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修辞五艺及其演变

在上文所列的修辞学著作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威尔逊的《修辞艺术》；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莎士比亚在老家斯特拉福上学时或者在伦敦成名之前读过这本书（Adamson et al.2001：31）。这本书作为教材于1553年出第一版，前后共印刷8次，至16世纪80年代末才被不断涌现的修辞教材所取代。在威尔逊之前，英国通行的基本上都是用拉丁文撰写的修辞学教材，包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昆体良的修辞著作。此外，德国学者苏森布洛图斯的《修辞格简编》在英国也很流行。16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的修辞学教材虽然沿袭古典修辞学的核心内容和组织框架，但所使用的例证均来自英语著作，拉丁语例证慢慢被弃用；而且，此前修辞学的技巧都用于分析拉丁经典著作，此后则被应用于英语诗歌创作上。

威尔逊的修辞学手册尽管用英语撰写，但基本没有摆脱古典修辞学的窠臼。全书的焦点放在演说家而不是诗人的需要上，对修辞学的5 个传统分支（或称“修辞五艺”）进行了论述：觅材取材（Inventio）、布局谋篇（Dispositio）、文体风格（Elocutio）、记忆（Memoria）和呈现（Pronuntiatio）。后出的英国修辞学著作对以上内容作了某种程度的取舍，而且把修辞的落脚点放在诗艺或通用写作上，演说不再是修辞关注的焦点。下面我们对“修辞五艺”的内涵及其演变作一简要介绍。

觅材取材，就是修辞者根据所承担的言说任务，寻觅可讲、该讲、值得讲的素材的过程。对此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都作过论述。西塞罗认为，演讲者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依赖的一是自己的天分，二是修辞学的方法和技艺，三是寻觅合适材料的不懈精神。亚里士多德说，修辞者可以动用的无非是两类材料，或者说两种劝说手段。一是非艺术性手段，如法律条文、证词、合同、誓词、刑讯等，这些都来自修辞艺术之外，修辞者不必生造这些东西，只需在必要时拿来为我所用即可。二是艺术性手段，亚氏将其分为三种诉求，即诉诸理智（logos）的理性诉求、诉诸情感（pathos）的情感诉求和诉诸人格（ethos）的人格诉求，这三种诉求构成修辞艺术的核心部分。说到底，觅材取材就是为了使内容更具说服力，最终实现修辞者的劝说目的。

布局谋篇，就是修辞者在获得充分的材料和论据后，对其进行适当安排，使其构成和谐统一的语篇，从而实现修辞目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将法庭论辩的组织结构作为各种演说布局谋篇的范本，还将这种结构应用于各种写作。这种结构基本上包括5个部分：一、引言（introductio），意在争取法官或听众的好感；二、陈述（narratio），就是陈述事实，叙述经过；三、列举证据（confirmatio），就是摆出于己有利的证据；四、反驳（refutatio），就是驳斥对方的论据；五、结论（conclusio），总结论据，打动听众。这种五分法结构最早是昆体良提出的，文艺复兴时期有些修辞学家在第二部分“陈述”之后加上“提纲”（divisio）部分（在昆体良的体系中这部分划归“列举证据”），即提纲挈领地介绍立论步骤，提出论点。这种六分法的言说结构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有重要影响。

材料安排好后，接下来就要考虑给这些材料穿上衣裳，亦即用适当的言辞表达出来，这就是文体风格。虽然elocutio的拉丁语本义是speaking out，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家眼里，elocutio指文体风格的方方面面，大体上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文体的风格；二是修辞格。文体风格是修辞五艺的核心，而修辞格又是文体风格的中心内容。因此，对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来说，“文学修辞意味着文体风格，而文体风格则意味着修辞格”（Adamson et al.2007：5）。当然，文体风格关注的范围要广一些，尤其是强调风格三分法，即把风格分为三类：庄重体（grand or high style）、中和体（middle style）、简朴体（low or plain style）；而修辞格是三类文体风格的基础。修辞格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还将对此展开详细论述。

经过了觅材取材和布局谋篇的精心安排，确定了文体的风格，演说者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背诵演说的内容，这就是修辞五艺的第四艺——记忆。在文艺复兴时期，老师会教给学生各种记忆的技巧，帮助他们记住所要表达的内容。

最后一艺就是呈现。演说者要用得体有效且又打动人的方式将演说内容呈现给听众。这不仅包括演讲时所用的口气、语调，还包括使用什么样的手势，以及各种辅助手段，如在法庭辩论进行到某个环节时让委托人可怜的孩子出场（Barber 1976：103）。

西方古典修辞学最初源于各种演讲实践[7]，其特点主要是人文的、口头的、劝说的（顾曰国1990；从莱庭、徐鲁亚2007：16）。但到了古罗马帝国后期，随着民主制度的衰亡，各种演讲——尤其是议政演讲和法律演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宣德修辞遂成为修辞教育的核心。至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修辞与文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其口头性特点也慢慢消失，文体风格传统逐渐取代人文传统。与此同时，修辞五艺中的第四、第五艺——“记忆”和“呈现”——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当然，这不等于演讲被人们彻底遗忘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贵族和绅士非常注重培养良好的演讲口才。但即便如此，这个时期英国的修辞学更多的是为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服务，文体风格由此成为修辞的核心内容。根据巴柏（Barber 1976：103）的考察，弗朗斯的《阿卡迪亚修辞学》只有两部分内容：文体风格和呈现，前者的篇幅为121页，而后者只有29页；且文体风格所述内容几乎仅限于修辞格。芬纳的《修辞艺术》虽然把修辞分为文体风格和呈现两部分，但内容仅涉及文体风格，同样也只限于修辞格。当然，这并不是说“觅材取材”和“布局谋篇”不再受到重视；事实上，一些修辞学家认为这两部分内容不属于修辞学，而是逻辑学的内容。总之，文体风格越来越被看作是修辞学的主体部分，而修辞学家在谈论文体风格时几乎都是仅关注修辞格，他们撰写的修辞学著作也多是修辞格大全，如皮查姆的《雄辩之园》，全书152页就列出了194个修辞格（同上：104）。这也是我们将研究聚焦在莎剧的修辞格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