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引擎支柱：“新动能”促进“新经济”增长

一、新旧动能转换窗口期的挑战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新时代山东工作的总要求——山东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走在前列，全面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是山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牵引。2018年1月，国务院批复山东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2月22日，也就是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吹响了向高质量发展的进军号。

（一）新旧动能转换加快，胶州凤凰涅槃指日可待

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它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每逢浪潮接替期，便会涌现新的发展契机。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区域经济的崛起息息相关，每次的科技革命都能够改写世界经济版图和政治布局。当前，我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孕育，集聚迸发，这场革命必将引发产业分工的重大调整，重塑地区竞争的格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早有科学准确的判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地方经济发展的思路，务必要站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高度来看。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高速到中高速，是从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长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改变，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都在相应改变，系统性地进入一种新的状态。以前曾提出“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经济当下只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还不能说已经进入这个阶段。具体落实到地方经济，这种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重要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显示了挑战的难度。成功地推进这一转变，需要深入分析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结构性因素：服务业比重上升；新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产业集群的加快成长；全球化进程面临的冲击、调整和新机会；生态文明建设，构成了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背景性因素。

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只有站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才能审时度势、未雨绸缪。进入新旧浪潮接替期，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地区，在对新生产要素重视程度和新动能培育节奏上，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态势。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启动实施，不光是要治“山东病”，而且要为全国提供经验借鉴。

（二）用创新思维铲除胶州“金字招牌”的绊脚石

众所周知，山东省资源型、重化型产业结构充满诟病，产业层次低、质量效益差、污染排放重等是山东省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山东入围的企业大多分布在冶金、石化、造纸、纺织等传统行业。虽然山东省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收效甚微。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山东省政府没有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调整产业结构呢？创新力不足是制约的关键因素。一些企业家反映，许多在南方搞得很红火的新产业，在山东有的刚起步，有的寻觅不到踪影，有的甚至尚不知为何物。山东经济“大而不强”，很重要一方面是缺少高精尖产业引领。

山东经济“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比如，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实现了弯道超车；杭州信息经济增加值增速超过GDP增速两倍以上，对GDP的贡献率超过50%。数据显示，2017年，山东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6000家，然而，广东已超过3万家，江苏突破1.3万家，浙江也达到11462家……

在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胶州市转入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就是建设创新引领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三）拓宽思路，打造新旧动能转换的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想振兴地方经济，就要把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重要方向。要抓住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趋势，就要推动实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

这表明，地方政府要想振兴地方经济，要从政府角度出发：一是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新突破形成发展新动力；二是全面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地方经济对外开放的大通道、大平台、大布局——这需要思维的大突破。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说的是：人生离别如浮云般飘忽不定，岁月如流水般一晃便是十年。胶州地方经济发展已经数年，通过数年的摸索，终于看清了自身的发展机遇。

回望改革开放的40年，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造……胶州市政府不断地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动能发展，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在重要历史节点上，齐鲁儿女非常善于把握机遇，许多探索已经成为全国的“风向标”。

然而，在我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居民消费加快升级、创新进入活跃期的关键时刻，胶州深知老套路不仅难有出路，而且还会坐失良机。胶州市领导认识到新旧动能转换实质上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生产方式、体制机制、工作模式等诸多方面的革命性变革。

一场重大的变革，需要寻求新思维、新方式、新机制和新平台，这对胶州市干部群众的思想境界、能力水平、创新精神、工作状态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托尔斯泰曾说，文明的建立不是依靠机器而是依靠思想。在诸多挑战中，思想解放是位居首位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后，新产业发展突破了过去产业发展的依赖路径，开始按照知识经济发展规律，以知识型企业、科研机构、大学为基础，强化链接，构建生态性、集群性关系网络，促进新动能的产生。纵观胶州市的发展情况，其与先进县域市的差距，根源在于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差距。

青岛市委市政府在《青岛市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讲话中明确指出：思想认识要再提升，充分认识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工程的重大意义，切实提高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主动性、自觉性；工作措施要再落实，按照“创新+三个更加”目标要求和“一三三五”工作思路，紧紧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谋划新旧动能转换的总体规划、实施意见和专项方案。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没有事业的大发展，思想解放往往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是高质量发展，那么，地方政府应该如何看待“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呢？

从宏观经济上来看，十九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挤去发展中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重点是提升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2017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也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要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强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要调整到5% ～6%，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5%左右，实际增长5% ～6%，也可称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

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如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人增长反而要快些。

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重要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显示了挑战的难度。成功地推进这一转变，首先需要深入分析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个结构性因素：在产业结构维度上，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相应上升，是这一时期最具规律性的变动。服务业是一个品类复杂的集合体。近年来，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一些结构特征值得关注。批发零售是服务业中“最老”的一个行业，现在依然快速增长，多少与人们的常识背离。一方面得益于网购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如果与发达经济相比，批发零售乃是行业最大的短板之一。这一行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应当是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的必然结果。

与此相反，中国金融业比重超过发达国家也出人意料。近期中国金融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8%，高于美英等金融业发达国家。如果不认为金融业在中国具备特殊竞争力，以致在产业素质上超过美英等国，那么，合理的推论应是中国金融业存在着严重的自我循环、泡沫和进入屏障。金融业下一步在中国的发展，应当是通过改革、开放、创新调整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比重。

中国服务业今后发展的重心，不仅包括研发、设计、信息服务、物流、咨询服务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还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等在内的社会和个人服务业，这两个重心分别对应了制造业升级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些行业具有较高的知识密集度，更多地需要面对面服务，对从业者积极性、创造性进行提升，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有可能产生较高生产率。服务业通常被认为是生产率低的领域，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兴起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格局。

与生产性服务业直接相关的是制造业。相当多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原有业务通过外包等形式追求专业化分工和规模收益发展起来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造业的升级水平。制造业的服务化，部分服务业的制造化，都从不同方向揭示了相同的内在关联，在新信息技术革命的环境下尤为如此。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坚持发展制造业导向不动摇，有条件形成一大批具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行业和企业。这样，与德国相似，中国制造业比重将会高于标准模式，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上独具优势。在这一制造业体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可能表现为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这正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

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新信息技术革命加快推进。在常规发展路径上，先行国家创造的技术、经验等，可以使中国以追赶者的身份继续前行。然而，新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把中国相当多的领域直接推到了全球创新前沿，从而展现了更为多元，因而更为复杂、机遇与挑战相互交错的图景。在新信息技术革命的场景中，如果说互联网是通道类的基础设施，大数据是原材料，人工智能则类似于具有加工能力的机器设备。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潜能的拓展，这场技术革命的深远影响是我们难以估量的。

与以往技术革命中差距过大不同，这次中国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方面已能并驾齐驱，抑或局部领先。中国已经有了一批走在创新前列的企业、技术和商业模式。不仅如此，中国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具备若干显著优势，如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中国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且消费结构正在升级的市场，诸多原创于国外的技术，在中国转化为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包括网购、移动支付、高铁等，就属于这种类型。中国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市场导向的产业集聚则使产业配套优势具有稳定和持久性。有关的例证是，美国硅谷的创业者也要到深圳华强北寻找配套零部件。

经济与创新前沿接触面的扩大，将促成一些新景观，如终端需求的追赶性与生产技术前沿性并存，消费内容的追赶性与消费手段前沿性并存，等等。中国的移动支付在国际上领先，但所交易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并非如此。消费、生产、流通的不平衡，对不同技术和商业模式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在新的场景下，中国的创业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当然，技术超前的影响是复杂的。如新技术在有助于减少贫困的同时，是否会以另一种方式加大收入分配鸿沟，也是一个有待观察和评估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的第三个结构性因素：大都市圈的加快成长。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之中，近两三年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包括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内的资源加快向大都市圈集聚。集聚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激励创新，增加收入，带来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而这些效应正是集聚发生并加快的原因所在。

中国大都市圈加快发展，同样符合国际范围显示的这个阶段城市化发展规律。美国、日本以及欧州各国其他经济体，大都市圈集中了大部分人口、资源、产出和创新。以发达国家大都市圈的经济密度衡量，中国大都市圈的聚集程度还有很大差距。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正常推进，将会出现若干3000万、5000万乃至更多人口的大都市圈。

由此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对大都市圈住房需求的上升。用传统的一三线城市区分房价水平已不适用，房价水平的差异更多体现在大都市圈以内和之外。在大都市圈以内，一些小城镇的房价也令人侧目，而在大都市圈之外，城市化进程迟缓的一些地区，即使作为当地的一线城市的省会城市，房价也上不去。然而，近年来大都市圈房价异乎寻常地上升，更多地要由供给侧体制性、政策性因素来解释：包括城市建设用地的地方政府垄断，以土地谋发展的城市发展模式；住宅用地比重长期严重偏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不能正常进入市场；租赁住房特别是长期租住住房供给不足；房地产税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制度建设尚未推开等等。这些都是下一步城市化进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挑战。

高质量发展的第四个结构性因素：全球化进程面临的冲击、调整和新的机会。全球化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不仅带来了增长动力，在逻辑上对所有国家都带来了好处。当市场和要素配置在更大范围扩展时，原来在一国范围内过得不错的某些产业竞争力下降，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要素和收入出现再分配。人们对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习以为常，而那些好处得到较少者或相对受损者不满的声音却响亮起来了。部分西方政客利用这个机会，力图把对全球化的不满转化为政治资源。

近期形势变化表明，一方面对全球化进程采取倒退、走回头路办法的空间并不大，对反全球化政治势力不宜高估。另一方面加强教育培训、社会保障，提供新的机会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对全球化进程进行反思和调整，也是必需和可能的。争取优势的实体经济，调整收入分配与创业机会，避免脱实向虚等，都应成为调整中的重要议题，进而为下一步全球化的重整再出发打好基础。

高质量发展的第五个结构性因素：绿色发展由理念到行动，有可能成为与传统工业化增长模式相竞争并获胜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减速的一方面原因，是在某些领域环境承受能力已经突破底线。典型的例子是雾霾，当雾霾严重污染环境，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难以正常出行时，那些产生雾霾的产业和企业显然不能继续扩张了，人们也会提出“经济增长到底为了什么”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原因，是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绿色正在成为人们生活品质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愿意为此付费。一系列重要需求和重要工业产品历史需求峰值的相继来临，使产能过剩成为突出问题，去产能必然包括那些产生重污染的产能。如果一二十年前在“要吃饭”还是“要环境”之间做出选择，人们可能倾向于前者，而到现阶段，人们已经可以把“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换言之，全面治理污染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

然而，如果把绿色发展仅仅等同于治理污染、环境保护，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缺陷的修补，那就低估了绿色发展的意义，或者说，并没有正确理解绿色发展的含义。绿色发展是与传统工业化模式并行且相竞争、更具优越性的另一科学发展模式。在传统工业化模式基础上，绿色发展将重新定义产出与投入、收益与成本，把那些隐蔽的、外部化的成本显示出来，把那些给人们带来福利的绿色收益显示出来，形成新的评价和运行机制。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绿色发展，将力图使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化为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以更低的成本、更优的资源配置、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视角下，绿色发展就不会减缓而是促进经济增长。实际经验也表明，绿色发展可以成为消费升级的新动能、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中国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的时候“介入”绿色发展的，通过“中途转换”的方式，以新的绿色发展模式完成余下的工业化、城市化任务。这样中国就可以降低发展模式之间的转换成本，并以“换道超车”的方式进入绿色发展的前沿，赢取新发展模式的优势。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对中国来说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有利条件是决策层对绿色发展高度重视，在顶层设计和长期战略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等基本理念，推动绿色发展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并增强。挑战则是这些理念和政策如何落地。依然存在的GDP优先目标导向与绿色发展相冲突，而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更多地依托于行政性手段和机制。由于收益难于内部化的特点，绿色发展仍更多地体现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组织、个人开展的公益事业，尚未转变为企业、个人日常的经济行为。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生态资本及其服务价值的核算方法和评价、交易机制的创新，而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为这方面的创新提供条件。

从“战略”到“战术”，胶州市委市政府在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中，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讨论，诸如“市场经济意识不强”“对争项目盯指标过于依赖”等问题纷纷被提了出来。针对利益固化的藩篱和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市委市政府提出，胶州市的发展要着重从传统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着重从单一的GDP增长速度情结中解放出来；着重从守旧守成中解放出来；着重从机械的政策依赖中解放出来；着重从窄视野、小格局中解放出来；着重从“我的政绩”中解放出来。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必须要脚踏实地地做事。解决多年积累起来的结构性矛盾，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付出艰苦努力，需要承受化茧成蝶前的痛苦。

把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工程蓝图转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征。长征道路虽然漫长，但时间不等人，容不得半点懈怠。一定要牢牢扛起重大政治责任和政治任务，张开怀抱拥抱重大机遇，先行先试迎接重大挑战，才能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明天。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给胶州市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二、总结典型经验，促进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是地方竞争机制的建设。经济发展必然会存在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中受到影响，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地方竞争机制建设中，培育新动能，改造传统动能，就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从单纯追求速度到更多追求质量的转变。

地方竞争机制建设中有一项“显性”的标准：高收入增长的幅度。收入差异的背后，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度、附加价值度的差异，或者说“产业质量”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低收入、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也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和内部。在高收入经济体之间，有的达到人均两三万美元后停滞不前，有的则高达人均五六万以至十万美元。在高收入经济体内部，也是高收入地区拉高了整体收入水平。

高收入增长幅度仅是其中一个维度，其背后的逻辑，体现的是地方性要素黏性的打造与高价值区域的战略意图。也正如管子提出的，治国首在富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何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

众多国际项目及基地的落户，再加上国家政策叠加、市内要素齐聚等因素的带动，共同激发胶州市强劲潜能，胶州市将形成地方性要素黏性与高价值区域。

（一）矩阵式治理，打造“多中心”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部分地区拥有更高的产业质量，是因为存在特定的“地方性要素黏性”，能够吸引高知识技术密度的要素，并将其优化配置和利用。所谓地方性要素黏性，是指通常说的“投资环境”或“发展环境”。但是要对高知识技术密度要素具有“黏性”，显然对要素市场条件、政府能力、产权保护、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有特定要求。

有的地区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当高的时候，依然能够出现较高的增长速度，就是因为形成了高质量的产业体系以及相配套的发展环境。在一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高质量产业处在产业体系的顶部，“花落何处”，取决于所需要的地方性要素黏性在哪里形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地区之间的竞争，特别是领先地区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体现为高质量产业体系和相应的地方性要素黏性的竞争。而胶州市，就是要以矩阵式治理为范本，打造“多中心”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性因素之一，就是产业集群的加快成长。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近两三年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包括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在内的资源加快向产业集群集聚。集聚能够改进资源配效率，激励创新，增加收入，带来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而这些效应，正是胶州市打造产业园区集群的原因所在。

胶州市是中国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环境模范保护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被誉为胶州湾畔一颗璀璨的明珠。近年来，胶州抢抓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打造国家级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胶东临空经济示范区、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五大“新动能战略发展平台”，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1．国家级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经济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缩影

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历史性交汇。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的依赖性全面增强；另一方面，消费升级与城镇化提速，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需求日益迫切。在这个大背景下，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将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7》显示，我国2016年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25.75%，而高端制造业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如美国和德国的信息、设计、研发、物流、销售等生产型服务业占GDP比重大多在50%左右。另一方面，传统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过高，科研技术、商务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比如，金融业占服务业比重超过15%，高于美国9%左右的水平；租赁和商务服务、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比仅为9%左右，低于美国17%的水平。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中，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新格局。

从过去几年的实践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我国转型升级交汇融合的特点突出，开启了以智能生产、创新驱动、数字集成、共享经济等为核心特征的新范式，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取代制造系统，并逐步成为未来工业生产的基础。而服务业的地位也会在国民经济中全面提升，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以胶州为例，胶州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要素集聚区，形成了高端制造、现代物流、互联网+、智能家居、电力设备、汽车制造六大产业集群的规模优势。获批3年来，以中集为代表的冷链高新产业项目板块，以特锐德、东软智能电子为代表的电力产业板块，以日本电产、德国贝克曼沃玛等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项目加速形成规模优势，高端制造、互联网+等多条产业链加速挺进千亿级，为先进制造业发展集聚了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支撑。香港立信大厦等商业项目和青岛大学胶州校区、青岛幼儿师范等教育项目加速集聚，正逐步成为胶州的高端智慧新区和动能转换的引领区。

2．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区域性航空枢纽，现代化生态智慧空港城的实现

古人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体现了不怕困难、敢于攀登、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纵览胶州市的发展现状，我们一样心生感慨。

集合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地铁、城轨于一体的“全通型”综合交通枢纽蓝图正在胶东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徐徐铺开。以新机场为“核心”，规划面积149平方公里的青岛胶东临空经济示范区范围内，建设、招商等一系列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这片获批全国首批“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的区域正强势崛起。

依托胶东国际机场，胶州市建设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飞机制造、航空维修、航空运输、通用航空、航空培训等临空产业加速集聚，形成新的航空枢纽产业链和临空高技术产业链，将有力推动制造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据相关部门的介绍，国内罕见的“空铁合一”胶东4F国际机场计划，将于2019年转场起航，集聚了40余条直飞国际航线、110余条国内航线，配套建设的全通型、立体化、零换乘的综合交通体系，使胶州成为内联全国、外接全球的国际门户：1小时通达青岛、济南全域，3小时覆盖北京、上海等全国重点城市，让世界与半岛城市群快速接驳。

胶州湾大桥胶州连接线，将彻底打破青岛与胶州的城市壁垒，加速胶州全面融入青岛半小时经济圈；四大国字号产业与一个省级平台的建设，将推动胶州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建成欧亚大通道多式联运中心，成为青岛乃至全省新的经济增长极。

青岛地铁8号线、机场高速、济青高铁等路网资源正加速向胶州市临空经济示范区延伸，胶东国际机场建设累计完成投资79亿元，最终将建成集空、铁、陆、轨多种方式于一体的“零换乘”和“全通型”综合交通枢纽。2017年5月，示范区集中签约首批综合保税、航空制造维修、航空物流等20个项目，总投资740亿元，项目招引呈现“井喷”之势。待2020年三大城市工程完成之时，中国胶州，必将出现于中心湾区的封面上，爆发前所未有的城市价值。

3．胶州湾国际物流园：胶州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节点

青岛胶州湾国际物流园于2003年组建，园区规划面积17.8平方公里（东起胶平路，南至胶济铁路，西、北两侧均与沈海高速相接），其中物流运营面积6.87平方公里，物流运营面积占比81.6%，是山东半岛最大、青岛市唯一的陆路综合物流中心，是青岛市高端服务业“十个千万平米工程”重点工程，“十二五”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重点项目。

2010年11月，园区被省发改委确定为省级重点服务业园区；2015年7月，获评“全国优秀物流园区”；2016年7月，获评全国首批29家“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2017年7月，园区拥有3A级及以上物流企业17家，实现就业1.2万人，货物吞吐量预计超过1.5亿吨，税收过4亿元，获评“全国优秀物流园区”。

胶州湾国际物流园是首批29家获评“国家示范物流园区”之一，园内核心项目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已相继开通至乌鲁木齐、西安等8条国内班列和“中亚班列”“中蒙班列”等5条国际班列，开通胶黄小运转班列，实现了“前港后站、陆海联动”。截至2018年9月，完成集装箱到发量38.2万标箱，其枢纽功能持续增强。物流园还依托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海关、国检全面入驻并办理业务，使通关效率极大提高，进口、出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分别缩短了13小时和14小时，企业成本明显降低。

作为青岛市的物流功能区，胶州湾国家物流园区包括物流中心、配送中心、运输枢纽设施、运输组织及管理中心和物流信息中心，其能够适应城市物流管理与运作需要的物流基础设施。胶州湾国家物流园区还具有集约功能、信息交易功能、集中仓储功能、配送加工功能、多式联运功能、辅助服务功能、停车场功能等。其中，综合功能的内容为：具有综合各种物流方式和物流形态的作用，可以全面处理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配送等作业方式以及不同作业方式之间的相互转换。

总体而言，中国物流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全社会的物流产业的发展充满了动力。

4．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我国唯一横跨欧亚大陆、境内外双向投资互动合作的园区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人生的道路充满风雨坎坷，奔波拼搏的人却“沐甚雨，栉疾风”，不怕辛苦的情怀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

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实践中，青岛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主动担当，创新而为，全力建设我国唯一横跨欧亚大陆、境内外双向投资互动合作的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为欧亚国家共同探索经济贸易合作新模式作出积极贡献，为“一带一路”建设开辟出全新路径。

青岛市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的建立，能够促使“一带一路”的“双定位”城市优势的发挥；能促使依托港外贸口岸、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胶东等诸多优势的发挥；能促使“一带一路”地方经贸合作创新型平台园区的迅速建立。

在“我国唯一横跨欧亚大陆、境内外双向投资互动合作的园区”光环下，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立志成为欧亚国家共同探索经济贸易合作新模式的试验区和示范区。眼下，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坚持“国际物流贸易引领，境内外双向互动”的发展定位，着力打造“一个出海口”与“三个平台”，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内陆国家东方“出海口”、欧亚发展中国家对接日韩及亚太市场的国际贸易集聚平台、欧亚国家产能合作平台、欧亚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平台。

欧亚园区在国家商务部支持下，依托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作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连接点，通过“陆海空铁”多式联运功能优势，向西通过新亚欧大陆桥沿丝绸之路经济带联通中亚、欧洲，为中亚、中东欧内陆国家提供面向亚太市场的“出海口”；向南通过泛亚铁路大通道连接东盟、南亚；向东通过青岛口岸“海铁联运”模式对接日韩、亚太市场，为日韩国家商品进入中亚、中东欧市场提供快速物流通道。

一带一路向世界，天下大同在我心。胶州市也积极与世界对话，在北京举行了多场“丝路对话”，在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举办了近20场专题推介活动，目前正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在国内，引进新加坡丰树物流园、德国欧开智能制造等12个总投资180亿元的大项目，为园区发展注入了活力；在国外，将重点建设由青岛企业参与的中白工业园、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家电加工装配园区、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橡胶轮胎园、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中心。

秉承着“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在境外通过组织胶州市有实力的大企业开展双向投资贸易合作，与条件成熟的“一带一路”国家分期分批合作建设境外加工装配基地型产业园区和物流转运中心。欧亚园区积极对接国家多双边经贸合作总体框架平台，不断延伸拓展欧亚园区规划辐射区域。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欧亚园区已从最初的上合组织中亚国家拓展到了中东欧、欧盟、东盟、东北亚、南亚、葡语系国家和非洲拉美国家。特别是2017年5月份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后，欧亚园区“面向欧亚、对接日韩、辐射亚太、拓展拉非”的全球格局基本形成。

5．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打造新型城市客厅

据介绍，位于胶州市的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地处青岛母亲河大沽河入海口处，面积有31.8平方公里，坐拥6.28平方公里宏大湖面、万亩湿地绿廊，更有大沽河赋予的诸多河、海、湖、泽生态系统，丰厚的自然禀赋和历史文化底蕴，每年吸引上百万游客前来度假休闲。2016年，大沽河旅游度假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8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5亿元，实际利用内资5.5亿元，新签约过亿元项目6个，接待游客103万人次，游客量增长194%。

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抢抓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旅游先动先行机遇，创意构建板桥小镇3平方公里范围总体发展架构，建设以‘海上丝路起点、海港商贸重镇’为主题的板桥丝路文化小镇”。据管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度假区启动运营了孔子六艺文化产业园，承办系列学研交流活动和高峰论坛；开展艺术品展、鉴、藏、售等文化交流活动，率先抢占全省馆藏艺术展品产业展销市场；建设影视基地，打造江北精品影视拍摄孵化基地等。

据悉，现度假区正加速构建以健康颐养幸福小镇为辐射源的大沽河沿岸健康产业带，引进台湾健康管理理念，推动健康城项目加快建设。在青啤工业旅游项目上，联动大沽河博物馆，依托游客服务中心集散枢纽功能，开发多条配设啤酒休闲终端的精品旅游路线，同步满足旅游旺季个性化旅游需求，力争成为青岛国际啤酒节“次中心”。除此之外，度假区引进中信五星级酒店，为加快其建设与装修，启动大沽河6200亩河道滩涂湿地治理改造，预计建设年度培训量达30万人次以上的综合性应急救援安全文化拓展培训基地。

为建设特色独具、主题鲜明的金月湾生态景观带，度假区力争年内栽绿补绿10万平方米，全区绿地覆盖率达85%以上，并引入专业化、实力型企业重启北湖新能源项目，重构和优化北湖能源体系。在科学开发生态资源之上，策划湿地科普宣教、湿地野趣探险等特色游活动，持续提升旅游要素绿色附加值，借机完善城市客厅功能。

（二）放大长板效应，发挥地理的自然优势

从整个青岛的维度来看，胶州开发区位于胶州湾湾底西北部，属于青岛北部城区，向东连接河套及高新区板块，向南连接红石崖—中德生态园板块，是青岛“环湾发展”战略的重要一极。

从胶州的维度来看，胶州的发展经历了“老城区——新城区——少海新城——胶州开发区——空港新城”五大发展阶段，目前空港新区尚处于规划阶段，胶州开发区则驶上了快速发展的通道。开发区作为胶州唯一的临海板块，胶州将其作为产城融合的滨海新区进行打造。

回看胶州之于胶州湾，其地理位置与东京之于东京湾相像，外可辐射湾区两端区域，内可向内陆区深入辐射，并可迅速聚集众多资源，形成强大影响力。青岛市政府早已意识到胶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能让胶州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潜力显现，做了以下几个主要措施：

1987年2月，撤销胶县，设立胶州市，为青岛市代管县级市；

1992年4月，着眼于现代工业的发展，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

1992年12月，经省政府批准，升级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2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继青岛开发区后，青岛的第二个国家级开发区；

2016年9月，经商务部批准，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落地胶州开发区，探索“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模式；

2017年5月，新上任的青岛市长孟凡利调研考察胶州开发区，要求坚持产城融合发展，将胶州开发区打造成青岛新旧动能转换的示范区和幸福宜居的胶州滨海新区；

2017年6月，跨海大桥胶州连接线全线动工，胶州开发区正式纳入青岛半小时经济圈。

（三）“产城融合”新模式，推动城市快发展

1．“产城融合”的庐山真面目

“产城融合”是指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进一步提升土地价值，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产城融合的核心在于政府主导产业、城市做好前瞻性的规划和定位，加强城市功能规划（住宅、商业、道路、市政等城市规划）与产业发展定位的“规划与定位同步原则”，以落实产城融合来推进城市化建设。

笔者在某市经济模式规划项目中看到，该市的A开发区未前瞻性地进行规划城市配套及居住区，大批上马项目，成为单一的工业发展及建成模式，产业无法得到城市功能支撑，运行效率低，后期政府招商引资难度越来越大，A开发区发展停滞。

再举个案例，某市另一个B开发区，高概念规划，承诺引进教育医疗配套，吸引开发商拿地建设，但产业规划不明晰，落位不佳，房地产项目交付后无人居住，沦落为“鬼城”。

可见，单纯的工业园区与单纯的人居城区，都不可能实现城市经济繁荣、商业兴盛、人居品质的良性持续提升，以及工业产业运行的高效、可持续以及就近配套的高效率与低成本。只有工业及全产业运行与城市商业、人居环境、城市综合功能之间的紧密配合，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胶州开发区一直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理念，通过多次用地控规调整，确定商务区、居住区、教育区、工业区、物流园区，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

2．“产城融合”下产业规划及落位情况

产城融合是在我国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相对于产城分离提出的一种发展思路，要求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空间整合，“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城市没有产业支撑，即便再漂亮，也是“空城”；产业没有城市依托，即便再高端，也只能“空转”。城市化与产业化要有对应的匹配度，不能一快一慢，脱节分离。

胶州市委市府为推动胶州发展，借助胶东国际机场、跨海大桥胶州连接线的交通利好，2016年开始建立胶州市的“筑梦空间”。2017年项目总投资达到750亿元，建成后产值约2000亿元。

较为知名的有京东电子商务产业园、少海汇、中集冷链梦工厂、庞巴迪轨道交通产业园、东软电子等。这些产业是带动地方经济的核心力量，将会带动大量的群体来此工作。据开发区管委数据显示，各个厂企的员工数量现加起来超过2万人，考虑到未来的规模扩张及新企业进驻，保守估计也有3万～4万的技术工人，这对于拉动消费、完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3．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推动胶州市“产城融合”

胶州市政府充分认识到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是一切企业、单位和居民生产经营工作和生活的共同的物质基础，是城市主体设施正常运行的保证，既是物质生产的重要条件，也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条件。所以，在完善城市的配套设施方面，胶州市政府下了很大功夫。

（1）交通配套维度。外部交通主要依靠跨海大桥胶州连接线（2020年竣工）和地铁12号线（已经通过环评，暂定2020年左右动工，可换乘9、8、6、13、1号线），通过连接线与地铁，胶州开发区可快速融入青岛主城区和西海岸。内部交通干道有尚德大道（双向6车道）、创新大道（双向4车道）、淮河路（双向4车道）、交大大道（双向6车道）、长江路（双向4车道）等，路网完善，最重要的是路宽且路况好，不堵车。

（2）商业配套维度。商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利群商业综合体已经动工，项目建筑面积约11万㎡，包含百货、餐饮、娱乐、影院、商业街等。

为强化胶州市的服务功能，胶州市政府大力提升设施的综合服务水平，以促进胶州市跻身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参与大区域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和战略要地。

（3）教育配套维度。除原有交大附中、中加学校外，规划有青岛大学附属幼儿园、小学、初中。青岛大学胶州校区已经动工，校区占地3200亩，建成后为青岛大学最大校区，总投资90亿元，可容纳学生30000人，其中本科生19000人、研究生6000人、留学生5000人。

充分完善胶州市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优化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

机会难逢形胜在，狂歌吊古漫悠悠。胶州市在发展过程中，要在新业态整合过程中寻找新的立足点及发展的机遇。比如，在新科技发展面前必须求变，围绕新兴技术的业务取向上做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在新的机遇与机会面前，勇于开拓，与时俱进。

（四）中国产学研基地合作创新，实施人才驱动战略

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性因素之一，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新信息技术革命加快推进。在常规发展路径上，先行国家创造的技术、经验等，可以使中国以追赶者的身份继续前行。然而，新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把中国相当多的领域直接推到了全球创新前沿，从而展现了更为多元，更为复杂、机遇与挑战相互交错的图景。

人才驱动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特征。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以人才强国支撑创新发展，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胶州市入选为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是胶州市“产学研”工作走在全国同级城市前列的有力证明，也是胶州市“产学研”深耕多年结出的累累硕果。近年来，胶州市着力通过“产学研”深度合作释放“双创”活力，深入推进创新创业，培育壮大民营经济，不断开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产学研合作，将引进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纳入全市“双招双引”行动中来，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省内外高校和院所来胶州落户，构建起“五院一校双基地”智慧谷的主体格局。

1．破解“钱学森”之问

2005年7月29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当时主要是针对科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在社会各界热烈讨论后，问题被扩展到各个领域演变为“为什么在我们教育体制下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钱学森之问”提出至今已有14年时间，尽管我国近年来培养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数量都稳居全球第一，但我国培养的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顶尖创新型人才缺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以“211工程”为例，211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直接投资最大的高等教育项目，2012年，总计投入资金近500亿元。问题在于，我国高校管理行政化的特点突出，一些高校行政人员的权力高于教授的学术权力，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学术色彩。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就是要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按教育规律办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校、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为我国新时期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办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发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各自的积极性，提供优质教育服务，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现实出路。

2．推动校企合作，助力产业升级

胶州市政府抓住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关键，认为其出路不光需要科学家和发明家，还需要协同创新，以实现“弯道超车”。例如：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性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胶州以一系列“国字号”平台为联结点，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助力产业创新升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加快形成与跻身创新型城市前列相适应的高质量人才供给体系。

一是胶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产学研合作，将引进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纳入全市“双招双引”行动中来，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省内外高校和院所来胶落户，构建起“五院一校双基地”智慧谷主体格局。胶州市还与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合作，投资10亿元建设中科院人工智能创新产业园项目及与清华大学合作建设的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系统研究中心，目前也已在胶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破土动工。

二是促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协作融通，产学研合作实现新突破。发挥西安交大青岛研究院、中机总院青岛分院作用，推进与山东理工大学等院校合作，逐步形成以产学研合作为核心的创业创新集聚区。加强与山东军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机构的合作，推进军民科技融合。自2017年以来，胶州市通过各种方式与西安交大、上海交大、西南交大、中山大学、南开大学、中机研究院等近200多所高校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据统计，2017年，全市共组织举办各类产学研合作专题对接会40余次。

三是产学研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举办的首届“金胶州英才周”暨产学研合作洽谈会吸引了58所高校、科研院所的150名专家教授齐聚胶州，20个高校与60家企业现场达成协议，协议金额超过7亿元。组织100余家企业参加中英、中德智能企业技术投资洽谈会，10余家企业与外国专家达成了合作意向。青岛达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与西安交通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对“气液固凝并吸收抑制低温腐蚀的烟气深度冷却技术及应用”进行联合开发。经过近十年合作，成功研发出了能够抑制低温腐蚀、延长装置运行寿命、提高机组可用率的系列烟气深度冷却器及系统，并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8年10月26日，以搭建科技人才交流对接平台、展示胶州改革发展最新成果为主题的2018年第二届金胶州英才周产学研合作洽谈会在胶州隆重举行，来自全国知名高校、企业和科学院所的产学研各界领导嘉宾和专家学者汇聚胶州。整个活动期间，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产学研三方实现精准对接，84家企业与高校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签署了9项产学研合作项目协议，1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与股州市企业（市直部门）签订框架协议，经过申报评审，胶州市被认定为“2018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

用事实说话

新平台新动能 胶州开发区迎来一场“经济风暴”

来源：新华社（济南）2017年9月21日

特锐德、东软两大上市企业分享上市成功经验，有助阐述上市冲刺进度，青岛艾斯达特科教装备有限公司等10家区内企业集中在蓝海挂牌……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践行新理念，激发新动能”企业上市推进会暨蓝海集中挂牌仪式在创业大厦举行，一场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风暴”深度开展。此为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践行新理念、激发新动能组合拳之一。

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落户企业达产时间多数都不长，众多企业集中向上市奔跑，前有企业本身对新动能迫切需求的“牵引”，后有政府的宏观引导、重拳助推。在当前科技、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时期，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争取有利政策，加快培育有竞争力的核心企业上市，激发创新创业活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随着少海汇、京东、中集、传化等一批具备行业撼动地位的龙头企业强势入驻、达产，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输血、造血功能持续增强。如何纵深发挥龙头企业的区域辐射能力、产业带动能力，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产业集群进行再升级，打造起七大新平台经济，以本地项目的“总部”为脑，集中研发、制造、培育、销售功能，形成全产业板块，再通过平台将触角延伸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更深层次挖掘扩充总部经济新动能，产生裂变式经济效益。

以青岛中集冷链高新产业园为龙头，打造起冷链平台经济，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人才培育、学术研究交流等功能为一体，形成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世界级“千亿级冷链产业板块”。

目前，以中集、传化、京东、少海汇、创新、万信、整车产业园为“磁场”，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起了七大新平台经济，在冷链、现代物流、互联网+、智能家居、高端装备等行业引领了风向标。

“新平台经济中，龙头企业变产品输出为模式输出，成为新动能最有效的拉动力，可以使企业的优势更具持续力，经济活力更加充足。”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宋业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