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域外良马的输入与汉代社会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西汉）武帝刘彻：《天马歌》

古代我国周边游牧民族地区都出良马，因此中原地区很早就从西北游牧族输入包括马在内的牲畜。更远的域外国家出好马的地方也很多，世界各地皆有本土的良马和名马，古代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商时伊尹奉汤之命为《四方献令》:“正北崆峒、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狄、匈奴、楼烦、月氏、截犁、其龙、东胡，诸令以橐驼、白玉、野马、、、良弓为献。”[2]、皆良马名。河南洛阳金村出土战国时代的铜马，躯体雄伟壮大，应当有极强的纵跳力，可能是北狄良马的形象。秦汉时中原马体型较小，在汉对匈奴和西域用兵的过程中发展骑兵，需要大量战马和驮马，因此对养马和马种改良十分重视。[3]汉朝通过各种途径从周边民族和域外国家获得良马。

汉朝首先从匈奴得到北方的良马，主要有互市、礼赠和战争俘掠等途径。

一是通过互市获得。汉与匈奴无论战和，一直保持着边境贸易，称为关市、合市。在汉初和亲政策之下，汉匈之间虽然时战时和，彼此之间的贸易交流一直存在着。汉高祖刘邦始与匈奴和亲，“使刘敬结和亲之约”。[4]在这种和亲之约中包括互市贸易，《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景帝时，“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武帝即位之初，仍然保持边境互市贸易，“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通汉，往来长城下”。这种互市贸易，在武帝时汉与匈奴和亲关系破裂，双方进行军事对抗时仍然存在。“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5]原因是这种边境互市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东汉时匈奴仍然希望与汉朝互市，在这种互市中匈奴的主要商品是牛、马、驴、骡、骆驼。汉朝也乐于这种互市，既可以获得匈奴的牲畜，又加强双方的友好互信。桓宽的《盐铁论·力耕》记载，桑弘羊论与匈奴贸易之利：“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马，尽为我畜。”[6]《资治通鉴·汉纪》记载，东汉时匈奴分裂，南匈奴和北匈奴都极力与汉朝加强互市贸易。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光武帝刘秀命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上奏，并替朝廷草拟报答之词，其中有云：“今北单于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胡注云：“合市，与汉和合为市也。”[7]《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吏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8]汉与匈奴的关市、合市必然大大促进汉朝良马的输入。

二是通过礼赠而得。汉与匈奴和亲后，虽然仍有战争，但和平交往的情况更多。双方聘使不断，互有书信来往。汉统治者赠给匈奴贵族的礼物主要是金帛丝絮，匈奴单于赠送汉统治者主要是马和骆驼。除了有时作为礼品赠送匈奴贵族之外，汉朝的丝绸、衣物、酒米、粮食每年大批定量供应匈奴。匈奴之骆驼、乘马和车驾也作为礼物进献汉朝统治者。文帝时，冒顿单于遗汉文帝书云：“使郎中係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9]汉文帝《遗匈奴和亲书》回复：“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汉赠遗匈奴单于的礼物则是：“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綈、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10]东汉时匈奴南单于降汉，向光武帝进献文马。《东观汉记·匈奴南单于传》记载：“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遣使献骆驼二头，文马十匹。”[11]文马，毛色有文彩的骏马。

三是通过战争获取。汉朝在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中常常夺取良马为战利品。匈奴寇边，常抄掠汉之“人民畜产”。而汉朝对匈奴的进攻，往往获得许多战利品，马是重要内容。匈奴以骑兵为主，汉军对于匈奴的每一次胜利，都会获得大批战马。桓宽《盐铁论·未通》记载桑弘羊论汉武帝战争所得：“孝武皇帝平南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騊駼駃騠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由此观之，边郡之利亦饶矣。”[12]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益封卫青》诏书中表彰卫青进击匈奴的战功：“执讯获丑，敺马牛羊百有余万。”[13]《汉书·匈奴传》记载，常惠与乌孙兵进击匈奴，“虏马牛羊驴驘橐驼七十余万”。[14]《后汉书·耿夔传》记载，耿夔随大将军窦宪北击匈奴，金微山之战，“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永初三年（109年），南单于檀反叛，耿夔率军进击，“获穹庐车重千余辆，马畜生口甚众”。[15]同书《窦宪传》记载，窦宪率军出塞击北匈奴，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16]

汉朝还从西域得到良马。余太山先生对汉代盛产良马的西域国家进行了梳理，首先是大宛国“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子马也”。其他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国鄯善国、蒲类国、龟兹国、焉耆国、高昌国、渴盘陀国、于阗国，天山以北之乌孙国，葱岭以西之粟弋国、康居国、吐火罗国、嚈哒国、副货国、波斯国、乌秅国、大秦国等，皆出良马或名马。[17]敦煌悬泉置汉简中有西域国家向汉朝贡献马与骆驼的记录：

□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健……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名藉（籍）畜财财物。（A）

……□□辛酉日出时受遮要御。……□行。（B） （Ⅱ0214③:83）[18]

比胥健贡使在途中遇“受遮要御”，他们的情况被记录下来。据刘国防先生研究，比胥健乃地名，当在西域鄯善国。[19]汉朝获得西域良马，首先是乌孙马和大宛汗血马。

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20]汉朝从乌孙获得良马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乌孙国的礼赠和贡献，二是和亲的聘礼。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了乌孙。归国时随行而来的乌孙使者以马数十匹献汉报谢。汉武帝非常喜欢乌孙马，“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 ‘天马’。”[21]后来匈奴欲击乌孙，乌孙为了与汉结盟，“使使献马，愿得尚当女翁主，为昆弟”。汉朝提出“必先纳聘，然后遣女”为条件，乌孙又以马千匹为聘礼献汉。[22]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朝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妻乌孙王。此后乌孙马仍以各种方式源源不断地输送汉地。《后汉书·耿恭传》记载，耿恭任戊己校尉，屯车师后王部金蒲城，“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已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23]

西域有名的大宛马从汉武帝时开始传入中原地区。[24]大宛马又称蒲梢马。[25]《汉书·西域传》记载，大宛国“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言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曰天马子云。”[26]据说所谓“汗血”，跟马身上的一种寄生虫有关，有一种寄生虫寄生于马的前肩与项背皮下组织里，寄生处皮肤隆起，马奔跑时血管扩张，寄生处创口张开，血就流出来。古代的大宛汗血马可能就是因此而得名。[27]这种马是今中亚吐库曼马的祖先。大宛汗血马通过战争的手段和贡献、贸易等途径获得。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曾向武帝介绍了这种汗血马。武帝听说大宛有好马藏在贰师城，不肯给汉使，便派专使以金换马，结果遭到大宛的拒绝，连使者也遭杀害。于是武帝命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李广利远征胜利，获得“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28]得到大宛汗血马，武帝认为比乌孙马好，改称大宛汗血马为“天马”，把乌孙马改名“西极马”。[29]10武帝作《西极天马之歌》[30]，表达欣喜之情：“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31]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大宛汗血马成为西域国家向汉朝经常入贡的特产。大宛良马终两汉之世，一直源源不断地输入。汉武帝为了得到宛马，频频遣使往西域。“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32]李广利伐大宛获胜，“西域震惧”，大宛国王蝉封“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33]敦煌悬泉置出土汉代简牍中有大宛向汉朝进贡大宛马的记录：

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诏使甘□□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舆一人。御使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Ⅱ0115④: 37）[34]

这是一枚命甘某迎接西域国家贡献的天马的诏书，天马即大宛汗血马。元平，汉昭帝年号。甘某，胡平生等先生推测可能是甘延寿。[35]此简记载奉献天马的应该是大宛国使节。另一简云：

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赵平，送自来大宛使者侯凌奉献，诣□□以……（A）

乐哉县（悬）泉治。（B）（Ⅱ0D114④: 57）[36]

“建平”是西汉哀帝年号，建平元年即公元前46年。这是大宛国使者经过悬泉置，当地有关部门派人送大宛使者入朝贡献的记载。其贡物未见记载，但通常情况下大宛国入贡的少不了汗血马。《汉书·冯奉世传》记载，昭帝时，冯奉世出使大宛国，“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颜师古注云：“言马形似龙者。”[37]西汉长安城外养马所有八厩，其中有“大宛厩”[38]，显然是饲养大宛马的马房。东汉班固的《西都赋》写上林苑集中了四方奇物：“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39]颜师古注曰：“上囿谓上林苑也。”[40]大宛马被养在建章宫奇华殿。《三辅黄图·建章宫》记载，上林苑中有建章宫，“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马，充塞其中”。[41]“宫”当为“宛”字之误。西汉时宛马、天马成为快捷的象征，当时的卜筮书用以形容面临险境云：“宛马疾步，盲人坐御。目不见路，中止不到”[42];“天马五道，炎火之处，往来上下，作文约己。衣衰丝麻，相随笑歌，凶恶如何！”[43]

东汉时大宛马继续大量输入中国中原地区。卫宏《汉官旧仪》记载：“中黄门驸马、大宛马、汗血马、乾河马、天马、果下马。”清孙星衍注云：“大宛、汗血马皆高七尺。”[44]《后汉书·段颎传》记载，段颎在边十余年，建宁三年（170年）“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45]东汉时的西域官员甚至还通过贿赂获得大宛马。《东观汉记·李恂传》记载：“为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46]《后汉书·李恂传》李贤注云：“督使，主蕃国之使也。贾胡，胡之商贾也。”[47]这种贿赂行为在当时可能是常例，只是因为李恂清廉，才“一无所受”，其他官员通常是接受的。《后汉书·梁冀传》记载，梁冀与其妻孙寿大起第舍，对街为宅，其中“远致汗血名马”。[48]梁冀的汗血马有的来自贿赂，有的来自远购，因为当时既“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梁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49]大宛马成为君臣父子间赐赠的贵重礼物。汉章帝曾赐大宛汗血马一匹给东平王刘苍。[50]东汉末年曹操把大宛马赐赠诸子，曹植从父亲那里获得此种好马，其《献文帝马表》云：“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骍马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51]《三国志·任城王彰传》记载：“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52]曹彰的“汗马”应当也来自父亲的赐赠。

除了乌孙马和大宛马之外，汉朝还得到月氏马、康居马。武帝时得到渥洼良马，《汉书·汉武帝纪》记载，元鼎四年（前113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十一月《郊祠泰畤诏》云：“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53]《史记·乐书》记载：“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54]据考证渥洼良马乃月氏马。[55]渥洼水，亦名寿昌海、寿昌湖，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南南湖乡东南黄水坝。汉武帝《天马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56]东汉时月氏马也传入中国，班固曾请身在西域的弟弟班超为窦宪买月氏马，在他给班超的信中写道：“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毾”。[57]三国吴康泰《外国传》记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58]那时大月氏以多马而闻名于世，曾经成为马的主要输出国。康居出善马。《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59]《晋书·四夷传》记载：“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多牛羊，出好马。”[60]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有康居向汉朝入贡良马的记录，有一简记载康居国使者入贡：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太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

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戊申入玉门关已閤□（Ⅱ90DXT0213③: 6）[61]

这是一枚记载康居王遣使贡献的木牍。第三行“九匹”前缺字应该是“马”，此牍记载了康居王贡献马、驴和骆驼的数量。“甘露”是汉宣帝年号，说明至迟宣帝时汉与康居已经发生通贡关系。

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马也通过商贾贸易而来。 《史记·货殖列传》云：“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62]同传记载边塞地区一位因畜牧而致富的名叫桥姚的人，“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63]桥姚，《汉书·货殖传》作“桥桃”。颜师古注云：“塞斥者，言国家斥开边塞，更令宽广，故桥姚得恣其畜牧也。”[64]桥姚所以能以畜牧致富，与国家边境地区开放对匈奴的贸易有关，他从塞外匈奴游牧民那里交换到良马、牛、羊，贩卖到内地，从这种转手经营中获取厚利。在汉朝对西域用兵的过程中也获得战马。《后汉书·耿秉传》记载，耿秉率军击车师后王国，“斩首数千级，收马牛十余万头。”[65]同书《耿恭传》记载：“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66]

东北亚各民族政权也向中原地区进献良马。《汉书·朝鲜传》记载，汉武帝遣使因兵威劝降朝鲜王卫右渠，右渠“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67]《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夫余国“出名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枣”。[68]建武二十五年（49年）,“夫余王遣使奉贡”。[69]濊族人有一种小马称果下马，这种马可能在西汉时已经传入长安，长安城外有八厩，其中有“果马厩”[70]，可能是饲养果下马的马房。东汉时有入贡汉朝的记载。同传记载，濊族“多文豹，有果下马，海出班鱼，使来皆献之”。李贤注云：“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71]东汉卫宏《汉官仪》卷下记载，中黄门有“果下马，高三尺，驾辇”。[72]《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濊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户二万。……其海出班鱼皮，土地饶文豹，又出果下马，汉桓时献之。”裴松之注云：“果下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故谓之果下。见《博物志》、《魏都赋》。”[73]西晋张华《博物志》云：“穢貊国南与辰韩、北与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出果下马，汉时献之，驾辇车。”[74]这种果下马后来仍不断输入中原地区。《魏书·高句丽传》又提到高句丽“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75]《北齐书·尉景传》记载：“景有果下马，文襄求之，景不与。”[76]尉景的果下马应该来自东北亚地区。东汉时乌桓大人曾向东汉光武帝进献良马。《后汉书·乌桓传》记载，建武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赦且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77]

汉末，游牧于东北地区的鲜卑人西下南迁，进入原来属于匈奴人的草原地带，成为北方草原的主人，与东汉王朝发生密切联系。在鲜卑与东汉王朝的军事对抗中，汉朝从战争中获得鲜卑的良马。《后汉书·祭肜传》记载，祭肜任辽东太守，建武二十一年（45年），大败鲜卑，“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78]在与中原政权的交往中，鲜卑人以其良马进献。同书同传记载，建武二十五年（49年），祭肜“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络绎款塞，上貂裘好马”。[79]10《三国志·公孙瓒传》记载：“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阎柔遣使诣太祖受事，迁护乌丸校尉。……太祖破南皮，柔将部曲及鲜卑献名马以奉军。”[80]太祖即曹操，鲜卑人曾向曹操进献名马。中原地区与鲜卑存在互市贸易，鲜卑以其良马交换中原地区的“珍货”。《后汉书·应劭传》记载，应劭说鲜卑：“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81]

汉武帝尚武爱马，不仅用战马充实汉军骑兵，同时又追求长生。他听信方士的话，以为西域的马叫天马，是神龙的化身，乘之能升天成仙，所以更孜孜以求。汉朝卜筮的著作说：“异国他土，出良骏马，去如奔蝱，害不能伤”[82];“陇西冀北，多见骏马，去如炎飚，害不能伤”。[83]可知在汉人观念中，异域骏马居然有驱害避邪之功能。西域良马的输入，曾使武帝求仙思想达到一个高潮，同时最终又造成了他求仙思想的破灭。汉武帝迷信方士神仙之说，成仙长生的欲望非常强烈，“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84]在方士炫惑之下，武帝屡行求仙之举。《史记·封禅书》记载，元鼎四年（前113年）六月，汾阴出土宝鼎，方士公孙卿编造黄帝铸鼎铜山，鼎成而乘龙升天的神话，武帝心向往之：“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85]神龙不可见，武帝怅然，“訾黄其何不来？”“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效黄帝，以接神人蓬莱，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武帝派方士栾大入东海，想接迎仙人于海，封禅泰山。结果，“五利将军（栾大）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上乃诛五利。”[86]此事在元鼎五年（前112年）。第二年，“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这年春，公孙卿又上言，在东莱山见到神人，“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87]正是在武帝求仙之举屡以失败告终之时，西域天马之说又激发他新的希望。汉朝人听说西域有良马，方士又妄言西域之马是神马，乘之可以代龙而升天成仙，于是武帝孜孜以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为天马。”[88]西域马入汉，武帝初时仍信此等妄说，作《天马》诗二首，一为元狩三年（前120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其中有云：“今安匹兮龙为友。”二是太初四年（前101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太初四年春，李广利伐大宛获胜，得汗血马。汉武帝又作《西极天马之歌》[89]，都表达了乘之升天为仙的思想。然而天马既到，久之并不能升天，武帝之梦想最终归于破灭。

周边与域外的良马输入中原，促进了汉地马种的改良。考古发现的材料说明汉代马的改良取得巨大成就。1981年，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东侧1号无名冢被认为是汉武帝姊阳信长公主墓，其1号从葬坑出土一尊鎏金铜马。[90]据研究这尊铜马所表现的就是天马的体型，是旱热地区舍饲的乘型品种。在汉代以前的造型艺术中，不见这种体型的马，而从汉迄唐约千年间，这类马的造型艺术品屡见不鲜。与现代良马相比，这尊铜马与中亚土库曼的阿哈—捷金马最为近似，可能属于同一血缘品种的马。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出土了大批铜俑，其中有驾车乘骑的铜人马38件，铜奔马1件，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马仪仗。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或马超龙雀，造型上一反秦汉雕塑以静态或静中寓动的方法表现马的方式，而着意表现马的动态，雕塑了一匹躯体健壮的骏马头微左侧、张口嘶鸣、束尾飘举的俊逸姿态，完全符合骏马在运动中的自然形态，给人协调自然、神采飞扬的印象。大量的异域良马进入中原地区，必然发生交配，造成马种的改良。北方游牧民族以骑射见长，善于养马，汉代大量胡人进入中原，也带来了草原民族的养马技术。《汉书·金日磾传》记载，金日磾是匈奴休屠王之长子，休屠王与昆邪王降汉，休屠王半途后悔，欲归，被昆邪王所杀。金日磾与母亲、弟弟入汉，“输黄门养马”，因而受到爱马的汉武帝的赏识。“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异而问之，具以本状对。上奇焉，即日赐汤沐衣冠，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91]金日磾善养马，与其出身草原民族有关，由他掌管宫苑御马的饲养，自然把匈奴人养马的技术运用其中。在汉代西北地区养马的地方，当有更多的胡人参与其事。

汉朝获得大量域外良马，发展了骑兵，提高了汉朝骑兵的战斗力。西汉从景帝开始置苑养马，至汉武帝反击匈奴，已经拥有大量良马。这些马有的饲养在京师长安，有的在西北地区置苑牧养。《后汉书·质帝纪》记载：汉安元年“秋七月，始置承华厩。”章怀太子注引《东汉记》曰：“时……远近献马众多，园厩充满，始置承华厩令，秩六百石。”东汉卫宏《汉官旧仪》卷下云：“天子六厩，未央厩、承华厩、騊駼厩、路軨厩、骑马厩、大厩，马皆万匹。”“中黄门驸马、大宛、汗血马、乾河马、天马、果下马。（果下马，高三尺，驾辇。大宛、汗血马皆高七尺。乾河马，华山神马种也）。”[92]同书补遗云：“太仆帅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93]南齐时孔稚珪《上和虏表》论汉朝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策略：“匈奴为患，自古而然。虽三代智勇，两汉权奇，算略之要，二途而已。一则铁马风驰，奋威沙漠；二则轻车出使，通驿虏廷。”[94]汉武帝时反击匈奴，汉朝已经拥有强大的骑兵。元朔六年（前123年）春天，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将军和十余万骑兵，二出定襄数百里，攻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数万，两次从陇西出击，夺取河西走廊。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骑兵二十四万，步兵十余万，分兵两路出击，北越大漠（今蒙古戈壁沙漠），大败匈奴单于。从汉武帝反击匈奴到东汉时最终击溃匈奴，汉朝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汉军中“胡骑”是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文献中提到的胡骑有的指胡人的骑兵，亦泛指胡人军队，包括匈奴骑兵。《史记》中屡称匈奴骑兵为“胡骑”，如周勃“至武泉，击胡骑”,“击韩信胡骑晋阳下”,“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95]；高帝“十一年春，故韩王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距汉”。[96]有时指归附的胡人骑兵，包括胡兵和胡马。在西汉保卫京师长安的卫戍部队里有“胡骑”。《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颜师古注：“长水，胡名也；宣曲，观名，胡骑之屯于宣曲者。”“胡骑之屯于池阳者也”。[97]《汉书·宣帝纪》记载，西羌反，汉朝调发军队平叛，其中有“胡、越骑”。[98]在边境地区汉军中也有“胡骑”。上引《后汉书·段颎传》记载，段颎“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99]居延汉简中有一简云：“以食斥侯胡骑二人五月尽”。[100]另一简乃《□属国胡骑兵马名籍》。[101]又一简云：“始搷过胡骑外输沈里前”。[102]说明胡骑是屯守居延驻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末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写袁绍军中有大量胡骑：“莫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陈琳《武军赋》写袁绍军队有大量胡马：“南辕反旆，爰整其旅。胡马骈足，戎车齐轨。”[103]这种包括胡兵和胡马的胡骑，可能是周边游牧民族降附骑兵改编而来，成为汉军重要组成部分。

马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敦煌悬泉置出土简牍和居延汉简中有不少“传马”“驿马”的记载，传马、驿马即置驿供行人骑乘的公用马匹。出土的Ⅴ1610②: 11—20简为建始二年（前31年）三月悬泉置《传马名籍》，将传马匹数、特征都记录在案。[104]悬泉置的驿马随时被征用，供东西往来的外国使节和汉朝出行的官员出行。敦煌悬泉置出土一枚汉简云：“……騩，乘，齿十八岁，送渠犁军司马令史勋，承明到遮要，病柳张，立死。卖骨肉临乐里孙安所，贾（价）千四百。”[105]騩，是毛浅黑色的马，被指令送到渠犁军司马令史，病死半途。又一简云：“五凤四年九月己巳朔己卯，县（悬）泉置丞可置敢言之：廷移府书曰：效谷驿传马病死爰书：县（悬）泉传马一匹，骊，乘，齿十八岁，高五尺九寸，送渠犁军司（马）令史……”（Ⅱ0115③: 98）[106]10这两简记载的都是以悬泉置驿马送渠犁屯田官马病死的事件。又一简云：“……齿九岁，高六尺二寸，乃三月乙卯送罢戊校侯张君……”（Ⅰ0205②: 3）[107]又：“□骑士六人，持马送戊校。”（Ⅱ0115②: 173）[108]似乎都是送人后发生了事故，才记录下来的。Ⅴ1311④: 82和Ⅱ0115③: 96两简内容都与冯夫人路经悬泉置有关。[109]Ⅱ0114③: 522简则与乌孙公主路经悬泉置有关。[110]在汉代驿置饲养供骑乘的驿马有的来自周边或域外良马。居延汉简有一简记载，属吏士张禹病，其弟张宗“自将驿牝胡马一匹来视禹”。[111]

马作为个人坐骑，从汉武帝开始，马主人注重马的佩戴和装饰，并以域外珠宝装饰为尚。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紫金为萼，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以铃镊，饰以流苏，走则如撞钟磬，若飞幡葆。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玟回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熊罴毛有绿光，皆长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孙有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112]骑上来自域外的良马，马身上又满饰域外输入的金银珠宝，是当时人感到十分荣耀的排场。

汉代马作为重要交通工具还表现在以马驾车上，汉代墓室壁画、画像石、汉画像砖上有不少车马出行图，是贵族出行生活的反映。这种艺术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特别是徐州、山东、四川、河南、陕西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绘制车马出行图壁画是东汉墓葬墓室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东汉盛行厚葬观的重要体现。洛阳汉代墓室壁画中《车马出行图》频频出现，为我们研究中原地区汉代艺术、了解汉代社会提供了图像资料。《车马出行图》是墓主人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产物。同时在汉代人的观念中车马又是遨游三界的交通工具。[113]车马出行图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艺术信息，目前出土发现的汉代的车马出行图大多呈现“战争”“狩猎”“出行”等题材。有的车马过桥还有“升天”等文化寓意。[114]以马驾车，马的匹数跟主人的身份地位有关，在汉代壁画和画像石中有的单马驾车，有的两马驾车，有的三马驾车，这些都体现出主人的不同身份。

“胡马”在汉代已经进入诗歌的咏唱中，成为思乡意象。被匈奴拘留的苏武归国，与投降匈奴的李陵作别，诗云：“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115]以黄鹄自比，用胡马比李陵，写留在异乡的他对家乡和朋友的思念。汉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中有《行行重行行》一首，云：“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116]“依北风”“巢南枝”是动物怀念乡土情感的本能的表现。这是托物喻义，在文中意思是说胡马和越鸟尚且如此，难道远游的人就不思念故乡吗？这两句是思妇对游子说的，意思是人应该有恋乡之情。“胡马”作为诗歌意象更多地出现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诗歌中，有的借胡马写壮志，有的借胡马写思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