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一）宋代士人研究

1.士人研究

众所周知，士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国外学者甚至把宋代士人称为“精英阶层”。因此，士人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举其要者如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12]认为士是低级之贵族，文士是从武士蜕化而来的；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3]、费孝通《中国士绅》[14]、刘泽华《士人与社会》（先秦卷）[15]和《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16]等，这些前辈学者系统阐述了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展现了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17]、王长华《春秋战国土人与政治》[18]、王廷治《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19]、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20]、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21]和《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22]等，强调士人的历史定位决定其在社会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于迎春《秦汉士史》[23]、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24]分析了中古士人在学术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的突出作用，指出士人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25]以唐宋时期的下层士人为着眼点，分析了时代变革对这一群体造成的影响以及群体自身的发展变化；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26]论述唐代社会变迁、政局变动与士人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审视唐代文士的精神世界；刘晓东《明代士人生活状态研究》[27]、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28]等，都是关于中国传统士人研究的力作，为学界深入研究士人奠定了基础。

2.宋代士人研究

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转型、变革使得宋代社会出现了诸多新变化。新的时代变革为宋代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带来了新机遇。宋代士大夫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升，他们的政治热情、报国情怀、责任意识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来，使得宋代士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备受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群体。

学界已有较多关于宋代士人的研究，前人也做了相关的总结。如杨世利《近二十年来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综述》一文从士大夫阶层与宋代的政治制度、士大夫阶层与宋代的政风和士风、士大夫阶层与宋代的变法和党争、儒学复兴与士大夫政治等4方面对此前国内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29]，马斗成、王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一文从政治、士风、文学艺术、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主体特征研究、个案研究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30]国外相关研究如日本学者真锅多嘉子《近十五年来日本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一文就日本宋代士人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31]以下拟从三方面对宋代士人研究进行再梳理，再回顾。

（1）政治视野中的宋代士人

宋代是士人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宋代士人活动首先是体现在政治层面，因而研究宋代士人首先应该把他们放置到政治领域中去观察。目前，学界这方面的研究颇多，举其要者如张希清《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一文认为宋代士人逐渐走向自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担当精神。庆历新政功败垂成，是中国古代一次有着深远意义的政治改革，是范仲淹等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32]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一文指出，宋代文人士大夫地位的提高是与赵宋统治者在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所采取的“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紧密相连的。宋太祖在位期，文官执政原则得以确立，太宗朝“崇文抑武”方略得到深化，文臣地位进一步提高，之后的宋真宗将延续下来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继续放大，宋代历史上文尊武卑的格局由此形成，文人士大夫已成为政治上的主体。[33]陈峰《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一文重点就宋初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对士大夫文官阶层的选择展开了具体论述，并对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以及宋廷在处理文武关系方面的影响与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34]

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一文对10世纪前中期文人群体的变化、演进脉络、能力素质以及唐末至宋初文武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北宋初年以进士起家的执政文臣中的多数以纯诚勤勉著称，都是赵宋开国后一系列“祖宗法度”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维护者，但直到11世纪前中期，具有明确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张扬，同时兼有才学识见和行政能力的新型士大夫群体才从真正意义上形成。[35]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一方面分析了宋朝“祖宗之法”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现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祖宗之法”寄托了士大夫的某些理想情结，士大夫成为其推衍主体，因而它既是统治者的政治规则，又成为士阶层的政治信念。邓先生着重把握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透视宋代政治制度的时代特性和发展脉络。[36]郭学信《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一文认为，士大夫政治形态的最终确立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不仅改变了自汉代以来主要代表世族门阀阶层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文化素质，有利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37]

王瑞来《走向象征化的皇权》一文认为，自宋朝始，在皇帝与土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环境下，由科举入仕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势力空前成长；由于士大夫政治在官僚政治形态中已居于支配地位，从而让皇帝在政治舞台上由主角变成了配角。[38]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一文认为，皇权、相权与台谏之权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的三角，形成“共治”架构。[39]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一文认为，宋朝君主神圣的观念有所减弱，产生了与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士大夫阶层敢于激烈地抨击皇帝，公开抵制皇帝的不当旨令，利用神权和史官之权制约皇帝并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从而限制着皇权膨胀。[40]应该说，文化史是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中所展现，政治史则是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动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但是根据比较严格的史学观点，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对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的关注在学界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2）文化视野中的宋代士人

宋代崇文重教的治国方略为士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士人在文化中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学者对此关注甚多。如美国学者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从士大夫的学术和思想方面对宋代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刘先生认为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刘先生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做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41]。美国学者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以北宋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为中心，研究了初唐到北宋的思想演变。他认为，唐宋之际，政治与社会转型使得社会产生了极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唐代士族门第的地位不断下降。唐初以来，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士族门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影响迅速减弱，同时，科举制度的确立，也严重削弱了通过家族门第取得仕宦资格的传统。这种变化导致在对士人身份的评价中，家族与政事所占地位相对降低，而学识所占的地位则大大提高。由唐及宋的古文运动，要求士人通过为学求道，在政事与文章方面恢复孟子后不得其传的古代圣人之道，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术演变的新发展[42]。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一文认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构成与以往相比发了根本性变化，即文人的出身由前代的以世家贵族为主转为以寒族为主，大量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在“与士大共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下，通过科举取士成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主体力量并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宋代，由于帝王采取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方针以及对后妃、外戚、宦官、宗室四种政治势力的抑制，从而使士大大的政治势力空前提高。[43]

（3）社会视野中的宋代士人

除了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的活动，宋代士人在社会层面的活动也非常活跃，尤其是随着学术研究趋向的转变，宋代士人的社会参与得到了国内外学界较多的关注。日本学者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黄的礼世界和判词世界》一文认为，士大夫作为一种特殊的统治阶层，出现于科举制度确立的唐代，并在宋代取得了稳固的社会地位。他指出，与以前的统治阶级出身不同的宋代士大夫、士人阶层在积极地谋求自身的社会定位；经过唐宋变革，作为新兴的士大夫官僚登上了政治舞台，科举也作为士大夫官僚再生产机器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会中特别是地方社会内部的士大夫、士人层却未能确立与其应有的政治和思想地位相匹配的，并能够与之进行更稳定、更正确的整合的社会地位。[44]龙登高《略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生活》一文就宋代士大夫的家庭经济管理体系、家产管理以及家庭财务支出与分配，家庭与市场联系等做了分析。[45]宋燕鹏《试论南宋士人参与地方公益的外在动因》一文论述了南宋士人参与地方公益活动的几点因素，他认为南宋士人逐渐成为参与地方公益的主要力量。[46]李侦观《宋代士人婚姻观念研究》一文通过梳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全面展现宋代士人阶层的婚姻观念，并借此呈现在大变革时代背景下，宋代士人阶层与环境的互动以及士人自身主体性的增强。[47]梁蓉、铁爱花《从墓志看宋代士人的居乡生活——以四川地区为主的考察》一文以士人文集中的墓志资料考察宋代士人的居乡生活，了解宋代四川地区士人丰富多彩的居乡生活以及与乡里社会密切的互动。[48]许南海《从宋代养生诗看宋代士人的养生》分析了宋代士人对养生重要性的认识，梳理了宋代士人养生之术的方式以及宋代士人养生日常生活化、简约实用化、动静结合等原则特征。[49]

近年来，关于宋代士人日常交游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有宋代士人交游的个案研究，主要是围绕宋代著名士大夫展开，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有宋代士人群体交游状况的研究，如徐红《北宋进士的交游圈对其家族通婚地域的影响》一文指出，北宋士人在进士及第取得功名之后，与同年、同僚以及志趣相投的文人师友进行了广泛交游，一方面扩大了其人际交往与交游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家族成员的联姻对象选择范围扩大。[50]崔延平《北宋士大夫交游研究》一文从士大夫群体交游的全局来说明北宋士大夫这一阶层群体的交游情况，考虑到北宋士大夫生存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他认为北宋士大夫的交游方式主要以走访、雅集和结社等为主，进而促成了朋党、婚姻关系的结成[51]。邹锦良《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一文论述周必大与胡铨、杨万里，以及周必大的同甲、门生等人的交游活动，他们郊居从游、赋诗、赏花、品酒以及校刻书籍，营造了庐陵文化氛围，并对地方学术文化氛围产生重大影响。[52]有士人与方外人士交游的研究，龙延、陈开勇《黄庭坚禅林交游考略》一文考述黄庭坚与僧人们的交游活动。[53]宋代士人交游活动除上文提及的类型之外，还有士人与武将、后妃、宗室、外戚、歌妓、商人等的交游，如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书中有涉及武将与士大夫的交游，从中可以了解士人与武将交游的原因，不少士大夫自身是儒将，如范仲淹，能文会武，双重身份的转换有利于和武将进行交游。[54]

应该说，宋代士人研究是宋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随着宋史研究的逐渐推进，包括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扩展，以及“唐宋变革论”“宋元变革论”等研究的深入，宋代士人研究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目前来看，宋代士人研究中的个案研究已近精深，每年有关士人个案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当然，两宋士人众多，还有一定的个案研究空间。同时，士人群体研究中，有关士人的精神、心态、政治活动、交游研究较为成熟，士人群体的日常生活、士人群体与中央的政治运行关系、士人群体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等则是学界关注较少的话题，这应该是宋代士人研究亟需推进的领域。

（二）宋代江西研究

宋代是江西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富庶，文化发达，教育兴盛，人才辈出。因此，江西是宋史研究中的重要区域。

1.宋代江西文化研究

宋代江西文化灿烂，“对于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宋代人早已在关注，致使江西得以‘文章节义之邦’名世，直至明代，素以文章自负的浙江文化人，仍然为浙江在宋代被江西、川中所压制而耿耿于怀”[55]。许怀林《试论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一文对宋代江西研究有开创之功，该文从州县的增加、人口的繁衍、物产的丰盛、文化的昌盛、人才的涌现等方面论述了江西在宋代发展的情况[56]。刘锡涛《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一文对宋代江西的文化做了全面梳理，包括宋代江西文化的空间与环境、宋代江西文化发展的格局、宋代江西民俗地理、宋代江西学校教育、宋代江西的宗教信仰、宋代江西方言地理、宋代江西文化地位及文化的区划以及影响宋代江西文化发展因素等内容，该文不仅旁搜博采，大量挖掘宋代历史文献和士人文集资料，而且通过翔实的数据，列出了宋代江西人才的状况及其分布，宋代江西刻书、藏书情况及其分布，宋代江西书法、绘画、音乐、戏曲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及地区发展特色，宋代江西衣、食、住、行、婚、丧等方面的民俗基本状况，宋代江西书院的分布情况，宋代江西佛教、道教宗派发展情况及寺院的地区分布等。可以说，该文是对宋代江西文化发展情况最全面最早的研究成果。[57]

许怀林《江西通史》（北宋卷、南宋卷）[58]被称为“研究宋代江西地方史三十年的结晶”，对宋代江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社会状况做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和介绍，加深了学人们对宋代江西历史的了解。该书大量搜集宋及宋以后的相关记载，不限于文献资料，又充分搜集了江西的考古与文物资料，并兼之以实地调查[59]。虞文霞、王河《宋代江西文化史》一书涵盖了宋代江西的文化、经济、科技、学术以及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有从总体上论述宋代江西文化兴盛的背景以及发展特色；有论述宋代江西的学术发展，尤以理学和佛道的兴盛为显；有阐述宋代江西的文学盛况，包括领率全国的文坛领袖，宋代江西的家族文学现象，江西诗派的情况，江西词人群体效应以及南宋江西的爱国诗人、词人；有论及宋代江西的艺术成就，包括宋代江西的歌舞戏曲内容，书法绘画艺术成就；有论述宋代江西的史学成就，重点阐述了当时出现的一些史学名著，如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有分析宋代江西的金石学成就以及图书文献的典藏与刊刻成就等；有论述宋代江西教育的发展情况，尤以书院教育为甚；有分析宋代江西科技发展情况，如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手工业，医药等产业的发展；还有概述宋代江西的社会风尚，如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等[60]。可以说，《宋代江西文化史》一书全面概括和总结了宋代江西文化各方面内容。

2.宋代江西文学研究

宋代江西文学成就非常突出，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夏汉宁在这方面用力最勤，出版了一系列成果。如《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宋代的江西作家群》一文指出：“在宋代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江西文坛堪称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异彩纷呈，光华四溢。据有关资料统计，活跃在两宋文坛，并有作品传世的江西籍作家便有250多人，一部《全宋词》，收入词作者1397人，其中江西词人便有174人，占12.46%，仅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位。在这些众多的江西作家中，更有不少是全国著名的文学家。”[61]如《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一书在《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全宋词补辑》《全宋诗订补》（统称“三全”）及其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辑得宋代江西籍文学家1362人、寓居江西的文学家67人，所辑文学家数大大超过了以往的辑录，是迄今为止收录宋代江西文学家人数最为全面的一部著作。[62]《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一书对宋代江西文学创作中的顶尖文学家进行了论述，并通过翔实而周密的统计，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性别结构、身份结构、年寿结构、产量结构等进行详细论述和分析，对宋代江西文学家在各州军府及州军府辖县的地理分布情况、宋代江西文学家族在宋代各州军府及州军府辖县的地理分布情况都进行了详细列表统计。[63]《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一书以明清以来各版本《江西通志》、各版府志与县志以及各种文人笔记、文献总集等为数据来源，对宋代江西进士数量做了全面梳理。[64]黎清《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一书对宋代江西洪州、吉州、江州等州军的文学家族情况做了系统梳理，同时分析了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地理分布及其特征，还分析了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构成，统计了宋代江西文学家族作品数量，探析了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联姻及其对家族文学的影响以及宋代江西文学家族兴盛原因等内容。[65]

此外，宋代江西词学成就突出，也受到学界的关注。邱昌员《两宋江西词发展及其贡献的定量分析》一文提出，两宋江西词坛上有七个词人群体，即晏欧词人、江西诗派中的江西词人、江西南渡词人、辛派中的江西词人、淳雅派中的江西词人、风格闲逸的江西词人和“凤林书院”词人，这七个群体具有不同的创作风貌、审美特色和规模影响。[66]林纾、向京《宋代江西词论》一书提出，“江西词派”是一个群体名称，是一个集体形象；并按风格把江西词人的创作分类为“晏欧体”“凤林体”和“白石体”，并论述了重要的江西词人，包括词人的词作、风格及人品等。[67]王毅《南宋江西词人群体研究》一文从梳理中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体”和“派”的内涵入手，分析了稼轩时期的江西词人群体构成与交往，须溪时期的江西词人群体的生平、交游、创作，辨析稼轩词风与江西词人风格，江西诗学精神与江西词人群以及江西的自然环境、人文传统、文化习尚对江西词人的影响等内容。[68]

3.宋代江西教育研究

宋代江西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富庶的经济带动了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宋代江西教育发达，一方面体现在宋代江西州县官学高度普及，另一方面，其他形式的教育也发展迅速，如民间办学活动兴盛不衰，童蒙教育十分发达等。邹邦奴《宋代江西的教育》一文是比较早对宋代江西教育进行研究的论文，他认为，宋代江西的教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如宋王朝共有书院203所，江西就占有八十多所，该文还分析了宋代江西教育鼎盛的原因，包括得力的家教和勤奋读书之风盛以及教育上的言传身教。[69]对宋代江西书院研究最深的是李才栋，如《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史》《江西古代教育家评传》《白鹿洞书院史略》《白鹿洞书院碑记集》《中国文化世家·江右卷》等均是有关宋代江西书院研究的力作。胡青《宋代江西地方官学考略》一文对宋代江西官学教育的建学情况，尤其是州县学校的创建，人数的统计等做了全面梳理，并论述了发达的教育对繁荣江西文化的推动作用。[70]

崔丽君《宋代江西教育研究》一文论述了宋代江西教育的基本情况，宋代江西教育发展的原因，宋代教育发展对江西的影响等内容。[71]弋杨《宋代江西书院及其发展的社会环境》一文梳理了宋代江西书院的兴盛情况，宋代江西书院的教学和规制堪称书院“典范”，涌现出白鹿洞书院、濂溪书院、象山书院、白鹭洲书院、鹅湖书院等著名书院，留下了像朱熹、陆九渊等一批大家的足迹，并且分析了宋代江西书院兴盛的思想文化动因，江西是理学的大本营，为宋代书院走向鼎盛提供了重要支撑。该文还分析了宋代江西书院发展的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环境。[72]刘锡涛、牛江红《浅谈宋代江西乡村学校教育》一文梳理了宋代江西的县学、私学和书院情况，认为宋代江西文化发达，人才济济，与其学校教育发达密切相关。宋代江西乡村学校有县学，更有遍及各村落的众多私人学校，他们的教学内容、方法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符合政府要求的人才。[73]邹锦良《“地方精英”视域下的宋代民间办学——以江右为例》一文认为，在良好的地域经济与文化基础上，宋代江右民间办学十分兴盛，不仅在数量上领先于全国，而且在规模上也翘楚一时。地方精英中既有闲居地方的学者，又有暂无功名的士子，还有盘踞地方的家族等，他们通过在地方社会的特殊地位以及对地方公共资源的调配，积极参与民间办学。[74]

此外，宋代江西士人众多，既有政治领域的杰出代表，如晏殊、欧阳修、王安石、周必大、文天祥等，又有文学领域的大家，如黄庭坚、曾巩、杨万里等，还有思想领域的著名学者，如朱熹、陆九渊、李觏等，这些都是首屈一指、彪炳史册的杰出士人。有关他们的个案研究已达到精耕细作的程度，论文、论著数量非常之多，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有关宋代江西的学术积累，尤其是与本文相关的宋代江西士人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厚。较为缺憾的是，以整体眼光将宋代江西士人统括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包括士人群体的日常生活、士人群体与中央的政治运行关系、士人群体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等方面，学界关注还不足，这也是宋代江西士人研究亟需推进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