄唐草纹饰中刻有孔雀，象征不死的灵鸟。安息王朝和罗马装饰图像中流行飞马和狮子题材。自通西域后，西域各国商人一定有将此类工艺品输入者，而中国铜镜工匠则吸收或参用了此类纹饰图案。

狮子形象凶猛，传说可以辟邪，所以用石刻狮子镇门、镇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狮子艺术形象，大约在西汉时已经定型，20世纪80年代汉元帝渭陵寝殿遗址曾出土玉狮子。[153]1976年，苏州虎丘农机厂出土有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铭文的辟邪形铜座，属有翼狮形兽。[154]以石刻狮子作为镇墓兽，至迟在东汉时已经出现。山东嘉祥东汉武氏家族墓葬石阙前的一对石狮子，长约4尺6寸，两相对立，形态生动。据石阙铭文可知造于桓帝建和元年（147年）。[15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三“汳水”条引《续述征记》云：“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汳水迳其南，汉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树碑，以旌厥德。隧前有狮子、天鹿，累砖作百达柱八所，荒芜颓毁，凋落略尽矣。”[156]熹平乃东汉灵帝年号（172—178年）。隧，墓道，古墓中运送棺材到墓室的通道。隧前狮子，应当是镇墓石刻狮子。四川省雅安市的东汉高颐墓前的石狮子，立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雄壮威武，胸前刻有飞翼，具有古代波斯艺术风格，可能是受波斯文化影响的结果。辟邪是古代汉族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形似狮，头有角，身有翅，具有祈福祛邪的作用。辟邪古已有之，汉代的辟邪形象应是吸收了狮子、虎、豹等猛兽体形元素而形成的新的神兽形象，其中以狮子形象为主。狮子在佛教中具有某种神圣性，这种观念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汉末牟融《理惑论》记载佛“颊车如师子”。[157]

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有相当数量的珠饰制作成狮子形象，这种珠饰最早的是汉代，据统计至少有40件（含被定名为兽、虎的珠饰）。考古报告中明确为狮形者也有如下多例。广西合浦风门岭M23西汉后期墓出土赫石色琥珀狮形珠1颗，横孔，长2.4厘米，高1.5厘米。同墓还出土浅蓝琉璃狮形珠2颗，紫色水晶狮形珠1颗，都作为串饰组成部分。[158] 合浦风门岭M26西汉后期墓出土玛瑙珠31颗，其中有狮形珠，作为串饰组成部分。[159] M27西汉中期墓出土玛瑙狮形珠1件，微残，橘红色，作伏地状，可见前足，横穿孔，长1.8厘米，高1厘米。有线条刻划表现头部及身体细部。小巧精致，形象动人。[160] 贵县汉墓出土琥珀珠199颗，其中东汉142颗，珠子141颗，有琥珀小狮一枚，带乳白和黑白斑纹，作伏状，长5厘米，高3厘米，宽2.5厘米。[161] 贵州安顺宁谷东汉晚期石室墓出土两颗琥珀珠，形似爬伏之狮，身中部有一穿孔，红色半透明体，长3 厘米，高约2厘米。[162] 贵州兴仁东汉墓M5、兴义东汉墓M4各出土琥珀狮饰3件。[163] 贵州清镇平坝M1、M14西汉末期到东汉墓分别出土玻璃狮形珠1颗、骨制狮形珠1颗。[164] 广东广州东汉前期墓M4018出土琥珀珠7颗，多为象生形状，有鱼、蛙、狮等。东汉后期墓M5001 出土浅棕色伏兽形琥珀珠一颗，长1.8厘米。[165] 其他东汉后期墓也出土有伏兽形琥珀珠一颗，作为串饰的组成部分。[166] 顺德猪仔岗东汉墓M1出土琥珀珠3颗，其中兽形饰1件，雕刻成狮虎之形，有穿孔。[167]10 四川绵阳何家山东汉晚期崖墓2号墓出土琥珀狮形珠1颗，头、五官、身体均为粗线条刻成，卧姿。腰部有一小孔，长3.1 厘米，高2.2 厘米。[168]12 湖南常德南坪公社东汉晚期墓M5、M10出土琥珀饰珠6 颗，暗红色，两件椭圆形，雕成虎、狮等动物形象，作蹲伏状，中心有穿孔。[169]13 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葬，年代在东汉末至西晋，出土琥珀珠3颗，一颗作卧狮形，长2.9厘米，宽1.8厘米，高1.6厘米，腹下有一椭圆形穿孔。[170] 陕西旬阳汉墓出土煤精狮形珠1颗，墨黑色，卧状，腹间横穿一圆孔，长2 厘米，高、宽各1.7 厘米。[171] 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末年画像石墓出土金狮1 件，长1.5 厘米，通高1.1厘米。昂首卷尾，张口露牙，匐坐，作欲扑状。身躯中间有一圆孔，报告者以为“可能是某器零件”。[172] 湖北宜都陆城东汉晚期墓出土金狮子，长1.1厘米，高0.7厘米，作向天怒吼状，腿蹬头昂，制作精细，生动美观。[173] 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出土绿松石兽形珠，报告称：双爪扶膝，作蹲踞状，瞋目嘴牙，神态凶猛。[174] 应该也是狮形珠，或狮子的变形。那些制成蹲踞的狮子形象的珠饰被学者们称为“辟邪形珠”。[175] 这样的狮形珠饰被葬于墓中，其中的辟邪意味是明显的。从最早的发现属西汉后期来看，狮形饰珠的出现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西域狮子入贡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