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对史诗的论述

将史诗作为一种文类进行科学而系统地阐述始于西方诗学理论史上的第一部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宗旨在于阐述作诗的技艺，他认为，史诗、悲剧、喜剧或者竖琴演奏的音乐等艺术总的来说都是摹仿，区别在于摹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不同。[5]出于天性，那些在摹仿、音调及节奏感等方面“生性特别敏锐的人”“在即兴口占的基础上促成了诗的诞生”[6]。这里的“诗”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史诗与戏剧的统称。

亚里士多德将史诗与悲剧进行比较，认为：首先，从诗的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而言，史诗和悲剧一样，不拘泥于历史真实，即诗人的职责在于描述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7]诗人创作的摹仿对象分为三类：过去或当今的事、传说或设想中的事、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事。[8]荷马创作的诗歌属于第三类摹仿，即荷马史诗描述的情节和内容贴合情理，符合必然性或可然性，虽不是历史真实，却揭示了现实世界的普遍性，实现了诗的真实。

其次，从摹仿方式看，悲剧摹仿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9]。史诗在以格律文的形式摹仿严肃的人物方面与悲剧相同，即史诗诗人也应编制戏剧化的情节，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10]。

最后，在长度与容量方面，悲剧受时间限制，史诗无须顾及时间的限制。[11]史诗容量大，各个部分都可以有适当的长度，[12]其长度“应以可以被从头至尾一览无遗为限”，“约等于一次看完的几部悲剧的长度的总和为宜”。因此，史诗在容量方面有优势，可以表现气势，从而“调节听众的情趣和接纳内容不同的穿插”。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应有包容很多情节的结构，可容纳许多同时发生的事件，从而以容量和篇幅营造出宏大的气势。他将史诗分为简单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和苦难史诗，[13]盛赞荷马是“严肃作品的最杰出的大师”[14]，认为在史诗诗人中，只有荷马意识到诗人应尽量少以自己的身份讲话，而是以史诗中的人物或其他角色表演，且“人物无一不具性格，所有人物都有性格”。他还特别强调“英雄格适用于史诗”[15]。

亚里士多德将史诗视为与悲剧并列的体裁，首次运用较为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对史诗的真实、创作原则、成分、性质、长度以及类型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规范和系统的史诗理论。他对于史诗“完整性”的归纳就是后来人们反复探讨的史诗“整一性”问题，他对于史诗篇幅较长、情节繁复、气势宏大等特点的概括切中肯綮。总之，亚里士多德关于史诗的讨论对国际史诗学界的史诗观念、研究范式以及理论建设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主要对荷马史诗的作者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荷马其人，维柯同意贺拉斯在《诗艺》里的观点，他依据荷马史诗里混淆着野蛮行为和文明行为，认定荷马的两部史诗是由不同时代的不同诗人创造出来的，[16]因而用大量篇幅来寻找“真正的荷马”。他首先发现用荷马史诗来说书的人都是些村俗汉，每个人凭记忆保存了荷马史诗中的某一部分，每人在集会或宴会上歌唱荷马史诗的不同段落，“荷马不曾用文字写下任何一篇诗”[17]。而且据传说，荷马是盲人，又贫穷，在希腊各地市场上流浪，歌唱自己的诗篇。盲目和贫穷，都是一般说书人或唱诗人的特征。说书人依靠歌唱荷马诗篇来糊口。他们就是这些诗篇的作者，是用诗编织历史故事的那一部分人。[18]因此，维柯倾向于认为“荷马”仅仅是人们对歌唱荷马史诗的说书人的一个称谓，“纯粹是一位仅存于理想中的诗人”[19]。从这一意义上，维柯肯定了荷马史诗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的，它不是某个人的创作，而是全体希腊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关于荷马所处年代存在多种意见分歧，维柯主张：“荷马应该摆在英雄诗人的第三个时期，即英雄体制时代的末期。”[20]他认为荷马的创作源于诗性智慧，而非哲学的指引。一方面，荷马史诗具有传奇性，它所用的比喻和描绘不可能是一个冷静的，有修养和温和的哲学家的自然产品；另一方面，“荷马所写的英雄们在心情上轻浮得像儿童，在想象力强烈上像妇女，在烈火般的愤怒上像莽撞的青年，所以一个哲学家不可能自然轻易地把他们构思出来”[21]。维柯是较早对荷马身份质疑，并试图发现和寻找真正荷马的学者。他把史诗放到民俗生活中阐释，给18世纪的史诗理论注入了新的元素。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对史诗进行了系统论述：首先，从诗作为艺术作品的一般性格来说，贯穿诗的内容应该是一个由有内在联系的个别特殊部分形成的统一的整体，即“有机的肢体结构”[22]。史诗的任务就是把事迹叙述得完整，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从语调来说，史诗意义深远，“涉及人生职责、生活智慧以及关于在精神界形成人类知识行为的牢固基础和联系绳索之类东西的看法”。史诗揭示的不是个体的情感，其目的也不在于激起情感，而在使人认识到它对于人类就是职责和光荣等意义深远的东西。在史诗里，形成统一体和提供中心的是某一确定范围的现实生活，而非单纯的情调或戏剧的动作（情节）。史诗所要揭示的是“本身永恒普遍的东西”[23]。

在史诗的取材方面，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一样，主张史诗客观地描述具有可然性和必然性的世界。黑格尔认为，诗的内容须把具体的精神意蕴体现于具有个性的形象，而不能停留在抽象的一般上。史诗以叙事为职责，描述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24]。但是，史诗事迹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史诗世界不应局限于特殊事迹的一般情况，而要推广到包括全民族见识的整体，表现出民族各具个性的精神。[25]他以荷马史诗为例，盛赞荷马史诗在描述世界的宗教伦理的题材、展现优美的人物性格和一般生活、描绘最崇高和最猥琐的事物的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显得“是一部永远有现实意义的不朽著作”。因此，一部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时代的人们感兴趣，它描绘的世界就要超越特定民族和事迹而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即能“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26]。什么题材最能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黑格尔认为最适宜史诗的题材是战争，在战争中整个民族被动员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但必须是在具有世界历史的辩护理由的前提下，不同民族间进行的战争才真正具有史诗性质。[27]黑格尔高度评价了史诗的重要意义，提出：“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史诗表现了特定民族的“原始精神”，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是“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28]。

关于史诗作者，黑格尔坚持荷马史诗是个人创作的观点，否认了荷马史诗起源于民间传唱，因为“精神只有作为个别人的实在的意识和自意识才能存在”，而“完整的作品只有从某一个人的精神中才能产生出来”。因此，他从史诗事迹展现方式中所涉及的史诗作品的整一性和完满的熔铸过程的角度提出，史诗作为一部实在的作品，只能由某一个人生产出来，即一个诗人凭他的天才把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精神集中掌握住，通过自己的观感和作品表现出来。因此，他否定了“实际上并无荷马其人”的观点，认为“荷马史诗没有必然的开头和结尾，所以可以无休止地歌唱下去”的观点是粗陋的，是不符合艺术性质的。[29]他以希腊的纪事本末派诗人写过一些荷马史诗的续编为例，认为其人物未能形成史诗的中心，描述的事件之间无必然联系也未实现一个自觉的目的，因此，这些续编只是单纯的“事件”而非“事迹”，这样的系列是画蛇添足的散文，而不是史诗。相比较而言，史诗《伊利亚特》的主题是阿喀琉斯的狂怒，这一主题提供了全诗的整一性的中心点。[30]他赞成歌德、席勒、谢林等的观点，认为诗人必须从所写对象退到后台，在对象里见不到他，从而凸显史诗的客观性。[31]

关于产生年代，即史诗产生的一般世界情况，黑格尔认为，史诗虽然是古老的，但其描述的并不是最古老的情况。因为在最早的起源时代，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诗人，都尚未摆脱外来文化和异族宗教崇拜等外来影响导致的精神方面的奴役。[32]只有到诗人凭自由的精神抛弃了外来桎梏，克服了意识领域的混乱，而抽象的信仰、制定得很完备的教条、固定的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原则等尚未出现，即一方面一个民族已经走出混沌状态，有创造自己世界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宗教教条或政治道德条律还处于“流动的思想信仰”的阶段，相应的“一般世界状况”使史诗作者在创作上享有自由，且对自己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才能产生真正的史诗。总之，是非感、正义感、道德风俗、心情和性格是史诗的世界情况的唯一根源和支柱，而且这些因素还没有由知解力固定下来成为散文现实的形式，和人心或个人思想情感相对立。[33]人类尚未脱离和自然的生动联系。如果一个民族经过许多世纪的发展和改变，较近的时代和远古出发点之间已完全割断联系，这种情况之下写出的史诗就没有持久的生命力，也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史诗。[34]黑格尔以荷马和维吉尔两个人的作品为例，提出原始史诗和后世人工造作的史诗之间的矛盾对立。黑格尔还将世界艺术的演化进程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的更迭，并把它推广到史诗的演进。第一阶段是东方象征性史诗，如《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第二阶段是希腊罗马的古典型史诗，如荷马史诗；第三阶段是浪漫型史诗，即基督教各民族的半史诗半传奇故事式的诗歌，如《熙德的诗》。[35]

民族史诗虽然是一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乃至一个民族的荣耀，但并不是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史诗。比如，黑格尔认为：“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36]这里的“中国人”显然应理解为中国的汉族，[37]博学的黑格尔似乎并未读到中国的《诗经》，也未了解到中国原始神话宏伟、瑰丽，史诗材料亦极丰富的史实。

从上述黑格尔关于史诗的一般性质、形式和内容特征以及史诗的发展与演变等问题的阐发和回答，可以发现，其中一以贯之的正是黑格尔美学体系的基石和出发点，即“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正是这一理念的思路使黑格尔高度重视史诗的整一性和民族性，并充分强调在个人与民族未分裂的时代，史诗作者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从而坚持认为荷马史诗是一位天才作者的作品。他建构的美学体系不仅清晰地界定了史诗的艺术本质和特征，划定了其领域的界限，而且撇开经济基础的变革和社会形态的发展，从精神与思想的时代变化考察了史诗的演进过程，对史诗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诗是西方文学中最崇高的文学样式，许多西方学者都曾对史诗进行过论述和界定，论述的范围已经涉及史诗的情节、结构、种类、格律和性质等诸多维度。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推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对史诗做出的论述。他们是西方古典诗学史诗观念的代表，都对荷马史诗极为推崇，荷马史诗成为他们论说史诗的尺度和典范。他们对于史诗是歌唱神和英雄业绩的长篇叙事诗的界定，对于史诗篇幅宏大、风格崇高、内容丰富而整一等特点的归纳，在20世纪后半叶以前一直是国际史诗学界呈现压倒性优势的主流话语。追根溯源地了解西方史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彻底弄清楚中国学术界关于“史诗”观念分歧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