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内容

本书第一部分探讨唐宋转型视野下的宋代士人。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变化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士人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在历史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身也经历着改变。在历史变迁之下，唐中后期士人开始变化，他们的南迁促使了南方士人的崛起。入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兴盛，士人不断成长，宋代士人的“文化性”“士本位”意识显著增强，表现为：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空前增强，他们以重整社会秩序为己任，自然肩负起维护国家稳定与发展的责任。南宋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士人在保持历史承续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与既有面貌的显著不同，表现在社会身份的变化、政治角色的转型，以及士人群体的自我调适与定位。士人角色逐渐多元化，表现在他们关注和参与地方事务逐渐增多。

第二部分对南宋江西士人社群进行历史考察。首先探讨宋室南渡后的政治生态。南宋江西士人群体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于南宋时代分期，靖康之难后南宋仓促建立，经历了从尴尬立国到逐步中兴，随后又从承平苟安到亡国蒙元。与北宋不同，南宋的时代特征不仅给朝政带来巨大影响，而且给极富主人翁责任感的士人群体带来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南宋君权的强化以及权相的接连出现，直接导致南宋士人在心态、思想等方面的变化。其次重点分析江西地域文化与南宋士人群体。江西在地理环境上是一个有机整体，在人文环境上，江西也有其特定的发展历史。士人群体具体表现在士人的文化群体和地域群体。

第三部分关注南宋江西士人社群的构建。一方面是士人社群构建的因缘。通过梳理文献史料可知，家族姻亲、地缘身份、业缘纽带都是构成南宋江西士人群体并促使其在地方社会进行有效互动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士人社群构建的方式。南宋江西士人社群构建方式主要依靠文化媒介，如诗文唱和、文学雅集、走访交游、会文谈艺、题词作画、聚“会”结“社”等，士人的“会”“社”，如文会、诗社、怡老会、老年会、社、同年会、讲会等，其次才是经济行为，如棋社、茶社、镜社，义社、经济互助社等。

第四部分探讨江西士人社群与南宋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探讨地方事务中的士人表达。南宋江西士人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主动塑造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形象，充当地方社会的核心力量。如修造桥梁、赈灾济贫等虽属于地方官的职责范围，但在南宋地方志中可以看到江西士人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是江西士人与南宋基层社会权力的关系。面临时势变化，江西士人对国事的关切更甚于前，但南宋君权强化，权相接连控制朝政，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士人的上升空间，士人被逐步推向地方社会。同时，由于南宋财政中央化的不断加强，中央不仅削弱了地方财力，而且也控制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这并不意味着地方事务的减少，但却为士人实现自我认同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在地方不断获取文化地位，进而在地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渐掌控南宋基层社会的某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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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宋代士人及士人社会予以关注，如郝若贝、刘子健、何安娜、韩明士、包弼德等学者，他们把视角更多地放在了宋代士人与地方社会，并把地方士人称之为“地方菁英”。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Dec.1982）pp.365-442；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Anne Gerritsen.Ji'an Literati and the Local in Song-Yuan-Ming China，Brill，2007.

[2] 马斗成、王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3] “就宋代社会史的研究而言，针对士大夫人际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尽管社会史已成为近年来宋史研究中的热点，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针对士大夫之间关系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祁琛云《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4] 方志远：《宋代江西研究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文史知识》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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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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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斐迪南·滕尼斯著，张巍卓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页。

[92] 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第33册《明伦汇编·交谊典》，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9940页。

[93] 杜登春：《社事始末》，昭代丛书本。

[94] 何宗美指出“文人结社是古代文人乐群精神的体现。古代士人交游为人生一大乐事，其渊源可追溯到孔子和孟子。”见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33页。

[95] 杨伯峻译注：《论语》，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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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10页。

[98]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99] 钱穆：《唐宋时期的文化》，《大陆杂志》1952年第4期。

[100]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101] 郭学信：《论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的时代特征》，《聊城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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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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