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宋转型视野下的士人

第一节 唐宋的历史转型

一 唐宋历史转型的学术溯源

（一）国内学者的唐宋历史转型论

唐宋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变革时期[1]。事实上，早在南宋初期就有学者提出唐宋时期历史转型的论断。南宋史家郑樵在《通志》中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2]从“必由于谱系”到“不问家世”，可见唐宋的社会巨变。文天祥也说：“自魏晋以来至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寝废，予每为之浩叹。”“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虽坡公（苏轼）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乡之说也。”[3]“中世士大夫”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宋代士大夫的行为。

明代史家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把中国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4]。由此可见，从宋代到明代，士人们一直在探讨唐宋之际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变革问题。所以，唐宋变革或转型是中国学者很早就关注并提出了独立思考的论题，“不论是南宋学者敏锐观察到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还是明代学者陈邦瞻的中国历史三阶段说，都是‘本土’学者的独立思考，或者说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历史分期’”[5]。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清末民国学者仍然不断在推进，如陈寅恪曾言：“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如此。”[6]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7]柳诒徵认为：“自唐迄宋，变迁孔多。其大者则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之变化；其细者则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坐，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而雕板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化之迹焉。”[8]

傅斯年认为：“自隋迄宋为第二中国，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读唐世文家所载，说部所传，当知愚言之不妄也。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说明之曰‘第二中国’，上与周汉魏晋江右之中国，对待分别可也。此‘第二中国’者，至于靖康而丧其中原，犹晋之永嘉，至于祥兴而丧其江表，犹陈之祯明。祥兴之亡，第二中国随之俱亡，自此以后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祥兴于中国历史位置，尤重于祯明。诚汉族升降一大关键也。”[9]

雷海宗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10]雷海宗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海宗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383—959年）是一个大的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三百年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指出：“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11]据相关史料介绍，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观点是受夏曾佑的影响，“内藤于1902年会见过夏曾佑，对他的学问多有褒赞”“内藤湖南从夏曾佑的书中，获得了某些启发，引起了思想共鸣”[12]。可以说，内藤湖南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夏曾佑先生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学者们对唐宋之际的历史转型和变革仍然有许多不尽相同的看法。邓广铭把宋代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3]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中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14]叶坦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15]

胡如雷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先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新的时代特点。首先，公元10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这件事集中反映了土地制度与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16]

漆侠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繁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多方面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衍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1）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的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3）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4）“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5）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唐中叶，文化思想领域发生变革，主要有：（1）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2）儒家思想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3）宋儒从宏观上把握经学，而不是从章句上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达到新阶段。宋学不仅与汉学并驾齐驱，而且浸浸乎超而过之。[17]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他指出：“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有唐三百年的大半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大半时间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18]

张泽咸认为：“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演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演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入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19]

刘方认为：“转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史的连续演进过程。……中唐开其端的社会颓败与士大夫外王努力的受挫，……（经历）北宋王朝的倾覆，……断绝了外王之路。从南宋开始，他们彻底走向内倾之路，宋型文化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亚定型。……对‘宋型文化’的研究，困难之处不在于一般地确定其作为成熟型的特质，而在于揭示其区别于‘唐型文化’的具体特征。”[20]台湾学者黄宽重认为：“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唐末五代政局转变频繁、社会变动不居，是旧秩序解体、新制度待建立的时期，社会上出现许多新的事物与角色，到宋代才逐渐确定。”[21]

近年来，王瑞来又提出“宋元变革论”观点，“唐宋变革论”的立足点是放在唐末、北宋的社会变化，而“宋元变革论”的立足点是放在南宋的社会转型。他说：“唐宋变革论诉说的是中国历史从中古走向近世的变化。而我则是向后看，从南宋历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来观察得出的认识。观察的矢向不同。靖康之变，北宋遽然灭亡。突然的巨变，政治场的位移，开启了下一个变革。靖康之变是一个促因，许多变革的因素已酝酿于北宋时期。这些因素伴随着时空的变革而发酵，偶然与必然汇合，从而造成宋元变革。这一变革，由南宋开始，贯穿有元一代，开启了中国历史走向近代的滥觞。”[22]

此外，在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亦认为“近十年来，唐宋文化与唐宋文学转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成为唐宋文学研究中最流行的一个‘主题词’，甚至构成一种研究范式”[23]。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同样有学者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转折阶段，无论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思想文化史角度看，这一时期都可谓是个重要的分水岭。”[24]由此可见，在国内宋代文、史、哲研究领域，“唐宋历史转型”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学术话题。

（二）国外学者的唐宋历史转型论

一般认为，国外学界最早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09年，内藤湖南在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中说：“近世史应从什么时代开始，当说是宋代以后。”[25]其后，他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及1920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又逐步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26]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着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27]

内藤湖南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阐述唐宋之间的差异。政治上，“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是唐宋社会变革的主要表现。他认为，六朝时代，天下官吏以受贵族权力所左右的九品中正的方式选举；隋唐实行科举制，虽然对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有所改变，但隋唐的科举制仍然是贵族的。他认为，宋初的科举以帖经和诗赋为主，是一种人格测验和书写文章能力的考试，到了王安石时代改帖经为经义，代诗赋以策论，虽然到了后来经义成为以一时的念头去让考官吃惊的文章游戏，策论亦变得与实际的政务完全无关，但当时这样的一种改变仍达到了将过去的人格主义改为实务主义的目的[28]。经济上，内藤湖南认为，唐朝时期主要还是以实物经济为主，货币经济有了出现的苗头，如唐朝的许多贸易还是通过绢和布进行交换，到了宋朝，铜钱广泛使用在贸易中，同时，在一些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则出现了交子、会子等纸币。纸币的使用说明贸易的发达，经济的繁荣，也说明宋朝的经济较之唐朝更为活跃了。文化上，唐朝的文化多为贵族所掌握，至宋朝则“一变成为庶民之物”，经学方面，唐朝时期较为固守师承和家法，宋代儒者对于经学更为自由和活跃，允许用自身的见解去阐述儒家经典。尤其是词的广泛传播，使得文学创作更为自由活泼，不再拘泥于诗歌的五言七言格局。另外，诸如书画、歌舞等，宋代都较之于唐代更为平民化和自由化。

内藤湖南关于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开端的假说，“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29]其后，唐宋变革说经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国际唐宋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宫崎市定认为唐宋之间发生的诸多社会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从唐朝衰亡期经五代至宋朝建立之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性质变化的观点”[30]。

宫崎市定指出，宋朝是以商业统制作为中央集权基础君临万民的第一个统一王朝，从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同时，宋朝的商业虽然蕴含着对自由企业压迫的一面，不利于自由企业的发展，但商业统制同时也可以起到保护商业的作用，如参与官业的商业，不仅商人的利润可以获得政府的保证，而且在交通运输方面，为了路途的畅通和安全，商人也能期待政府在武力上提供保护性的措施。因此，宋代都市的财富力量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与当时作为官道的运河网向广大民众开放有关，由此促进了国内商业经济的活跃和繁荣，从而导致都市经济势力的崛起和繁荣[31]。

佐竹靖彦在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唐宋变革说理论，他将中国的宋代放置在世界史上的近代社会来考察。他认为，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唐代属于农村时代，宋代则已过渡到城市时代，从文化结构上看，唐代是宗教占据主导的时代，宋代是知识为主导的时代。他指出：“宋元时代的变化具有试图将个人置身于更广泛社会关系中的方向性，肩负这一方向的主体即时代的领军者们，从与传统统治阶层完全不同、拥有各自基础的社会阶层脱颖而出，而且与这种新倾向相适应，他们的思维变得更为理性。换而言之，他们追求和确立的是一种将超越自身生活圈的现象，通过现实的人际关系来加以重新构造的信念……那些被称作读书人或士大夫的领军人物，不像过去那样形成世袭的统治阶层，他们期望把宗族中不同行业的个体家庭聚集起来，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他们在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最终基础，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一名官僚。不过是一介草民的他们要想脱离生活的直接基础，成为远离地方、远离社会的中央政权的中坚力量，首先就要具备理性的、抽象的社会关系意识。正是这种理性意识，支撑了作为知识时代的中国近世社会。”[32]

法国汉学家埃狄纳·巴拉兹也对唐宋中国的社会变革给予关注，他认为宋代已经凸显了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不仅对于解决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还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33]

法国另一著名汉学家谢和耐也阐述过此问题，他认为：“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34]美国学者包弼德虽然不赞同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但他也用“转型”来概括唐宋思想与文化的不同，他指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中叶史’的史学家的著作，总起来提出了一个新的阐释。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唐宋的思想、文化转型有三个显著的特征。首先，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第二，从相信皇帝和朝廷应该对社会和文化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一定要学会自己做主。第三，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彼此协调和统一的体制的一部分。……宋代的思想文化使文人可以断言，学者能够立于政权来悟‘道’，它以此创造了一种纽带，来联系社会和政治，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自我赓续的地方精英和自我限制、不积极有为的政府。”[35]

由此可见，国外学术界从20世纪初就开始探讨“唐宋历史转型”问题，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一定程度上是受中国史家的影响，然后提炼总结，经由他的学生的阐发，不断完善提升。与此同时，欧美学者也对此问题给予关注，并影响着国内的宋史研究。

二 唐宋历史转型的具体表征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确实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也称得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现象，这种变革的表现是多方位的。可以说，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前夕，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变革。再者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奏响了新的战斗乐章。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36]

（一）唐宋历史转型的政治表征

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士族门阀在文化上的优势减弱，“进士第成为大士族振兴或延续其家族的重要因素，……这种现象在许多次级旧族更为明显”[37]。科举优势的衰落，使唐代后期门阀士族进士及第人数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有学者统计，德宗朝到中唐末（780—840年），山东门阀士族约2.4代29人进士及第，平均每代约12人；而晚唐（841—907年）约5.64代16人进士及第，平均每代不足3人。唐代后期士族宰相几乎皆由进士出身，而五代时士族及小姓宰相进士出身者总共不足50%。[38]可以说，门阀士族的衰落与解体使得社会不同阶层在政治上的地位出现升降波动。

唐长孺认为，门阀士族的盛衰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动摇，与之相联系的贵族、官僚土地所有制也仍然存在，那么门阀制度也就能够继续下去。到了武后以至玄宗统治时期，均田制度最后崩溃，封建国家的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动摇了，门阀制度也达到了最后衰亡的阶段。门阀特权无论是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消失了，剩下来的便只有一个自矜高贵的血统。”[39]此外，从隋炀帝开始实行政治上削弱士族政治特权的举措，比如他废除州郡辟举权，“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40]，这个措施在政治上极大地抑制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发展。经过唐代中叶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动，以及唐末五代几十年的大动乱，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至宋彻底衰微，“举贤不出世族”的门阀贵族政治由此退出历史舞台。士族门阀的衰落，促使宋代的科举考试向着“取士不问家世”的方向发展，大批出身贫寒的士子登上政治舞台，大量非身份性的官僚地主迅速崛起，打破了此前门阀士族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由此地主阶级内部升降沉浮加速，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出现了上下流动。[41]

钱穆认为：“唐代中叶以后，中国有两项很大的变迁，一项是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另一项是社会上贵族门第的逐渐衰落。……门第衰落后社会上有三种新形象，一是学术文化传播更为广泛，二是政治权解放更普遍……以前参与政治活动的，大体上为几个门第氏族所传袭，现在渐渐转换得更快，超迁得更速。三是社会阶级更消融”。[42]台湾学者梁庚尧也指出：“科举制度配合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与教育机会的普遍增加，促成了唐宋之间社会形态的转变。这一转变表现在宋代社会上，便是统治阶层社会纵向流动的加速。以往政权由少数世家大族长期垄断的情形不再存在，科举出身的士人取而代之成为政治的核心，而他们往往是骤盛忽衰，不容易再形成以往门第那种可以延续好几百年的政治力量。”[43]

（二）唐宋历史转型的经济表征

唐代中后期均田制开始瓦解[44]，同时，实行两税法，使得土地私有制度迅速发展，地权开始发生转换[45]，发生了从“贵者有势可以占田”到“富者有赀可以买田”的变化[46]，由此宋代各阶层在经济上也就发生较大的变化，以致到宋代社会出现“贫高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现象。除此之外，随着宋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直接促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在手工业领域，因煤炭的大规模使用，宋代出现所谓的“煤铁革命”[47]，加之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运河的挖掘提升，使得宋代经济出现了“诸般新气象”。

漆侠认为，“就封建经济制度的发展而言，唐和宋分属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是庄园农奴制阶段，而后者则是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阶段。这种变化所体现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差异的背后，反映了包括宋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以及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大幅度的增长等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尤其需要注意的一个因素，就是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48]。黄宽重认为：“宋代都市化日益发展、金融组织的发达、地方资源的特产化与国内、海外贸易的连环衔接，促使商业活动活络、贸易勃兴；加上农业生产力与新品种、农技的发展，使得宋代商业的性质和规模超越前代。”[49]

（三）唐宋历史转型的文化表征

受均田制经济解体和门阀政治崩溃的影响，宋代社会文化变得更为自由，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的从雅到俗、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现象的出现，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50]

有学者认为，从唐代开始，因科举考试的发展，给一般读书人提供了宽松空间和多元途径，包括科举入仕、藩镇延揽人才，使得很多优秀的士人可以冲击门阀贵族，并使得垄断知识资源的贵族瓦解，贵族社会的色彩也越来越淡化，这种现象也使过去垄断知识和真理、熟悉外在仪节、依赖血缘系统获得合法性地位的贵族社会，转向了依赖学习和努力、重视内在修养和精神、强调平民主义的士绅社会。从唐到宋，首先是意义和价值的宇宙依据发生了变化，从天到理，其次是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从“上古”即历史作为证明，到“心灵”或“观念”作为依据。[51]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宋代造纸技术的提高，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不断改进，以及教育在基层的普及，宋代出现了“文化平民化”的发展。[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