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一）“黄金时代”的地方士人

宋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为士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参与空间，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因此，宋代士人的主人翁意识空前强烈，他们为后世树立了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可以说，宋代士人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研究、宋史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毋庸置疑，对宋代社会的中坚阶层——士人群体进行研究，必将有利于我们了解宋代士人群体对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而有利于我们发现宋代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可喜的是，国内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宋代士人的研究逐渐升温，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不仅体现在论著数量逐渐增多，学术质量不断提高，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地拓展[1]。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既有对宋代士大夫的整体探讨，也有对宋代士大夫与政治，宋代士大夫士风，士大夫的文学艺术成就，士大夫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以及士大夫个案等内容的论述。故有学者说，宋代士大夫研究的再生空间已逐渐打开。[2]因此，宋代士人及其相关的研究还有较为广阔的空间。[3]

宋代江西是当时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全面兴盛的一个区域，或者说，宋代是江西发展的黄金时期。江西学者方志远教授曾用一连串的反问来形容宋代江西的辉煌发展：“无法想象，没有欧阳修、王安石的北宋政坛、文坛该是什么样子？没有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的宋学、宋代理学是什么样子？没有胡铨、文天祥的风骨，所谓宋代士大夫的气节从何说起？没有杨岐、曹洞、天师、净明诸派，宋代佛教和道教会是怎样？没有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鹅湖书院，没有临川文化、庐陵文化为代表的江西文化，宋代文化会是什么样子？没有江西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南宋半壁江山又该如何支撑？当然，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各个地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在宋明时期，江西则不遑多让。”[4]这一连串的“无法想象”恰是宋代江西“黄金”发展的时代写照。这里所提及的欧阳修、王安石、朱熹、陆九渊、胡铨、文天祥等名士，不仅是宋代江西士人的杰出代表，而且是彪炳史册的士人典范。当然，西方学者则习惯于把宋代这些为地方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士人称之为“地方精英”。暂且不管宋代江西士人在基层社会是否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是否以地方精英的身份发挥着积极作用？宋代地方士人作为一个拥有知识文化、思想信仰的社会阶层，他们应该是国家政治发展，社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为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方社会发展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因此，宋代士人的政治参与、文化引领、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学界应有的关注。本书将通过梳理文献史料，挖掘南宋江西士人的日常活动，尤其是他们参与地方社会的活动，以期为南宋史研究、宋代士人研究以及宋代江西研究有所补益。

（二）“眼光向下”的学术取向

自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逐渐加强。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5]1927年1月，顾颉刚、容肇祖等人到福州，以厦大国学院名义与协和大学国学系共同恢复闽学会，其宣言称：“国学的研究，自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从旧有的经史子集中打出一条‘到民间去’的血路，一方面绵密其方法，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多种科学的方法，来切实考求人文的真相，而予以簇新的解释，新史学的眼光渐离了政治舞台‘四库式’的图书馆，而活动于实事求是之穷荒的探险或乡土的研求。”他们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所写的《发刊词》宣称：“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6]

随着学术研究交流的深入，西方学者的研究模式不断进入中国历史研究的视野中。一方面是眼光向下，视野下移的研究范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始，以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布罗代尔和勒高夫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一直重视将历史研究的视野移向民间基层和广大民众，他们以探寻人类社会的总体历史为学术旨归，把研究“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的活动为主体的人的历史”作为治史的根本原则。[7]21世纪初以来，国内学界也开始提出要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或那段时间，而且要设法回到当时当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要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犹如上演一出戏剧，研究者如场记，知道每一位角色做什么和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只是客观地展示实情，而不必导演剧情”[8]。

西方“眼光向下”的研究范式和国内“回到历史现场”的意识也影响着宋史研究，“西方历史学的研究取向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20 世纪80年代以后内地的宋史研究。虽然国内宋史研究者并没有自觉和刻意追随西方历史学研究取向的转移，但是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比如：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悄然兴起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研究，日益受到中青年学者的关注而成为典章制度史之外的又一研究热点或增长点，而且问题研究微观细化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9]。为避免这种“微观细化的倾向”（或者被称之为“碎片化”），学者们注意到，区域社会史研究所关照的就不能仅仅是所论述区域的社会，“区域社会并不是出于研究便利的人为拼凑，而是在生态环境、语言系统、风土人情、心理特征等诸要素之间存在着自然耦合的人文结构，并在实际生活的运作过程中体现出区域特质，不同的区域社会以此相互区别”[10]。因此，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仅要回答“是什么”？而且要回答“为什么”？区域社会史要把“区域”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在关注区域特色的同时，关注与区域内部权力结构和功能一样重要的大场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