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回顾及研究现状
（一）对抗战期间中英关系的研究
对抗战期间中英关系的研究是理解援华会活动必要的背景。英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战时英国对华外交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早期有弗里德曼的《英中关系：1931—1939年》[20]；李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7—1939年》[21]；克利福德的《从中国撤退：英国在远东的政策，1937—1941年》[22]；谢阿罗的《英国和中国，1941—1947》[23]等。另外由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所主办的综合性国际学术刊物《中国季刊》，亦发表过不少抗战史论文及资料。
国内学者对中英关系的研究包括胡德坤、韩永利著《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24]；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25]；萨本仁、潘兴明合著《20世纪的中英关系》[26]；萨本仁、萨支辉《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1933—1945》[27]；李世安《英国对华政策与共产党人的作用1942—1946：霍勒斯·薛穆大使的作用》[28]、《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29]、《战时英国对华政策》[30] 等。以上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涉及战时英国对华政策，对于研究抗日战争时期英国对华关系提供了必要的二手资料和分析视角。
（二）对英共和共产国际的研究
援华会的成立、发展演变都与英国共产党息息相关，有关英国共产党党史的著述如布兰森《英国共产党的历史1927—1941》[31]及《英国共产党的历史1941—1951》[32]；卡拉汉和哈克编著《英国共产主义：文献史》[33]，沃利《阶级对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共产党》[34]及徐源的论文《统一战线是英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的主要因素吗？》[35]，为解读英共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探讨共产国际、苏共和英共及英国知识分子关系的专著和论文为解读援华会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资料。如约翰斯通利用共产国际保存于莫斯科的档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共产国际和英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围绕1939年9月以后英共是否改变策略反对战争、如何处理党内的重要领导人物以及1940年夏天到1941年初再次改变政策的过程进行了探讨[36]。索普的研究否认了共产国际和英国共产党之间的“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37]，认为英共政策的制定受到来自内部个人和组织纷争、政府立场、工党和工会、工人阶层的声音等种种制约。索普《国际共产主义与共产国际1919—43》《党派纷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政治组织》《英国共产党党员1920—1945》《共产党议员：威利·加拉赫和英国共产主义》[38]及摩根《共产党员与英国社会 1920—1991》[39]，雷德芬《阶级还是国家：共产党人、帝国主义及两次世界大战》[40]等是理解英共在援华会中角色的基础。
（三）对与援华总会相关的左翼及和平运动团体的研究
援华会的成立与发展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阵营的发展及演变密切相关。
1.国际和平联合/运动
土田哲夫探讨和分析了有“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和平舆论团体”[41]之称的欧洲民间团体“国际和平联合”[42]抗战时期开展的援华活动，认为其活动是世界舆论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援，同时也增强了中国的抗战意志。[43]此外，玛佐[44]研究了国际和平运动的法国组织。国内只有沈庆林探讨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问题时对此有些许简单的记述。[45]对国际和平运动的中国分会“国际和平会中国分会”及1938年改组、更名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后的相关研究，有刘宗灵、夏炎《抗战与宣传——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的战时宣传为例》[46]、朱蓉蓉《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47]等。
2.左翼书社/读书俱乐部
有关左翼书社的研究比其他几个与援华会密切相关的团体丰富。
国内有赵国新《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兴衰》[48]和程映虹《30年代英国左翼读书俱乐部运动述评》[49]，两位学者探讨了左翼书社的建立、发展、主要活动、书社与共产党和工党的关系等，并对书社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国外研究颇具借鉴意义的专著是刘易斯所著《左翼书社：历史记录》[50]和爱德华兹《维克多·戈兰兹传》[51]。书中详细记述了戈兰兹和左翼书社为中国抗战所做的贡献，包括参与成立援华会，利用左翼书社的全国网络宣传有关中国的信息，使中国的抗战在英国左翼团体中成为仅次于西班牙内战的关注点，发动英国民众支持统一阵线，为医疗救助和难民筹集款项等。戈兰兹还参加巡回演讲、为举办中国集会提供指导、在书社杂志《左翼新闻》上刊登报道、筹集和呼吁捐款。得益于戈兰兹的助力，在短短四个月里，援华会就得到了快速发展。
除专著之外，还有部分论文探讨了左翼书社。萨谬尔斯指出左翼书社是英国首个支持人民阵线的反法西斯群众组织，分析了书社成立、发展、成功的因素，认为书社是政治教育的典范。[52]书社中有一批左翼、反法西斯、反战、支持苏联和人民阵线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援助西班牙人民内战。巴杰也讨论了左翼书社和英国知识分子的关系，认为英国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左翼读书俱乐部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恐惧。[53]刘易斯、纳维尔、[54]塞缪尔斯都强调了左翼书社对普通民众的教育功能，麦卡洛克则认为教育带来的政治影响及书社与英国共产党和工党的关系还是使其教育功能打了折扣。戈兰兹的教育理念体现在左翼书社活动中，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教育”和“政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55]加普认为左翼书社的立场与英共大同小异，其组织和资金独立，是各种群众组织中自愿与英共合作的典型代表。[56]有关左翼书社的研究还包括拉奎尔和莫斯的《两次大战之间的左翼知识分子1919-1939》[57]；克拉尼克和舍尔曼的《哈罗德·拉斯基：左翼生活》[58]等。
3.反帝大同盟
彼德松在博士论文中对反帝大同盟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同盟植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历史并非模棱两可。对同盟的历史叙述不应仅以悲剧、失败、自欺和沮丧为特征，也包含着献身、渴望、期待和自我牺牲。[59]皮亚扎在研究中分析了反帝大同盟和中国革命的关系。[60]福勒通过对中国和日本移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作用的分析，从移民、多语种和跨国语境展示了反帝运动在全球的开展。[61]
4.中国人民之友社
中国人民之友社是援华会的前身，成立于1935年，成员包括王礼锡和克莱格等，迄今为止尚未有关于该团体的系统研究。奈姆泽对苏联之友社的研究对理解中国人民之友社的成立和宗旨有重要的启发。[62]
5.国联同志会
国联同志会是两次大战期间关注英国外交和防御政策的最重要的群众组织，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多，颇具代表性的是伯恩《国联同志会1918—1945》[63]。麦卡锡通过对国联同志会等四个志愿者组织的研究探索了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政治文化，分析了传统政党与志愿组织之间的关系，认为后者的多元价值观和政治中间路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文化、宗教界精英对阶级斗争、经济的不稳定及政治极端主义等挑战作出的回应。[64]麦卡锡还围绕不同的主题，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定义了国联同志会的作用。[65]
6.艺术家国际协会
在左翼书社和援华会的努力下，中国抗战成为20世纪30年代晚期英国左翼的主要关注点。艺术家国际是最先帮助中国的组织之一。艺术家国际（Artists’International，AI），后改称艺术家国际协会（Artists’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AIA），成立于1933年，结束于1939年，是英国艺术领域唯一明确的政治运动，成员多为共产党员，创立者的初衷是成立一个为工人阶级服务、反对法西斯战争的组织，团结全英的画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对苏联发动战争、反对殖民主义。[66]艺术家国际的成立是当时众多共产党或亲共产党团体的文化举措之一。
1935—1936年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中国的视觉文化得到了传播。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艺术家国际协会即举办现代中国艺术展为中国筹款。随即，又与援华会联手举办为期四天的现代中国绘画和木刻展[67]。十一月初，又联合推出陈依范[68]（Jack Chen）编辑的《五千年古国的青年》（Five Thousand Years Young）。1938年1月，伦敦再次举办中国艺术展，全部收入用于中国的救济工作。戈兰兹在《左翼新闻》上呼吁左翼书社会员观看展览援助中国。[69]
陈依范是艺术家国际的成员，他和援华会自始至终保持密切联系，克莱格也详细记录了陈依范的贡献。陈元珍的家族传奇《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讲述了陈依范在抗日战争期间访问延安，随后在苏联、欧洲和美国举办抗日巡回画展，争取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战争支持的经历。[70]关于陈依范世界巡展的研究，有金斯伯格的《影响的艺术：亚洲的宣传》[71]以及贝文的《现代杂录：上海漫画艺术家、邵洵美的圈子及陈依范的游记 1926—1938》[72]。贝文的研究止于陈依范1938年10月离开香港开始第二次海外巡展之际。黄元的研究则完整梳理了陈依范1937—1939年中国现代艺术国际巡展的不平凡历程，是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叙述。[73] 1947—1948年，陈依范在伦敦创办了中共当时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在西方世界的新华通讯社分社。
巴尔内斯探讨博物馆中国艺术藏品的收藏、解读展览与政治文化及宣传的关系时，也提及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援华会援助中国的文化宣传和交流，对中国形象在英国民众和左翼眼中的演变也有作简单梳理。[74]
（四）与援华会相关的研究
1.国内研究
国内与援华会直接相关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其一是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研究，其二是国际友人研究，其三是对国民外交的研究。第一类主要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的《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75]，沈庆林的专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以及前面提到的韩永利、方长明、张新军、尹晓冬等的数篇论文。第二类包括张注洪《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张文琳《国际友人援助中国革命史记》《国际友人西北行记》《国际友人与“红色中国”》；黎军《抗日战争中的国际友人》；任文《国际友人在延安》；孙大勋《毛泽东与国际友人》；解超《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友人研究》；马祥林《蓝眼睛，黑眼睛——国际友人援华抗日纪实》等。以上研究梳理了各个历史时期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其中包括援华会的部分成员。第三类主要有对宋庆龄领导下保卫中国同盟以及援华会成员王礼锡和张彭春等的研究，包括朱蓉蓉《宋庆龄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述评》、王谦《杰出的国民外交家王礼锡》、顾一群《王礼锡传》、祁怀高《张彭春——国民外交家和人权活动家》等，上述研究中都只是提及援华会，并没有详细论述或分析。
2.国外研究
关于援华会，布坎南曾指出克莱格的回忆录是关于该运动的唯一出版物。事实上，布坎南是除了参与者克莱格之外唯一对援华会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其他学者多是提及援华会而鲜有深入讨论。
布坎南《东风西渐：英国左翼与中国的关系》是中英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突破，作者首次基于丰富的档案资料详述了英国左翼团体、个人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对左翼团体尤其是援华会在援助中国抗战时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对由于英共、共产国际、中国政府不同程度的参与而导致援华会领导的活动与主流工人运动之间的矛盾有所提及。[76]在《跨国视域下的20世纪中国与英国左翼》一文中，布坎南从跨国主义的角度研究了20世纪英国左翼和中国的关系。论文以20年代的“不干涉中国”运动、抗战时期援华会的活动以及英国左翼对新中国成立的支持和“文化大革命”的关注为焦点，同时强调了重要个体的作用，包括薛西尔·马龙（Cecil L’Estrange Malone）、萧乾、陈依范、李约瑟四人，其中后三人都与援华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布坎南指出伦敦、米德尔斯堡、南安普顿等地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货事件的背后是英共的支持，而以贝文为首的英国运输工人总工会对此坚决反对。援华会是人民阵线的产物，借助了英共和其他进步团体的力量。[77]布坎南还比较了英国民众对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战的不同回应，探讨了二者之间的联系[78]。尽管西班牙内战对英国人的影响远远大于日本侵华战争，但是1937年秋的数月，两项运动不相上下，相互促进。援华活动的蓬勃发展使其风头和社会基础一度超过对西班牙的援助。布坎南在史料中挖掘援华会活动的同时也探讨了为什么援助西班牙内战在英国的集体记忆中成了唯一的“伟大事业”，而援华抗日则成了“被遗忘的运动”。
赖特在从英国人的角度探讨50年代的英国访华团时，对英国左翼和中国的渊源也做了梳理，认为虽然援华会成立于全面抗战爆发后，事实上是英国左翼对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逐渐加剧对华侵略的回应[79]。赖特提及了援华会的组成、主要活动、内部矛盾，是除布坎南之外对援华会稍加分析的学者。
雷德芬在研究共产国际、英帝国和殖民主义时数次用寥寥数语肯定了英共在援华会中的领导作用，这与阿瑟·克莱格的声明恰好相反。雷德芬认为英共并不热衷反帝反殖民主义，英国底层工人最初对中国革命也无多大兴趣[80]。1935年以后，共产国际放弃了阶级对抗策略。受此影响，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英共逐渐调整了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态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英共开始领导抵日援华的运动，由伦敦区委（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of CPGB）召开“拯救中国 拯救和平”的会议[81]。这是英共30年代发起援助西班牙运动后进行的又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英共1937年8月领导了劳工运动，要求国联和英国政府制裁日本。雷德芬认为英共在援华会的不遗余力也是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
另一位数次提及援华会的学者是从事英国华人研究的班国瑞。[82]班国瑞从跨国研究的角度探讨英国华人社区的早期历史时，提到了援华会总干事克莱格在华人陈天声的帮助下发动利物浦中国海员参与拒卸日货、成立海员工会等事件。陈天声及其他工人代表把援助中国的活动推广到数个港口，甚至影响了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工人运动。班国瑞的研究还涉及学界极少关注的民国时期共产党人对英国华人的影响。[83]与班国瑞的华人研究相反，毕可思在探讨中国的英国侨民时也提到了援华会，指出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结束了英国人躲在租界置身事外的局面，英国国内支持中国抗战的组织纷纷涌现，援华会建立地方分支，利用公众集会、示威游行、展览、发行出版物和巡回演讲等方式在英国民众中宣传抗战的讯息，呼吁支持中国，尤其是引起民众对中共抗战的关注。[84]
其他涉及旅英国人和华人参与援华会活动的研究有关于舞蹈家戴爱莲的研究：格莱斯登《戴爱莲的故事：中国民间舞蹈的代表和芭蕾舞的先驱》[85]和周姗《中国民间舞蹈：舞蹈先驱戴爱莲1916—2006》[86]。也有学者探讨了熊式一1940—1942年为BBC对亚洲广播做的贡献。[87] 从1940年起，熊式一受邀在BBC为亚洲听众准备英、汉双语新闻评论播报。报道于次年正式开始，受到香港、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听众的欢迎。熊式一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文化知识和社会影响为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支持，鼓舞了国人抗击日军的士气。叶在研究熊式一夫妇的旅英生涯时提到了熊式一和王礼锡一起为援华会所做的宣传和演讲，彼时前者因《王宝钏》在英国西区和美国百老汇舞台上的成功在英国已经小有名气[88]。熊式一还允许戈兰兹的左翼书社的培训学校上演《王宝钏》为救济中国难民筹款。魏舒歌首次系统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外宣体系，在探讨1937—1938年间董显光在国民党政府统一外宣体系建成过程中的作用时提到了援华会。1938—1940年夏晋麟任中央宣传部驻英代表，他与《新政治家》主编马丁及援华会秘书伍德曼的私交甚笃，三人往来密切，援华会因此成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伦敦办事处重要的宣传平台。夏尽量避免自己和援华会的关系出现在公众视野，从而避开宣传之嫌[89]。
对援华会成员和合作团体的相关研究中，较丰富的是前文提到过的对戈兰兹及其左翼书社的研究，其他多数成员的命运和援华会一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史学家和学者忽略。先后担任援华会副主席、主席的弗莱（Margery Fry）是个例外，可能主要是源于弗莱对英国监狱改革的推动和首位女治安法官的身份。劳伦斯解释了弗莱加入援华会为中国筹款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终生不变的情谊”。[90]洛根也谈及弗莱在援华会中的作用，认为学者和史学家对英国民众援助中国抗战的努力一直没有像对援助西班牙共和国那样给予应有的关注。然而，援华会的成立是英国左翼团体和成员通过人民阵线形成的联合，标志着左翼大多数成员开始抛弃和平主义的思想。援华会是典型的志愿者组织，为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也从政治上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支持。[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