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影响诗人心态的诸种因素

毫无疑问，一个时期的诗人心态总是影响着此时期诗歌的创作情况，研究诗人心态有助于更深层次地把握诗歌发展走向。但是诗人心态是发展多变的，同一时期不同诗人的心态千变万化，即便是同一诗人不同时期的创作心态也有着天壤之别。研究诗人心态与诗歌之关系，并不是要对同一时期不同诗人或者同一诗人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心态做逐一研究，而是要从宏观上审视某一时期总体性的、主流的诗人心态对诗歌发展的影响。要研究这一问题，首先要研究某种诗人心态的形成原因，探究影响诗人心态的诸多因素。概而言之，晚明的政治、经济、思潮等是影响晚明诗人心态的主要原因。探析晚明诗人心态的变化轨迹，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晚明诗歌如何从“复古”走向“性灵”，由“性灵”走向“师心”与“师古”相兼，再走向苍劲悲壮的现实主义诗风，这一晚明主流诗风的发展脉络。也可以从“晚明”这一历史上少有的特殊时代，解读晚明盛极一时的女性诗歌艺术。

（一）晚明政治

明代是一个独具品格的时代，一方面统治者和宋代一样推崇文治，促进了明代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扼杀屠戮文人，制造了一系列血腥的文化惨剧。统治者的这种行为，既造就了一个人才辈出的文坛繁荣时代，又导致了一个满载文人心酸悲苦、歌哭无泪的时代。

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史上少有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皇帝，一方面他重用文人，稳固江山；另一方面，他废除传统的宰相制度，高度集中皇权，钳制文人思想。朱元璋为矫正元末文人贪污放纵之习气，实行严刑酷法整顿吏治。文人与其不合者，鲜有善终。当时著名文人刘基、高启、张羽、杨基等或被迫害致死，或孤苦流离、不得善终，以致明初曾一度出现文士匮乏的现象，这与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大肆屠戮不无关系。解缙曾向明太祖上疏言：“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4]明成祖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则导致大批文人被屠杀、流放、戍边，仅方孝孺被诛灭十族一案便足令天下士人寒心。明中叶于谦之死再一次加深了士人心灵的恐慌与绝望。此后有明一代虽不乏抗旨敢言之士，但明初统治者的血腥屠戮已为整个明代诗人定下了惶恐惴栗、明哲保身的心理基调。高压政治给明王朝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统治，却也造就了令人窒息的明代文坛。思想上，程朱理学一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科举是诗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是手段也是终极目的，却在很大程度上禁锢着诗人的思想。这些导致了明代政坛顺从皇帝的温和派始终占据上风，身居高位的士人中规中矩，不敢抒发真情实感，以致李梦阳深深感叹：“真诗乃在民间！”[5]

晚明诗人心态的变化萌芽于正德时期，正是这位个性突出、特行独立的明武宗正德皇帝，点燃了明朝思想与艺术发展变化的导火线，也引发了明朝文人人生追求与价值观的微妙变化。正德皇帝的不守祖训、恣意横行，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人思想的相对解禁与文坛的繁荣。此后，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嘉靖皇帝朱厚熜首先引发了“大礼议”事件。所谓“大礼议”即讨论朱厚熜以何种身份继承大统，并讨论给朱厚熜的亲生父母以怎样的名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引发了皇权与文臣之间的殊死搏斗。斗争最终以皇权的胜利而告终，嘉靖三年参加抗议的大臣遭到各种严厉惩处。皇权对臣权的彻底胜利无疑遏制了正德时期萌动的新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此后，嘉靖朝几位首辅，如张璁、夏言、严嵩大多向皇权俯首低眉。其间，虽有夏言抗旨敢言，然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嘉靖皇帝手中，夏言血溅法场的个人悲剧仿佛拉开了嘉靖一朝士风疲软的序幕。继之的明穆宗朱载垕相对宽和，士风略有抬头之势。然而短短的“隆庆新政”之后，万历初期张居正当国，为适应改革需要，要求思想高度统一，打压各种与政府改革不一致的“异端”思想，一些才华横溢的士人朝不保夕，在出仕与入仕之间徘徊，思想历经痛苦、迷惘。此后几任首辅如张四维、申时行、许国、叶向高等或阿谀奉承、依附奸宦，或党同伐异、排除异己。激烈的党争使大明王朝走向衰亡的不归路。

晚明政治黑暗腐败、朝纲混乱、党争激烈、险象环生。各地农民起义和暴动纷至沓来，东北清朝军事集团屯兵关外，虎视眈眈。面对内忧外患，明王朝统治集团却束手无策，只顾着在内部的相互倾轧中捞取名利，这进一步加剧了正直士人们的精神压抑与人生困惑，他们或清醒救世，或傲世张扬，或绝望消沉，或放纵沉沦，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晚明士人的末世哀歌！

（二）经济原因

明中叶后，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晚明更是盛极一时。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大量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助长了穷奢极欲的腐化享乐之风；另一方面则导致大量普通民众食不果腹、卖儿鬻女，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各地农民起义暗流涌动。晚明士人们走向奢靡之风的速度是惊人的，据何良俊回忆，其年幼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后来已是“肴品计有百余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再后来宴客则是“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留宿斋中，次早用梅花银沙罗洗面，其帷帐衾绸皆用锦绮。……闻其家亦有金香炉”。[6]奢靡之程度令人惊叹。张瀚在《松窗梦语》中亦云：

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7]

这种奢靡之风迅速蔓延，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然而，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并未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载：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年。

迄今三十余年，则敻异矣。富人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8]

晚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社会风尚的急剧变化，却为一些仕途坎坷的士人们提供了放纵自适的温床。当一部分诗人科举受挫或者仕途不畅、个人理想无法实现时，便很容易堕入声色犬马之中，而这也进一步加速了晚明的奢靡腐化之风，使本就浮躁的社会习气更加恶化，直至无药可救。他们习尚繁华、纵情自适、张扬自我，逐渐形成了负性使气、嗜名好利，以展现自我为中心的士人习气，公安派追求“真我”、强调“性灵”的诗歌主张正是这种诗人心态的典型体现。

（三）思想方面

晚明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引起了思想界的巨大震动，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大有“百家争鸣”之势。一方面，明初确立的程朱理学仍然是官方的统治思想，也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更是文人们走向仕途必备的敲门砖；另一方面，各种新思潮开始发展壮大，西方基督哲学涌入，实学思潮开始兴起；程朱理学内部也开始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心学异军突起，大有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之势，然而却如昙花一现，阳明后学们各执己说、宗派林立。各种新思潮在相互抵触与相互吸收中不断重组，造就了复杂多变而又相互关联的晚明思想的繁荣。

思想界的复杂多变必然引起诗人心态的变化。阳明“心学”主张遵从本心，追求个性自由，反对繁文缛节，这促进了诗坛由“复古”向“主情”演化。以高拱、张居正为代表的阁臣注重“实学”，讲求道德教化，追求社会实效；佛学也在文人心中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众多文人面对困境时的心灵栖息地；西方的基督哲学也在踏入中土后，与本土思想不断地渗透融合；李贽的“童心说”异军突起，文人们著书立说、结社作诗，讲学之风盛行。这一切造就了晚明文人复杂的思想心态，也形成了晚明诗坛派别林立、多元并存的诗歌风尚。随着晚明时局的急剧恶化，北京攻禅事件与李贽的死难使晚明的狂放士风迅速趋于消沉，社会危机的紧迫进一步加剧了诗人们内心的迷惘与苦闷。诗人们在心理上厌倦政治，由往日的诗酒风流自命逐渐走向对国家与个人命运的绝望，诗歌开始由“独抒性灵”走向探索幽微的个人心理，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登上诗坛，他们幽深孤峭的诗风大抵是这种诗人心态“内化”的外在反映。另一些有志文人开始不满“心学”带来的空疏学风，以为空谈误国，大力批判“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为心态，主张改革时弊，实学救国，以东林、应社、复社、几社为中坚的一批诗人登上诗坛。至此，晚明诗歌在经历了思想和精神的剧痛后，最终完成了向清诗的过渡。此外，在男性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中国古代，妇女的人格独立与自我意识几乎无从谈起。然而，当历史走向晚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城市文化的繁荣，以及社会对女性禁锢的松动，再加上一些开明文人对女性才情的宣扬，晚明江南一些地方的妇女自我意识开始萌动，勇于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开始大量涌现。一些世家大族的女性甚至形成了诗人团体，如汾湖叶氏、嘉兴黄氏、吴门两大家等；另外，一些青楼女子的诗歌创作也风靡一时，蔚为壮观。有的知识女性则游离于二者之间，她们与当时的世家大族、社会名流、青楼女子多有往来，以自己的才华获取社会的认可，又或者成为一些官宦之家的女私塾，这种自谋职业以自给的生活方式在古代是相当先进的。她们的思想行为并未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谴责，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赞许。竟陵派诗人谭元春则直呼其为“女山人”，甚至撰诗文以赞之。

晚明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潮犹如雨后春笋般自由生长、尽情绽放。因为在那个朝政混乱、思想迷惘的时代，似乎谁都有可能通过著书立说或行为诡奇而自立门户，一举成为名满天下的风云人物。各种思想派别既各执己见、互相批驳、水火不容，又相互学习、彼此依赖、分化融合，不断推陈出新，造就了晚明思想的繁荣。对于晚明精彩纷呈的各种新思潮，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中指出：

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9]

各种思潮分化组合的速度是惊人的，一种思潮往往今朝还是众星捧月，转瞬便是明日黄花，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传统信仰的迷失与新思潮的不断涌现，胶着在晚明这样一个压抑而又狂躁的时代，恪守传统信仰与追逐时尚思潮造成了这一时代矛盾复杂的诗人心态，衍生出晚明一线为主而又风格多元的诗坛格局。对晚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严迪昌先生感叹：

这本是一个歌哭无端的时代，需要有此一格来反拨褒衣博带，甚至是肥皮厚肉式的诗歌腔调。即使谈不上敢哭敢笑，而仅仅是多出寒苦幽峭之吟，毕竟直而不伪，没有描头画足之陋习。处于月黑风高、凄霖苦雨之时，瘦硬苦涩之音无论如何要比甜软啴缓之声更接近历史的真实。[10]（《清诗史》绪论之三《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晚明诗史述论》）

（四）中外文化交流

随着晚明思想的开放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基督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断流入中土，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西学开始作为一种新思潮传播开来。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省自身传统文化的不足，转而提倡西方文明。徐光启曾高呼：“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11]这是晚明一部分先进士人的超前共识，也是他们要求中西文化结合的共同心声。西学的流行为晚明的诗人心态注入了新的活力。

利玛窦在华身着僧衣，历经十三年，终于在江南贵胄瞿太素的帮助下，进驻南昌，建立了广州以外第一个耶稣会所，并以此为据点，努力传播西方文明。而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也以兼收并蓄的心态，对这种新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利玛窦的著作《天学实义》，实为“天学”一名在中土流行之始。1605年，李之藻重刻《天学实义》（杭州本为《天学初函》），后屡有重刻。该书收录艾儒略所著《西学凡》一卷，书前有杭州四位名宦所作之序。其中杨廷筠之序高度评价了艾儒略携七千部西书入华的壮举，称其可与玄奘取经相媲美。翰林院庶吉士黄景昉的《国史唯疑》称这些西书为“特精辟”的“天学格致学”。可见，当时一部分士大夫对西学的赏识和肯定。一批批传教士和晚明士人的不懈努力，“理学”与“天学”的调和会通，思想界出现了儒化的“天学”和西化的“理学”的说法。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2]（《敦煌劫余录序》）

陈寅恪先生所谓“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就当时而言，应该指西方传入的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融合。当时一些名士或感兴趣于西学的新奇，或因传教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之决心而感动，或欲借“天学”之名摆脱自身危难之处境，或吸收西学以求得心灵的慰藉。士人们对待西学的心态虽千差万别，但共同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一时好异者咸尚之”[13]而从者如流的时代潮流。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著名文人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等均参与其中。利玛窦高度赞扬冯应京，称其为“在有声望的朝廷显贵中，因信仰基督教而出名”的“风采飞扬的中国士大夫”。[14]徐光启与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徐光启在序文中称：“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必然而不可易也”。[15]据陈垣统计，《天学初函》所收诸书，“为作序者二十余人，皆士大夫表表一时者”；“此外名士攻教者亦复不少，如虞淳熙著《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著《诛夷论略》、邹维琏著《辟邪管见录》、王朝式著《罪言》、钟始声著《天学初征》及《再征》，许大受著《圣朝佐辟》、李生光著《儒教辩证》等，指不胜屈”[16]。学习西学逐渐成为部分文人学士的时尚，汤因比说他们形成了一个“少数创造者组成的小社会”，是晚明新学术思潮的萌芽。

随着晚明政风每况愈下，明朝学术之风出现了所谓“科举盛而儒术微”[17]“《大全》出而经说亡”[18]的局面，儒学逐渐丧失经学的支撑，渐趋于派别林立、宗旨历然地相互攻讦。阳明后学终而流于空疏，“三教归一”之说风行，文人们标新立异以为新奇。士人们这种思想的苦闷迷茫与搜奇罗怪的心态，为西学的传入与流行提供了机会，加速了西学的风行。一些士人以与利玛窦等传教士交游为荣。利玛窦则敏锐地意识到晚明士人们倡导的“三教归一”实则是要“三教”归无，他抓住士人们思想的紊乱与精神的空虚而大力鼓吹西学，他效仿徐光启所言的“易佛补儒”之法作为在华传教的策略，易“西学”以补“儒学”，走适应中国的“西学东进”之路，形成了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中西会通”的潮流，有意无意地开启了一条“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近代化新思路，是“近代”科学思想在古代中国生根发芽的新起点。

明末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一批硕果丰厚的西学著作的译介与传播。徐光启译介了《泰西水法》《简平仪说》《几何原本》等一批主要涉及自然科学的著作。他还亲自撰写了《圣母像赞》《规诫箴赞》《真福八端箴赞》等有关天主教的文字。李之藻译介西学之功不在徐光启之下，他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名理探》等重要著作，编纂介绍西学的综合性著作《天学初函》。此外，李之藻为其父举行了西式葬礼，这在古代士人群体中是最不可思议的壮举。杨廷筠也编著有《代疑编》《代疑续编》《圣水纪言》《天释明辨》等。徐、杨、李三人均为明朝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官文臣，被并称为“天主教三大柱石”，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艾儒略在他们的帮助下撰写的《职方外纪》，是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学著作，曾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为其作序，可见此书影响力之大。费赖之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曾载此事云：

儒略既至，彼乃介绍之于福州高官学者，誉其学识教理皆优，加之阁老叶向高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传教城中，第一次与士大夫辩论后，受洗者二十五人，中有秀才数人。[19]

晚明为西学的传入提供了良好的时代土壤，在阳明心学影响下士人们形成的那种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为西学的传入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法国著名学者谢和耐说：“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演变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帮助。”[20]侯外庐说：“所谓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时髦的学问。”[21]对晚明思想迷惘的中国士人而言，西学无疑以全新的面貌激发了士人们新的探索心态，为明末苦闷彷徨的士人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即便如此，中国士人根深蒂固的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思想，使西学很难在当时的中国形成更大的影响，也不可能彻底改变恪守祖训的中国士子，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也随着频仍的明末战乱而夭折了。何俊说：“接纳了天主教，毋宁说是接纳了另一种形式的儒学。”[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