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造自然的鲧禹父子

在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关于洪水成灾的故事，这些神话传说真实地保存了远古那个时期洪水泛滥留给人类深刻而悲痛的记忆。我们往往把洪水比喻成猛兽，然而中华民族的先人，在灭顶之灾面前，没有被吓倒，也没有退却，而是主动迎接挑战，不屈不挠地同灾害作斗争，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敢于征服大自然的伟大气魄。也只有在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感召下，才涌现出鲧、禹这样优秀的民族英雄。鲧、禹不畏艰难险阻，治理水患的事迹，也形象地体现了远古人们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顽强精神。

传说尧执政时期，洪水就已严重地危害民众，《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尧于是想选派一名能干的臣子去负责治理洪水，大家推荐了鲧。

鲧十分清楚人民遭受洪水的痛苦，但洪水滔滔，前所未有，治理如此大的洪灾，也前所未有。前人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鲧只好采取了传统的方法。《尚书·洪范》中载“鲧堙洪水”，《国语·鲁语上》中载“鲧障洪水”。所谓“堙”，就是填塞，所谓“障”，就是阻挡，总之，就是用土石筑堤垒坝来防洪。“堙”“障”是治理一般小水患的妙法，可是用这种方法怎能抵挡得住这汹涌滔天的大洪水呢？人们辛辛苦苦地筑起的堤坝，很快就被大水冲垮了，虽然在冲垮了的堤坝上可以再次填土修复加固，但修复了的堤坝不久又被大水冲塌了。如此反反复复，鲧与他所领导的治水大军，勤劳拼搏了九年，仍没有治服洪水。《尚书·尧典》载有“九载，绩用弗成”。治洪队伍已竭尽全力，但洪水仍在各地泛滥肆虐，鲧看到人民仍饱受着洪水的灾害，心急如焚，决定冒着杀身之祸去盗天帝的至宝——息壤，这种“息壤”，据说能随着水涨而自动增多，唯有它能挡住无边无际的洪水：

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启筮》）

鲧窃息壤，虽说是为了天下苍生，但他的行为却引起天帝勃然大怒，天帝于是对鲧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这则神话着重指出鲧的过错在“不待帝命”，如果层层请示，也许能征得天帝的同意，会把息壤交给鲧来堙洪水，这实际是为帝杀鲧的错误做法开脱。显然这段神话留有专制政体社会的烙印，“不待帝命”就是不赦之罪。

鲧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仍用老办法来治洪水，因此在新的情况下非碰壁不可，劳民伤财而无功，这是人们在同自然作斗争时，极容易犯的过错。但他一心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与称赞的。尤其是他为了将人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敢于违犯天条天规，窃取天帝的息壤，这种精神完全可以和古希腊神话中窃取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相媲美，鲧也是个虽败犹荣的悲剧性英雄。

普罗米修斯为了人们能有火来烤食、取暖、照亮，就窃取天火给人间，结果遭到最高天神宙斯的严惩，将他锁在高加索的悬崖绝壁上，并派凶猛的鹫鹰去啄食他的肝脏。普罗米修斯为民献身的精神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拜与敬仰，在古希腊神话中，他是为了造福人类而乐于自我牺牲的最为光辉的英雄形象。而鲧在中国的另外一些神话里，不仅没有受到歌颂与赞扬，反而却受到诬蔑，背了几千年的恶名。一些神话传说常常把他与罪人相提并论，甚至又给鲧编造了犯上作乱的罪过：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吕氏春秋·行论》）

为了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鲧敢于冒死去盗窃天帝的息壤，他怎么会去计较个人名利地位而去作乱？不同神话中的鲧，判若两人。我们以前说过，宇宙大神是后出的神话，鲧因作乱而被杀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堆积”，这完全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惧怕敢于“犯上”的叛逆行为，而对鲧这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进行了贬斥与丑化。在某种程度上讲，背着“恶名”的英雄比英雄还“英雄”，因为他牺牲的还有自己的声誉，他的付出本不是为了赚英雄之名，甚至不惜被误解、被冤屈。

更令人敬佩鲧的是，他被帝杀死后，死不瞑目。他的生命不存在了，但他治理洪水的理想犹存，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撑着他，使他精魂不散，尸体三年不腐，他用自己的血肉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终于，一个能继承他的遗志、能完成他的未竟事业的精英在腹中形成，这就是大禹。《楚辞·天问》中提问：“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弛？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在鲧的腹内，三年之中，用沉痛的教训孕育出一个新的希望。

从死后三年不腐的鲧的腹中，用刀剖出个禹来，禹带着鲧的悔恨、委屈和希望，更带着时代的使命来到这人世间。待他长大以后，“帝乃命禹卒布土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禹吸取了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循江溯河，调查了解江流分布与走向，掌握洪水的特征，然后实施巨大的疏导工程。据说禹奔波忙碌，七年没有听过乐，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插在帽子上的簪掉了顾不上捡，鞋子掉了来不及穿，为了治水，真是做到了争分夺秒：

禹伤父功不成，循江，溯河，尽济，甄淮，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功未及成，愁然沉思。（《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

经过长期的勘探、研究，禹充分认识到父亲一味采取“堙”“障”之法的弊端，于是变“堙”“障”之法为“疏导”，根据地形高下、江河流向，开掘渠沟，疏通水道，使洪水流入大江大河，最终归入大海，利用水性，而达到治服水。鲧治水没有把握住水性，一味蛮干，所以失败了。而禹治水掌控了水性，事半功倍。看来，征服自然，不仅要靠力气，还要靠智慧：

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国语·周语下》）

劈山掘地，疏导江河，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程，禹不仅精心策划治水方略，而且亲自扛着治水工具进行劳作，处处为治水大军做表率。风里来，雨里去，过度的劳累磨掉了指甲与腿上的毫毛，使他两股流血，面目黑瘦，得了偏枯之症，走起路来，气喘吁吁，只好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

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手不爪，胫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绎史》卷十一引《尸子》）

（禹）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黧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吕氏春秋·行论》）

禹领导的治水大军，在治水的实践中，不断摸索，绘制出了治理河道的规划图——河图，发明了精确的量具——玉简。当然，在神话传说中，往往就把人们劳动创造的奇迹归功于神的辅佐：

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授禹河图，而还于渊。是禹之治水，亦依图而治也。（《禹贡会笺·原序》）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持执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拾遗记》卷二）

禹全身心地投入治理洪水的战斗中，直到三十岁还没有结婚，为了遵循古礼，也希望能得到继承事业的后嗣，禹决定娶妻：

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禹娶了涂山氏为妻，唯恐新婚宴尔耽搁了公事，与新娘仅仅待了四天，便匆匆忙忙离家治水去了。从此一去就是好多年未回家，有时因公务路过家门，也顾不上回去与妻子团聚。《孟子·滕文公》中记载：“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涂山氏给禹生了个儿子叫启，禹还是无暇回家看望他们母子俩，禹清楚，他稍有分心就会影响治水事业的成功，他说：“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尚书·益稷》）禹确是一位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的典型。

禹带领治洪大军，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疏通了大川三百、小河三千，洪水终于被治服。禹又划分大地为九州，命名了名山大川，消灭了害人的禽兽，引导人们利用水利发展农业，从此，人民安居乐业。这盖世之功，是禹在总结其父鲧的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人民感激禹的伟大功德，舜也因其治水有功而把帝位禅让于禹。禹当帝后，仍一如既往地为天下万民操劳。有一次，他去南方巡视，到了会稽就病死了，群臣就把他葬在会稽山上，至今那里还有“禹穴”。

禹死后，人们把他当成神供奉，并把他视为社神，即大地之神，给他塑造的神像往往是左手拿着准绳，右手拿着规矩，《大戴礼·五帝德》载：“禹为神主，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生动地再现了禹当年带领千军万马战洪灾平天下的英雄形象。鲧、禹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征服自然的坚韧精神，已化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永远激励着后人去开拓新的更美好的未来。

中华民族祖先的英雄代表，其贡献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为公众行仁义，他们就是后来儒家的一面面旗帜，他们的仁义道德准则就是后来儒家学说的核心。因此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衷心地赞颂尧、舜、禹，赞颂他们的盛德高尚、伟大、无可挑剔。孟子为了排除杨朱、墨子等异说，廓清儒学发展的障碍，第一次提出儒家的道统之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历代相传的王道仁义之说，始于尧、舜、禹，而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继承这一思想而不中断，并使之发扬光大。汉代刘向、刘歆、班固在总结儒家的特征时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他们也把仁义的道统首创者归于尧、舜。唐代的韩愈为了排斥老、佛之道，复兴儒家道统，重申孟子的道统说，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昌黎全集·原道》）宋代朱熹更将伏羲、黄帝列为儒道传授系统的首位：“恭惟道统，远自羲轩。”（《朱熹集·沧州精舍告先圣文》）总之，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精神，其源远流长，早在伏羲、黄帝、尧、舜、禹时代，已经培育成仁义精神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