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心学的兴起与正靖诗坛

不追溯明初不足以探源明代诗人心态，然明朝立国以来对文人的血腥屠戮，造成了明初至明中叶思想界长期的相对稳定。这种政治高压下的思想稳定直到正德、嘉靖时期才有所改观，这一时期是晚明诗人心态发展变化的萌芽。笔者主要研究晚明，故思想与诗人心态相对稳定的明初与明中叶不做详谈。既然晚明诗人心态发展变化肇始于正、嘉时期，故欲谈晚明诗人心态与诗歌，不得不先从正德、嘉靖年间说起。

（一）正德、嘉靖时期的明代社会

明孝宗弘治以来，皇帝与士人的关系相对融洽，面对文人的进言，性格温和的明孝宗往往“上嘉纳之”，正如孟森先生说：“至廷杖诏狱等残酷事，终弘治之世无闻。”[23]君臣关系相对融洽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当然激起了诗人们的参政热情，也使明初诗人们紧绷的思想神经有所放松。然而，继任的正德皇帝不理朝政、重用宦官，皇权一度旁落阉人之手，造成皇帝、宦官与士人之间关系紧张。明武宗崇尚自由，精力充沛，无视朝廷礼法制度，造成了明初以来朝政的严重混乱，好兵、好逸乐的武宗皇帝有太多荒唐之举。他对敢于上疏言事的大臣，或置之不理，或远戍边关，而身为首辅的李东阳为政谦和、顺从武宗。李东阳的媚软多受时人指责，甚至有人怒斥其为为虎作伥的帮凶，甚至连他的学生罗奎峰都因看不惯李东阳的软弱，沉痛地写信与其断绝师生关系。作为内阁首辅的李东阳不得不周旋于明武宗与宦官刘瑾之间，他的隐忍恭顺使不少文人免受伤害，减轻了政治危机，当然也助长了宦官集团肆意横行之风。

正德年间，士人们自弘治以来形成的强烈的政治热情与责任心还在延续。与李东阳的温和恭顺不同，继之的内阁首辅杨廷和性格强硬，敢于违抗皇帝权威，而这位性格顽劣而倔强的皇帝又绝不肯向文官集团低头，这就造成了皇权与士人群体之间的激烈争斗。这种皇权与臣权的激烈对抗在正德年间频频上演，持续了整整十六年。斗争是激烈的，而代价是惨重的。冲突的结果是大量士人惨遭贬谪、廷杖、牢狱，甚至屠戮，士人们在弘治年间形成的政治亢奋逐渐被消磨殆尽，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沦为空谈，无法治愈的心灵创伤，促使难以消解的苦闷、狂躁、幽冷、凄迷的诗人心态与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是晚明诗人“吏隐”心态的萌芽。

正德皇帝的贪玩淫乐、纲纪松弛却也刺激了一部分士人的正义感，而这种情绪则被继之的嘉靖帝消磨殆尽。正德帝无子嗣，按照“兄终弟及”的传统，由其堂弟兴献王朱佑杬之子朱厚熜入继大统，于是便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大礼议”事件的本质是皇权与臣权之间的斗争。嘉靖三年正月，朱厚熜索性听任首辅杨廷和辞官，文官集团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话语权，但已处于被动地位。杨廷和虽然去职，但其遗留的文官集团的强势政治作风犹存，以张璁为代表的帝派文人试图改孝宗皇帝为“皇伯考”，这引起了文官集团的极大不满。以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为代表的文人号召群臣据理力争，引发了包括阁部九卿及诸曹、翰林、台谏在内的各级官员230余人，跪伏左顺门集体请愿，自辰至午长跪不起。结果请愿的为首8人系诏狱，其余四品以上夺俸，180人实施廷杖，18人被杖死，杨慎、王元正俱遭谪戍。《明史·张璁传》载：

及廷臣伏阙哭争，尽系诏狱予杖。死杖下者十余人，贬窜相继。由是璁等势大张。其年九月卒用其议定尊称。帝益眷倚璁、萼，璁、萼益恃宠仇廷臣，举朝士大夫咸切齿此数人矣。[24]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左顺门事件”，是皇权对文臣的暴力展示。此后，几位态度强硬的阁臣蒋冕、毛纪、石珤等相继去职，内阁人事更换频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夏言与严嵩时代。《明史·毛纪传》载：

廷和、冕相继去国，纪为首辅，复执如初。帝欲去本生之称，纪与石珤合疏争之。帝召见平台，委曲谕意，纪终不从。朝臣伏阙哭争者，俱逮系，纪具疏乞原。帝怒，传旨责纪要结朋奸，背君报私。纪乃上言曰：“曩蒙圣谕，国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诚内阁职业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迩者大礼之议，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榷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罚廷臣，动至数百，乃祖宗来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与闻。宣召徒勤，捍格如故。慰留虽切，诘责随加。臣虽有体国之心，不能自尽……乞赐骸骨归乡里，以全终始。”[25]

大学士石珤，议礼时，“帝欲援以自助，而据珤礼争，持论坚确，失帝意，璁、萼辈亦不悦”[26]，后与费宏一起放归。自此之后，虽有上疏进言者，但“迄嘉靖季，密勿大臣无进逆耳之言者矣”[27]。

“大礼议”事件前后长达20年左右，是明初之后皇权对文人集团又一次血腥的暴力清洗。结果是皇权高度集中，政坛上士风软熟的温和派占据上风，士大夫集团的权力中枢内阁成为皇权高度集中下的附庸，内阁也逐渐失去了文官集团的信任。首辅对皇帝俯首帖耳导致了内阁与士大夫分裂对立，文人集团与皇权之间的争夺逐渐转化为文人内部的党争，致使多任首辅或被屠戮，或遭贬谪，夏言、严嵩、高拱、张居正等鲜有善终，这使本就胆战心惊的晚明士人们更加寒心。曾经弹劾高拱的胡应嘉得知高拱重新被启用，“惊悸而卒，或云其胆已破裂矣”[28]，可见晚明士人心态在政治压力下的严重扭曲。政治是影响古代士人心态的风向标。然而，任何事物总是辩证的，正德、嘉靖时期的政坛风云却恰恰是催生阳明心学的时代土壤。阳明心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破土而出，艰难发展的。

（二）阳明心学的兴起

明中叶以来，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使文人们对传统的程朱理学产生了怀疑，陈献章、湛若水等思想家不断地改变着理学的发展方向，为阳明心学的崛起进行着漫长的思想准备，只待时机成熟，便可破土而出，这一历史性的任务最终落在了王阳明身上。欲谈晚明诗人心态与晚明诗歌，不能不提及王阳明这位对晚明诗人心态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的《刻文录叙说》认为“其学三变，教亦三变”[29]。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亦云：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之久。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须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30]

明中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使王阳明对传统的程朱理学产生了怀疑，在本体论上，王阳明主张“心即理”，他把“格物致知”推进到“致良知”。王阳明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31]心、命、性、理是同一的，而心是理的本源；理虽万殊，而心惟一本。在如何通过变幻万千的“理”认识事物的本源上，他主张以心体悟，即“致良知”。他说：

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自圣人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天下之大本也。[32]（《书朱守乾卷》）

在他看来，良知是与生俱来、人所固有的。良知即天理；良知即人的主宰；良知即至善；良知即自觉。在实践上，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互相包容，相与一体。要人们把知和行统一起来，并积极倡导力行。

阳明之后，王门后学们各执己说、宗派林立，人人以为得其真传，王学内部各派别之间争论激烈。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泰州学派等，学者辈出，影响深远。由于王学对晚明思想界影响巨大，故此处列其主要学派，以为管窥。

浙中王门。浙中王门主要指盛行于浙江余姚、山阴、会稽等地区的王门后学，其成员以社会上层知识分子为主，代表人物是钱德洪和王畿。该学派以“良知”说为治学之根本。

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为王艮，主要活动于泰州地区。发扬阳明心学思想，反对人性束缚，注重口传心授，主张百姓日用即道、即良知，其成员以下层百姓为主。其中著名者如李贽、赵贞吉、罗汝芳、何心隐等辈，是晚明思想解放潮流的先锋，影响甚大。

江右王门。这一学派主要指江西地区的王门后学，由于江西是王阳明生前的主要活动地区，因而江西地区修习王学人数最多，是继承和发扬阳明心学的中坚力量。他们主张心是天地万物之主，主要代表人物有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等。黄宗羲曾这样评价江右王学。

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菴、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33]

王守仁晚年与弟子钱德洪、王畿讨论时，将自己一生的学说总结为四句箴言，后世文人称其为“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34]

之后，王学的主要学术思想不断分化组合，形成了“本体派”与“工夫派”两大发展主线。本体派以王畿、王艮、罗汝芳为代表；工夫派以邹守益、欧阳德、钱德洪等人为主要成员。此后，由于王学自身的局限与晚明时局的迅速恶化，风靡一时的王学渐趋衰落。至于王学对晚明诗坛的影响，下文有详论，兹不赘述。

（三）正德、嘉靖诗坛

明诗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后人谈及明诗往往毁之者多、誉之者少。明初至明中叶，从台阁体、茶陵派到前后七子，复古是明代诗坛长期形成的主流诗风。明人自身并非不知这种复古模拟之风的危害，他们之所以一味地强调复古有其深刻的心理原因。明王朝是在颠覆元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蒙元一统给汉族士人们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这种被征服的压抑似乎需要强烈的大汉族主义来弥补。于是，明王朝的建立便使士人们形成了驱除鞑虏之心态，“汉官威仪”的全面复古便在明初盛行，这种以复古为旗帜的极度自尊也可以看作士人们重塑自信的心理显现。明白这种心态，便不难理解明人为何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强调复古了。从明初形式雅致、内容空洞的“台阁体”到“茶陵派”，再到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运动，甚至明末的竟陵派，都无法彻底摆脱复古主义的影响，“复古”几乎是贯穿整个明代诗坛的诗人心态，难怪清人沈德潜感叹：“明诗其复古也！”[35]

在侧重复古的同时，明诗的另一发展线索是由性理诗向性灵诗过渡，而这一过渡亦萌芽于正德、嘉靖时期。性理诗是指受理学影响，以议论说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创作，曾一度流行于明初诗坛。随着明代中晚期以陈献章与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思想的崛起，性灵诗开始登上诗坛。性灵诗注重诗人自我个性的展现，注重才气与灵感，反对模拟因袭，注重诗人真情实感的性灵诗取代了枯燥乏味的性理诗，造就了晚明诗坛流派迭起、精彩纷呈的局面。

从“台阁体”到“茶陵派”，再到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以及后来的“主情”主义。可以清晰地看出，明诗创作群体由朝廷的权力核心台阁向中下层士人的转移。而到晚明，从前后七子向公安竟陵的过渡，不仅体现了诗歌重心由朝廷向民间的下移，更体现了诗歌创作潮流由重群体到重个体，由群体追求格调拟古到追求个人才情的转变。

此外，诗文之辨也是明代文人强调的重点。在《沧州诗集序》中，李东阳首先从体式上区分了散文与诗歌，并将诗歌定位在“畅达情思，感发志气”上。李东阳论诗以声律为核心，要求诗歌应该声律谐畅、典雅工整，他认为这种形式美是诗歌有别于散文的特有之美。以前七子为首的复古派将明代诗歌推向高潮，他们不仅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且要求诗歌要有真情实感，锲而不舍地探索“真诗”的发展道路。之所以强调“诗必盛唐”是为了排斥宋诗的说理议论，并认为说理与议论是散文应有的职责，诗歌应该重情，诗文有别。但前七子很难调和复古与主情之间的矛盾，也未能走出形式上复古的泥淖，然前七子创作后期开始强调充沛的气势与鲜明的个性，这是明诗由群体性的形式模拟到抒写个人感情的重大转变。而后七子则继承了以格调论诗的传统，在诗歌形式上更注重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将诗歌与散文区分对待。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更注重诗人真情实感的流露，认为诗歌“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36]，将诗歌的本质与发生直接定位为情感，将诗人的个性才情提高到与诗歌声律、形式同等重要的位置。对于诗人才思与诗歌声律之间的关系，王世贞认为：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37]

而在具体创作中，强调将格调与才情统一的同时，更注重个人才情的展现，故其诗作将“才情”放在第一位，全无典故，不讲章法，不讲格调高古，挥洒自如，自嘲幽默之风已开三袁之端倪。此后，公安、竟陵登上晚明诗坛，但前后七子的复古之风并未消失，直至明末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顾炎武、吴伟业等诗人为明代诗歌画上一个惨淡的句号。

明代诗歌的艰难历程远非以上所能概述，因本书重在论述晚明诗人心态与诗歌，故对万历之前明代诗歌的发展情况略加钩沉，以便厘清明代诗歌发展的主要脉络，以作为晚明诗人心态与诗歌的研究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