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俗本体与民俗主体：古村镇民俗文化的内部生态结构

民俗文化场是由“民俗”和“人”共同构成的文化场域，与自然场和社会场交错、并存，是古村镇民俗文化生态中最主要的子系统。民俗文化场内的民俗文化和俗民两大要素，即民俗的本体和主体，形成了各具特点、相互影响又彼此独立的结构体系。本体是“骨骼”，主体是“血液”，共同决定着民俗文化场，乃至整个民俗文化生态的总体效应。

（一）晋中古村镇的民俗本体

民俗本体即民俗文化的存在体，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需要而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生活文化。换言之，民俗本体就是特定区域内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每个民俗本体在生态系统中都拥有自己的位置，有层次、有规律地组成了完整的体系。宏观上，民俗本体分为三大类，即经济民俗、社会民俗和信仰民俗。经济民俗位于金字塔的底层，包括物质生产、物质消费、交易运输等习俗；社会民俗位于金字塔的中层，涵盖了古村镇世代传承的社会制度与交往习俗；信仰民俗位于金字塔的顶层，主要指民众的思维观念及精神信仰。三个层次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没有绝对界限，共同维系着金字塔的稳定与平衡（见图1-3）。

1.经济类民俗本体的生态结构

经济类民俗本体指古村镇民众为了满足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需求而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习俗惯制，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民俗、交通运输民俗和消费民俗。晋中古村镇最主要的生计方式有三种：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种生计方式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明清以前，农业一直主导着晋中古村镇的经济结构，耕地寄托着人们生活的全部希望。明清时期，商业为这些靠天吃饭的农民带来了新的生计方式，许多头脑灵活的农民摇身变为商人，古村镇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但是，商人并没有抛弃土地，财力雄厚的大商人将土地出租，按时收纳租金，收获粮食蔬果；小本生意的经营者大多亦农亦商，土地和店铺兼顾。这一时期，农业和商业两种生计方式并存，农业满足人的温饱，商业为人聚敛财富，明清时期晋中地区的社会性质应当用“农商文化背景”来概括。清末民初，随着晋商的逐渐衰落，许多古村镇又回归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

手工业也是古村镇居民主要的生计方式之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实现，手工业作为一种世代传承的经济力量，开始在各种经济生产领域发挥作用。明清时期，太谷、平遥、介休等古村镇都形成了独立发达的手工技艺行业，覆盖了生产劳动、起居饮食、医药娱乐等各个领域。手工业与农业、商业并存，成为古村镇心灵手巧的民间匠人的主要生计手段。

2.社会类民俗本体的生态结构

社会类民俗本体指古村镇民众及社会集团在村内、村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习俗惯制，包括家族民俗、社会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游艺民俗等。这类民俗本体位于金字塔中层，支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事务，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

晋中古村镇大多为杂姓村，原因在于该地区多数古村镇商业发达，交通便利，资源充足，环境优越，成为大量外来人口理想的居住地。历史上，灵石静升村是一个发达的商业村，村内居住着张、王、李、杨、蔺、田、程等近百个姓氏的村民，同一姓氏聚居于一条街巷，并出现了以姓氏命名的街巷，如张家巷、李家巷、蔺家巷、田家巷、程家巷等。那些充满血缘亲情的街道和建筑不仅成为村落结构的基本骨架，更重要的是代表着家族势力，构建了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民俗生态结构。人们在外依据村规民约生产交往，在内按照家法族规说话行事，两者一起构成了古村镇民众的行为准则，使人们在这样的经纬线上约束着自己，维护着共同的社会秩序。以家族和村落为中心，古村镇民众还开展了许多社会民俗活动，构成了婚丧嫁娶、岁时节日、游艺娱乐等丰富的社会民俗本体。

3.信仰类民俗本体的生态结构

信仰类民俗本体是古村镇民众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22]，位于金字塔的顶层，受到民众的崇信，特定条件下甚至会成为支配物质生产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晋中古村镇几乎村村有庙，庙宇占据着风水极佳的位置，在有限的村落空间之内，安放神灵的圣地却随处可见，没有神灵的庇佑，民众便无法安枕。介休张壁村有两座城门一条主街，寺庙建筑多集中在两座城门附近。南堡门周围分布着关帝庙、可罕庙和魁星楼；北堡门周围分布着兴隆寺、真武殿、三大士殿、空王殿、二郎庙等[23]。包括原始遗迹在内，张壁村现存5座大庙，28座小庙，供奉的主要神祇有释迦牟尼、观音、空王佛、可罕王、关帝、土地、山神、真武、吕祖、痘母、姑嫂、文曲星、阎罗王……儒、释、道三教的数十位神灵同住这座袖珍城堡，村民围绕乡村庙宇开展了丰富的崇信祭祀活动。

晋中古村镇的每一个民俗本体在金字塔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节点”，并通过一定的“线路”、“结构”与其他本体相联系，这种联系既发生于金字塔同一层次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层次之间，最后在不同本体的普遍联系中构成了一张动态的生态之网。

（二）晋中古村镇的民俗主体

在古村镇民俗文化生态系统里，人的作用在于沟通着自然、社会和民俗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能量转换，推动了整个民俗文化生态系统的运行和变化。晋中古村镇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明显分野：一类古村镇延续着传统乡土模式，传统民俗文化以自然自在的方式延续，民俗主体的结构较为简单。另一类古村镇以传统建筑遗产为依托，大力发展旅游业，外来影响对古村镇自在民俗产生冲击，形成更为复杂的民俗主体生态链。

1.传统型古村镇的民俗主体生态链

晋中地区仍存在一些传统型古村镇，也称常态型古村镇。这类古村镇在历史上处于地方政治、商业交往的枢纽位置，随着社会变迁，政治重心转移，商业功能改变，这些村镇成为偏远之地。然而，与旅游开发型古村镇相比，正因为这类古村镇偏远落后，传统文化没有受到过多的人为控制，整体乡土风貌没有被破坏。晋中典型的传统型古村镇有祁县谷恋村、平遥梁村、平遥段村等。这类古村镇民俗主体结构较为简单，主要包括民俗创造者、民俗传播者、民俗接受者和民俗享用者（见图1-4）。

传统型古村镇的民俗文化经历了创造、传播、接受和享用这四个环节的主体作用。民俗的创造者和享用者是民俗文化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位于生态链的两端。通常，民俗的创造者也是享用者。首先，民俗的生产和消费总是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的，当民众利用耧犁锄耙创造农业生产习俗的同时，也是这种生产习俗的实践过程。此时，民俗不需要传播者和接受者，创造和享用都由同一人（或一群人）完成。其次，一种民俗的创造者也是其他民俗的享用者。每个人都不断地从生活环境中感受民俗、学习民俗、享用民俗，并加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使民俗得到再创造。民俗活动既是民众创造和享用民俗的时刻，也是民俗得到传播和接受的过程，创造、传播、接受和享用可以在同一时空中完成。简言之，传统型古村镇的这四种民俗主体由普通村民构成，他们虽然没有刻意介入民俗系统，却潜在地控制着民俗的创造、传播、接受和享用，成为民俗生活中无形的控制力量。

2.旅游开发型古村镇的民俗主体生态链

晋中地区一些商业特征鲜明的古村镇正在积极发展旅游业，较成功的案例有祁县乔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等。古村镇在打造“大院”建筑遗产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大院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软实力，同时管理者、投资者也加入民俗文化的保护中。古村镇的民俗文化已经不只属于普通村民，更属于古村镇里“所有的人”。

旅游开发型古村镇的民俗系统除了受到民俗创造者、传播者、接受者和享用者影响之外，还受到管理者和投资者的管控（见图1-5）。管理者是古村镇民俗活动的组织者和负责人，他们主动、具体、有意识地介入到民俗文化的创造、传播、接受和享用过程中，使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更加规范有序。投资者将有形资本投入到无形的民俗文化上，为民俗创造、传播、接受和享用注入新的活力。以介休张壁村为例，2009年张壁古堡成为凯嘉能源集团的投资项目。凯嘉能源集团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对张壁古堡进行了旅游规划设计、建筑遗产开发和民俗文化保护等工作，共有100多名公司职员常驻张壁村，负责开发、接待、卫生、安保等事务。目前，不仅当地老百姓是张壁村的民俗主体，而且凯嘉能源集团也成为民俗投资和管理的重要承担者。晋中许多古村镇在旅游经济的带动下，有了专门的投资公司和管理机构介入古村镇民俗文化的保护利用，使古村镇民俗主体的生态结构逐渐复杂起来。

（三）古村镇民俗主体的创造力与乡村智慧

民俗主体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适应特定地域的生存环境，积累了许多生活经验和传统知识以满足生产生活之需求。生产生活过程，就是民俗文化创造的过程。古村镇民众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将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民俗文化联系起来，构建了和谐有序的民俗文化生态。

1.风水观念：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相处

中国传统村落将风水观念作为处理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以追求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从而保障家道顺利，村镇安宁。晋中古村镇民俗主体强烈的风水观念主要表现在村落选址、布局和设施等方面。第一，风水观念中背山、面水、向阳是古村镇选址遵循的基本原则，晋中古村镇无一不是为追求“天人合一”、“自然之道”而构建的。背山傍水、负阴抱阳是古村镇村民长期积累形成的风水经验，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生活安定。第二，古村镇的布局受到人们心理趋向和精神追求的影响，整体轮廓通常是按照某种祥瑞图案构筑的。许多“凤凰城”、“龙城”、“八卦城”都是民众将自然山水和村落布局巧妙融合的结果，是富有生态意识的聚落空间。第三，许多古村镇在讲究整体布局之外，还特别注重村落设施与自然的感应和协调。介休张壁村有31处村落设施与天文星宿遥相呼应，如村落中原有六棵蔽日古槐树，排列成北斗七星的形状。风水观念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古村镇民俗主体顺应自然规律，利用经验和智慧在自然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适应力和创造力之显现。

2.村规民约：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

晋中大多数古村镇是由若干家庭、家族结成的乡亲协同体，人们生活在伦理道德自治的乡土社会中，自觉形成了约束言行举止的民间法规，使村落的人际交往、社会关系得以和谐有序进行。第一，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和“同乡”、“同亲”的乡土意识使古村镇村民和睦相处，协同生活。例如，明清时期，静升村内王家成为声名显赫的晋商大家族。王家飞黄腾达的同时不忘帮衬乡里，他们经商不用外人，只用本村邻居，组成了数百人的外出经商队伍。闲置的田地也交予左邻右舍耕种，不收地租，只按时收纳一些新鲜的粮食蔬果。乡亲们都称王家为义商，相处和谐融洽。第二，地域观念使古村镇民众培养了维护村境、修建公共设施的责任感。每当与邻村发生土地、山林、水域纠纷时，村民维护本村利益的意识便十分强烈，有些村落甚至因此发生械斗事件。在村内生活中，全体村民则共同承担起庙宇、道路、水井、涝池等公共设施建设的义务。第三，共同的生活秩序使古村镇村民自觉地规范行为，管理自我。这些无形的村规民约是古村镇民俗主体运用聪明才智积累的人际交往经验和村落管理知识，营造了和谐有序的公共生活空间。

3.文化审美：心灵内部的诗意表达

“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一切劳作和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却是诗意的。”[24]人类在土地上生产生活，绝不仅仅满足于“有饭吃、有屋住”的简单物质占有，而是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享受，即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土地上。基于这样的审美需求，村民们竭力将古村镇营造成美丽的生活空间，走入村中，美好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性的是建筑和艺术。

晋中地区以晋商大院著称，这些宏伟壮观、精致美观的晋商宅院集中体现了人类居住与审美的双重需求。三雕艺术是晋商院落画龙点睛之笔，祥瑞图案随处可见，体现了人们丰富的审美情趣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古村镇许多村民会唱戏、会表演，当他们穿上色彩鲜艳的戏服演绎戏剧中人物的时候，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观看表演的村民，注意着演员的每一个表情、动作、唱词，无意间展开了一次朴实细腻的审美活动。还有村民爱好剪纸、面塑，不论其技艺是否熟练，图形是否精美，都经过了自身独特的审美创造，表达了丰富的内心情感，创造出了理想世界的图景。在审美过程中，人们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得到充分挖掘，对美的感悟也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