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饱含儒家仁爱基因的中国远古神话传说

一 散文是最早产生的文学形式之一

不论欧、亚，还是非、美诸洲，也不论中国、埃及，还是希腊、印度诸国，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讲，各国各民族最初差不多都要经历一个“传说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长期没有文字，就是到了它的后期，产生了一些原始文字，但人们还不能使用这种文字来详尽地记录以往的历史与现实的生活，而这些历史及现实生活的知识，要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播，从这一特征出发，人们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之为“传说时代”。传说时代属于人类哪段历史发展时期？美国杰出的社会史学家摩尔根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古代社会》中，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传说时代按其理论应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初期。但摩尔根的分期法很难显示出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本质。根据新的分期法，传说时代应指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早期金属器时代，或换言之，是指原始人时期、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包括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氏族社会）和私有制社会初期（指奴隶社会初期），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是古代民族逐渐形成的时期。

传说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的生活比较单调，人们的思维方式也相应地比较简单，但幻想性想象力却异常丰富，马克思说：

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的较高的特性就开始发展起来。个人尊严、雄辩口才、宗教情感、正直、刚毅、勇敢，当时已成为品格的一般特点，但和他们一同出现的还有残酷、诡诈和狂热。在宗教领域里发生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以及对人格化的神灵和伟大的主宰的模糊观念；极简单的诗歌创作、共同住宅以及玉蜀黍团子——这一切都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东西，这个时期还产生了对偶家族以及由胞族和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1]

人们对于身边发生的一些事件，只能靠口头传述来互通信息，包括“极简单的诗歌”和“神话、传奇和传说”，如果害怕遗忘重要事件，最多以结绳、刻木做标记，日后借此激起对往事的回忆。传说后期以一些图画式的原始文字代替结绳、刻木，图画式的原始文字比结绳、刻木的形式有了质的进步，但是，大量的信息，特别是大量生动的神话故事，还是要靠口耳传说来进行。

在传说时代，人们为了求得生存，对关系到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异常关心，而各种自然现象又使他们感到神秘莫测。由于受生产力发展及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只能从自己狭隘肤浅的生活体验出发，通过幼稚的想象，来理解这些现象。如他们看到自己所居的地形是西北高而东南低，江河多由西向东流入海，天上的日月星辰却是由东向西慢慢移动，于是以幻想的形式给予这些自然界中的这种现象以这样的解释：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天文训》）

对人们所敬仰的原始部落首领与部落英雄，同样也多借助丰富的想象来加以理解，从而赋予这些首领与英雄许多超乎人类能力的种种“神力”，在他们的身上寄托了人们各种各样美好的愿望，歌颂了他们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斗志与伟大的发明创造力。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

神话中的“神”是幻想化了的现实的人，神话故事则是幻想化了的历史现实，这些神话在今天听来，可能幼稚而荒诞，但在传说时代，它却是先民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先民在斗争实践中的总结，是先民对自然力以及领袖、英雄人物的真实信仰与崇拜。先民们以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幻想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并不是在有意地进行文学创作，然而他们的神话故事天然地具有审美魅力，因而也就天然地成为文学作品。这种文化现象不独中国如此，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也如此，共同的原始、简单的社会结构与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他们相似的社会意识与文化心理，决定了他们相似的神话文学乃至文化形态，同时也决定了这种文学乃至文化须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播。正如茅盾先生指出：

凡一民族的原始时代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以及最早的历史，都混合地离奇地表现在这个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里。原始人并没有今日文明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并且没有够用的发表思想的工具，但是从他们的浓厚的好奇心出发而来的想象力，却是很丰富的；他们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故就文学的立点而言，神话实在即是原始人的文学。迨及渐进于文明，一民族的神话即成为一民族的文学的源泉：此在世界各文明民族，大抵皆然，并没有例外。[2]

神话传播形式是大众化的，人人可以接受，人人可以传播，它的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口述性，也就是指它的内容都是以口语叙述出来的，如今天的讲故事，而不是吟唱出来的，即使后人对它加以笔录或进行文字方面的整理与修饰，仍然难以改变它的口述性特色。从这一特征来看，神话是名副其实的最早的口头“散文”，就是后来将这些神话赋予文字的形式，一般仍然使用着不讲究韵律、非常自由、近乎口语的书面语。从文体来说，神话不论是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始终属于散行语体，即散文体。

鲁迅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著文说：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3]

同神话一样，古老的原始歌谣也起源很早。原始人在以集体劳动为基本内容的群体活动中，逐渐产生了能够交流信息与感情的语言系统。那些最初能够协调劳动节奏的呼喊或号子，随着表达的内容与感情的逐渐丰富，也就成为有节奏、有韵律的原始诗歌。而且往往是以可以咏唱的“唱词”与乐舞相配合，边歌边舞，舞的动作就是劳动行为的模拟或再演示。《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力’，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从这八首辞的题目来推测，大部分内容与劳动生活有关，当然也有与祭祀、图腾有关的内容，原始社会有祭祀、图腾、战争、爱情等题材的歌谣，但其渊源还是劳动歌谣。

劳动歌谣从最初产生起，就是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加强形式，如东汉赵晔编著的《吴越春秋》，书中记载了一首《弹歌》，只有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相传是黄帝时代的作品，是否真是黄帝时代的诗歌，现在还难以确定，不过，大致可以认定是远古时代遗存的较早的诗歌之一。它以极其单纯朴素的语言高度地概述了原始社会的人们截断竹子，用兽皮之类做弦线，来连接竹子两端，制作成原始的弓箭，又用弓箭发射泥石类弹丸去打猎的全过程。从这首古老的《弹歌》，我们看到远古时代诗歌的节奏与劳动的动作节奏是一致的。一般的原始劳动动作由一来一往或一反一复两个基本动作所构成，所以诗歌的节奏也是二节拍的。就如“断竹”，其砍斫竹子的动作是一扬一劈，“飞土”的拉弓、射弹的动作，则是一张一弛，《弹歌》全诗一个字一拍，形成二言句式。其后兴起的四言诗，丰富了所要表达的内容与感情，如《诗经》中的绝大部分诗，虽然是四言句式，实际上还是二节拍诗，两个字为一节拍。诗歌的二节拍节奏便于在劳动中吟唱，以减轻疲劳，也便于协调劳动动作，以统一行动。

原始劳动的动作不仅往往由一来一往的两个动作所组成，而且这两个动作还往往发出轻重不同的音响，轻重不同的音响还往往分别发生在前后两个动作上，也就是说重音往往发生在后一个动作上。表现在诗的节奏上，则重音往往落在二节拍的后一拍子上。所以，从最初的二节拍诗歌起，就注意了尾音的和谐，讲究尾音的“押韵”，如《弹歌》尾音的字是“竹”“土”“肉”，都相押韵。当然，有些劳动动作的声响也并非一定前轻后重，所以表现在古代诗歌的音韵上，也有句中韵，即有“首韵”和“腰韵”的现象，如《诗经·王风·扬之水》：“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首句第一字“怀”字与次句的“归”相押，形成首韵。再如《诗经·小雅·宾之初筵》：“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衎烈祖。”首句第二个字“舞”与“鼓”及后面句子的“奏”“祖”为韵，形成腰韵。《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句中“檀”与“干”字为韵，并不是押语气词“兮”的韵，这也是一种腰韵。后世诗歌除了词体外，继承的只是古诗歌的句尾韵，即只求句末押韵，然而上下句的平仄与对仗却严格地要求起来。即使是原始的先民，当他们想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感情时，不仅要注意诗歌的节奏，注意诗歌音韵的和谐，而且还要注意从繁杂的日常语言中提炼出诗的语言，这种语言能简洁、明快地表达出人们的思想感情。然而这种诗的语言的提炼，要求具有相应的思维能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精神创作活动。诗歌尽管来源于劳动，但需要人类思维能力与语言驾驭能力发展到相应的阶段，才会产生这种有节奏有韵律有艺术美的语言加强形式，并非是伴随着语言的产生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

原始神话与远古歌谣是原始社会先民们不自觉的形象思维的结果，是人类最早培育的文学花朵，是人类文学艺术的源头，在传说时代，很难说哪个产生得晚哪个产生得早。对于原始神话来说，其产生至少不晚于远古诗歌，也等于说散文的产生并不晚于诗歌。然而长期以来，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的观点普遍见于中外众多的著述中，并几乎成为一种定论。

持“诗歌是最早文学形式”观点的人，大多以鲁迅的一段文字为依据。鲁迅的这段文字出自他的《门外文谈》一文，讲原始人最初连话也不会说，经过漫长的进化，慢慢发出声来，他们大伙抬木头，发出“杭育、杭育”声，鲁迅认为这就是最初文学创作，若说流派，他们便是“杭育、杭育”派。于是这些人便下结论：诗歌是人类最早出现的文学形式。实际上，鲁迅并没有讲错，而且这段论述的文字也极严谨，鲁迅讲“杭育、杭育”是原始人的最初文学创作，并没有讲这就是诗歌创作，讲“杭育、杭育”派，并没有讲这就是一个诗派，怎么能从鲁迅的这段文字引出“诗歌是人类最早出现的文学形式”呢？这些人可能会反驳说：鲁迅的那段文字，是参照《淮南子·道应训》中的一段文字讲的，《淮南子》中可是明确指出那是诗歌呀！不错，《淮南子·道应训》中确实如此讲：“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但不能因为《淮南子》讲了，就成了定论，我们还要看看它是否真有道理，看看这“邪许”或“杭育”是否真是诗歌？刚刚会发简单声音的原始人，大概和现在牙牙学语的婴儿一样，他们发出的那些虽有节奏而无词语内涵的声音，你能判断是诗歌还是散文？即使是有节奏、有一定词语内涵的呼喊，也难说就是诗歌，因为散文也并非没有节奏。诗歌不仅有节奏，还需押韵，并且它应是“语言的加强形式”。

还有更多的人，以文字的产生为散文产生的前提，一般认为中国的散文应从殷商甲骨文算起，如《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中说：“散体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从现有材料来看，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即为最早的散文。”[4] 这样的话，中国散文也就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与散文相对的诗歌，他们又从口头创作算起，而原始的口头歌谣创作的历史何止数千数万年？由此看来，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那是很自然的了。

人类最早的文学形态并不仅仅是诗歌，实际上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任东北大学教授的杨公骥先生就著文指出：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每个民族（广义的）都有口头文学：诗歌和神话传说。和古代西方一样，我国古代神话大多散见在公元前的诗歌或学者们的著作中……虽然我国古代神话大多是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时代被用文字记载下来，但并不能由此认为这些神话就是春秋战国时的作品。因为，神话本身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以形象所反映的现实，就证明了它的产生时代。研究古代口头文学，是不应以它的记录成书年代断年的。[5]

杨公骥先生认为神话传说与诗歌一样，是每个民族的最早的口头文学，也就是每个民族最早的口头文学就存在着自由述说和可以吟唱的两种形式。可惜，杨公骥先生的这篇专论并没有引起所有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学术界长期以来仍旧唱着“诗歌是人类文学最早样式”的老调，如近年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卷第49页上说：“根据现有资料，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是诗歌。”就连几部权威的文学史著作，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也都持这种观点。

“诗歌是人类文学最早样式”的认识，不仅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存在，而且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文学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苏联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莫·卡冈在其《艺术形态学》一书中对这种现象提出过疑问，但他仅仅是提出疑问，而仍然不敢否定诗歌早于散文的陈说：

诗歌早于散文是一件确凿不疑的历史事实。不过，这好像是奇怪的和不足信的——因为原始人像我和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用散文讲话；他怎么会为了艺术认识的目的，舍弃对这种散文语言的简单的、似乎是如此自然的运用，而开始编制比散文语言结构复杂得多的诗歌语言结构呢？[6]

对于文学上这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应该进行认真的探讨。20 世纪90年代末，杨庆存先生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重新对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进行冷静、客观、历史、逻辑的思考，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未有文字之前的文学，当然只能是口头创作的文学、口耳相传的文学。黑格尔称未有文字之前的文学为“前艺术”，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学的“始源形态”。人类自有文字之后，便有了书面语言。伴随着语言之口头与书面的区分，文学则有了口头与文本的分别。探讨文学的发生，探讨文学各类文体的始源，必须使用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前提条件。而“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正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探讨诗歌的产生是从口头创作时期寻找源头，研究散文的产生则转而依据文字产生之后的文本资料，故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要之，没有文字之前，便有“口头文学”。而人类在社会实践的具体交际中，无论是协调动作、交流思想，还是讲述故事、描述事物，都是使用质朴、自然、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这便是“口头散文”，这便是散文的始源形态。可以断定，这种散文始源形态的出现，绝不会晚于口头创作的诗歌。而“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恰恰忽略了这种散文的始源形态，将散文的产生推至文字出现以后，故其结论必然难以令人信服。[7]

杨庆存先生对诗歌与散文或口头与文本的对比分析是清晰、透彻的，所得出的“散文始源形态的产生不会晚于口头创作的诗歌”的结论令人信服，这一点认识是超于前人的。从20 世纪初，中国学界确立了神话学以来，神话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的观点已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但是神话传说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始源形态，却是一种新提法，而这种提法，无疑始于杨庆存先生的理论主张。

我们费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说明散文的产生并不晚于诗歌，并非是无目的地坐而论道，因为从文学意识上明确以远古神话为形态的散文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形式之一，解决了文学基础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远古神话是原始社会的百科全书，它蕴含着远古人对自然与社会的一切认识，孕育着所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思想与观念的萌芽，它是人类文化的源头，自然也是文学艺术的源头。只有树立了散文同诗歌一样，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形式的意识，才能理解口头散文与文本散文的承传关系，才能理解口头散文长期艺术积累对于文本散文形成的意义，才能理解中国成熟的文本散文的历史渊源，才能正确地评价中国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