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然场与社会场：古村镇民俗文化形成的外部生态环境

古村镇的民俗文化生态指特定地域内普通民众创造的民俗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民俗文化内部各个单元的结构和关联。民俗文化生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自然空间、社会环境、民俗活动。自然空间是古村镇村民生活的地理空间背景，是本源性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古村镇人居环境的建设中既是基础也是环境构型的参照。人的生态性、生存本性决定了人对自然不能是征服性和役使性的，而应该是共生共在的亲情与伙伴关系，其中包含着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相统一的过程，这样的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发生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空间，所以称之为“自然场”更为恰当。社会环境特指构成社会的“骨骼”和“最后动力”的经济、政治和物质生活方式等因素，是村民们在一定自然条件基础上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社会场”。民俗活动是乡村民众在生存的地域范围内形成的生活行为方式，是对自然、社会进行文化适应而形成的生活策略与传承性文化，可称之为“民俗文化场”。这里对自然空间、社会环境、民俗活动分别用“自然场”、“社会场”、“民俗文化场”与之对应，“场”本来是从物理学中引进的一个概念，是指物体在空间中的分布情况和时间上的变化规律。对“场”的借用旨在说明古村镇村民生存发展所依托的自然空间、社会环境、民俗活动是一个时空结合、动态多变、包含着村民这一“主体”生命体验和文化创造的载体。“三场”是民俗文化生态的三个基本要素，每个要素都可以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系统。与“三场”紧密关联的是“一体”——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和民俗活动的参与者，即普通的俗民（见图1-2）。在民俗文化生态中，以民俗文化场为中心，通过人的活动和沟通，自然场与社会场为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提供了外部生态环境，民俗文化场又反作用于自然场和社会场，构成了一个以人为主要沟通渠道、“三场”互动制衡的有机整体，形成“多元场效应互动”[19]，这正是我们构建的古村镇民俗文化生态的“三场一体”理论，运用这一理论有利于把握古村镇民俗文化生态的内在结构和动力性特征。

（一）汾河流域古村镇自然场与民俗文化的形成

汾河流域晋中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东部边缘，东依太行山，西临汾河，地势东南高、西南低，总面积16408平方千米，山地占总面积的65％，丘陵高原占10％，平川占25％。晋中古村镇集中在榆次、太谷、寿阳、祁县、平遥、介休、灵石和昔阳8个县（市），沿汾河走势，由西北向西南线性分布。多数古村镇位于晋中盆地，平川密集，水源充足，农田毗连；少数古村镇山势起伏，地形险要，山林环绕。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晋中古村镇可分为两类：盆地、平川型，以榆次东阳镇、太谷北洸村、祁县谷恋村为代表；山地、丘陵型，以介休张壁村、灵石静升镇、灵石夏门村为代表。晋中古村镇自然场中的自然要素，为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打上了自然生态的烙印。

1.人与土地的能量转换：古村镇的农耕文化

汾河流域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优势于史前时代已显现出来，这里气候温润，土壤肥沃，临近水源，奠定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古村镇的一代又一代农民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着汗水，将身体能量转化为破土而出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他们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生产经验，提高了身体与土地能量转换的效率。这种人与土地的能量转换方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文化。如古村镇民众善于对面食精雕细琢的饮食习俗，既是对小麦等自然植物的消费，也是对土地和身体能量的再次转化，具有深层的生态意蕴。农耕文化是晋中古村镇的底色，各类民俗形态的生成与发展都以“土地—人—农耕”这一生态关系为基础，体现着古村镇民俗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基本关联。

2.高山与平川：古村镇的居住与交通

晋中地质地貌的不同使古村镇在选址、布局、建筑形态等居住民俗上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平原、盆地型古村镇如榆次东阳镇，山地、丘陵型古村镇如灵石夏门村。“高山”与“平川”还影响古村镇民众的出行方式。在地势陡峭的古村镇中，平原村的手推车、平车等日常交通工具较少使用，人们出行和运输主要依靠双脚、双手、双肩等看似用之不竭的身体能量。

3.生态时间的感应与调节：古村镇的岁时节日

在自然的无声律动中，人类根据自然时序和天象物候，建立起岁时观念，形成了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等岁时节令。这些岁时节令为乡民确定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耕作周期，使人与土地的能量转换得到有益调节，促进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节日是生态时间的特殊形式，在节日里人们忘却劳动的疲累，尽情享受狂欢的愉悦，时间仿佛就此凝固。实际上，节日永远无法摆脱与时间的关联，节日里狂欢的人们正在对过往的时间不断追忆、沉思。例如，介休古村镇的民众在寒食节和清明节不仅要踏青赏春，更要缅怀祖先和逝去的亲人，纪念古代晋国的忠信贤臣介子推。他们将“历史”和“现在”放置于同一时间体系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时间的循环与恒久。

4.万物皆有生命：古村镇的民俗信仰

远古时期，生产力极为落后，先民面对瞬息万变的自然界，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认为自然万物与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灾难是自然界发怒的结果。每当遭遇灾害，先民便虔诚地对大自然顶礼膜拜，许多自然神灵应运而生。晋中古村镇以农耕生产为主，靠天吃饭，对雨水的崇拜产生了龙王、商汤信仰；对土地的崇拜产生了后土信仰；对虫害的畏惧产生了蝗虫神祇崇拜。并且，夏季汾河易发生洪涝灾害，临近的古村镇便形成了对汾河之神台骀的崇信。静升古镇的五里长街东起三官庙，西至关帝庙，沿街有社神坛、八蜡庙、眼光庙、白衣送子观音庙，绕古镇流淌的小水河、中河与南河之间有后土庙和龙王庙，这些庙宇的对面大都有建筑精美、装饰考究的古戏台，用以酬神演戏，表达对诸神的礼敬。[20]古老神圣的民间信仰、巍峨壮观的乡村庙宇、应时演剧的剧场戏台，构成一个内涵丰富的象征系统，表征着村民们生产生活与天、地、水、身体、生命之间的生态关联。

（二）汾河流域古村镇社会场与民俗文化的发展

如果说自然因素为古村镇民俗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那么历史沿革、政治制度、民族关系、人口迁徙等人文因素则构成了社会的“基本骨骼”和“发展动力”，使民俗文化在社会变迁中不断丰富，保留着时代的烙印。

西周初年，周王朝将山西建设为军国重镇——“唐”，使之成为周王室的“藩屏”，叔虞死后，其子燮父改国号为“晋”。春秋时期，晋国兼并诸侯，在汾河岸边设置箕（今太谷）、祁（今祁县）、邬（今介休）等县；战国初三家分晋，赵国建都晋阳（今太原）。汉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太原郡辖汾河中游地区，发展迅速。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活跃，河东匈奴散居于“晋阳汾涧之滨”，汾河两岸遍布匈奴部落。唐代空前盛世，少数民族基本融入汉族之中。唐王朝不断加强山西的军事建设，晋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宋、辽、金、元，经历了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的更迭，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市井经济不断繁荣，底层文化受到关注。明、清两朝，汾河沿线出现了许多庄重宏伟的深宅大院，晋中的太谷、祁县、平遥、介休车水马龙，商业氛围浓厚，古村镇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

1.商人的精致生活：古村镇的民俗与晋商

晋商兴盛于明、清两代，商业的异军突起将汾河流域传统农业村落卷入了货币堆砌的世界，出现了许多商业色彩浓厚的古村镇。古村镇居民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发生了重大转变，突破了传统农耕社会农民的朴拙与保守，表现出强烈的求富欲与进取心。山西商人虽然背井离乡，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使他们在财产丰盈之后，必定回乡大兴土木，修筑宅院。晋商的民居建筑十分考究，三雕艺术尤为精美，具有祈福纳祥、多子多财的美好寓意。商业巨贾家族庞大，支系繁多，每逢年节都要举行盛大的家族活动，特别是家族祭祀，维系了家族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商业贸易使古村镇形成了活跃的市场，各种手工技艺百花齐放，如平遥的推光漆器、冠云牛肉，太谷的龟苓集、太谷饼，甚至村镇集市上打铁、酿酒、磨豆腐、吹糖人的“小把戏”，都丰富了乡民的生活需求。晋中许多地方戏种也与晋商有关，晋剧、中路梆子、太谷秧歌等地方戏曲正是基于晋商的娱乐需求和经济支持才得以快速发展的。另外，为了保证商人的财产安全，出现了专业的押运人员，形成了一套具有实用价值的武术拳法——形意拳。其实，晋商对古村镇民俗文化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例如：古村镇乡民崇尚货币和财富，许多家庭供奉财神，主张和气生财；生活的富足促进了古村镇社火等游艺娱乐活动的繁荣。

2.古堡和可罕王：古村镇的民俗与军事、民族

山西省内，一些地处要塞的古村镇不论是在村落的形态结构、街道建筑等物质文化方面，还是在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军事特征。山西是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冲突、对接之地，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古村镇庙宇建筑、民居设计等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信仰惯制等非物质文化都彰显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军事防御和民族融合成为山西古村镇的两大特征，体现出武力较量与兼容并蓄的冲突和美感。例如，介休张壁古堡就是晋中地区军事防御与民族融合相互交织的典型古村落。张壁村是一座军事防御型古堡，村内明堡、暗道、号灯、水井、粮仓等军事设施齐全，这里相传为隋唐时期刘武周抗击李世民的大本营。[21]村民们对刘武周十分崇敬，为他建庙立碑，焚香祈祷。可罕庙内供奉着将领刘武周，他虽是汉族人，但效力于突厥，得以蒙古族首领称谓。刘武周在此开展军事活动时将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带入了张壁村，张壁文化因而显示出汉族与少数民族互为生长的局面。这里的大多数庙宇建筑都以汉族的传统砖雕和少数民族的琉璃制品共同作为装饰，如关帝庙大殿殿檐下刻有牡丹、梅、菊、莲等砖雕艺术，殿脊上则装饰着琉璃脊筒和葫芦宝瓶，精致朴素与流光溢彩相结合，是张壁村民族融合在民俗文化上的呈现。

晋中古村镇民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自然场与社会场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了民俗文化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适应和反馈，达成了民俗与自然、民俗与社会之间的耦合。对古村镇民俗文化的研究应当充分考虑到外部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将民俗置于整体的生态背景之中，才能找到民俗现象的生态性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