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崛起及其影响力在中国扩散

德国学者胡戈·迪塞林克研究德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状况时曾说：“毋庸置疑的是，不同时期的德国文学作品在法国的销售量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点在法国比在任何别的国家都更明显）取决于那一时期‘流行’的德国形象。”他进一步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在他国所具有的形象，直接决定其文学在他国的传播程度”，“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中也极为常见。”[2]事实确是如此。尽管美国文学早在19世纪中期就进入了中国，但中国文人真正对其另眼相看并构建出全新的形象，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之所以开始热情关注美国文学，美国文学形象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与美国自身迅速崛起和它在“一战”之后的国际舞台上树立起“强国”和“大国”形象有很大关系。“一战”重创了英、法、德等欧洲大国，欧洲整体上呈现出了衰落的态势。新兴的苏联尽管已经开始具有原型意义，但尚未展现出足够的活力。然而，美国整个国家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景象，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均明显有所提升。随着自身实力不断提升，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扩散。美国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美国文学形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便是其重要表征。

一 美国的崛起历程及现实状况

中国文人言说某种域外文学并参与其形象构建实践时，无可避免地要联想到产出这一文学的国度。他们对特定国家的认知和想象，会直接影响到对这一国家文学的认知和想象。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人面对的是整体实力迅速提升并已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的美国。美国的历史和现实，本身构成了中国文人认知和想象、选择和安排美国文学的重要语境。

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研究当代美国的实力问题时，引入了“软实力”这一概念，并将其与硬实力区分开来。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主要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而软实力主要指“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吸引力，它是通过吸引而非威逼的形式来达到理想效果的能力”[3]。他还认为，只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才能够大幅提升。美国从1776年独立到20世纪30年代迅速崛起，实际上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断提升并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影响力的过程。

1776年，美国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当时，它只有从英属殖民地独立出来的13个州，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足300万。经济总量大概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一，也远远赶不上法国、西班牙等。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迅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到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高达94.9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当时分别居于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的英国和德国，则是42.63亿美元和33.57亿美元。[4]到1900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其增长速度之快，简直创造了神话”[5]。独立之后不久，美国就不再满足于屈居美洲一隅，开始向北美大陆的各个方向扩张势力。从1776年到19世纪末，美国通过与英、法、西、葡等老牌殖民大国签订合约、发生武力冲突等方式，从大西洋一路向西扩张，占有了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区域，将领土面积扩张了将近3倍。与此同时，已经具备了一定实力的美国，也通过军事手段来进一步获取或者确保自身利益，发动或者参与了美西战争、侵华战争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大幅提升。总体来看，截至19世纪末，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领土大国和军事强国的形象初步树立了起来。

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一战”的时候，美国尽管派兵参加了战争，牺牲了不少性命，但战火从未燃到本土。并且，它直到后期才卷入战争。在其他大国相互倾轧的时候，它却抓住机会努力发展国内产业，开展军火贸易，吸收了大量的国外资本。战后，随着英、法、德等西方大国的经济遭到重创，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更加稳固，因而有了“黄金国”之称。美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扩充了军事力量。“1900年时美国仅有武装部队13万人，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扩展到近500万人，成为最终击败德奥同盟的举足轻重的力量。”[6]可以说，“一战”后，美国的大国、强国地位进一步提升。

尽管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实力，但经济危机波及全球，产生的是世界性影响。美国在实力衰退的同时，其他大国的实力也在同步下滑。而小罗斯福上台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新政”举措，逐渐止住了美国的颓势。因此，美国在国际上的绝对地位并未受到很大影响，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饶的国家。

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的同时，美国的政治软实力也逐渐提升。基于独立之初较为贫弱的实际，美国开国元勋们制定并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决心不参与国际事务，一心想通过内部发展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但随着硬实力有所增强，美国开始奉行门罗主义，试图将影响力扩散到整个美洲。它当时的口号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这也意味着美国开始部分抛弃最初的国际关系政策。随着实力进一步增强，尤其到了19世纪末，美国不再满足于获取和确保美洲的区域利益，已经做好了参与到世界事务当中的各种准备。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发表卸任演讲时宣称：“孤立主义已经不符合我们的现实需要……排外时期已经成为历史。”[7]继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不但鼓吹海外扩张，而且落实了前任的主张，通过大棒加金元政策来积极扩散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这就导致从此以后，美国处理外交事务时同时遵循着三种不同的原则。费正清将其总结为：“东面对待欧洲，决不牵累到结盟关系中去，‘我们不插手’；南面对待拉丁美洲，门罗主义，‘你们不要插手’；西面越过太平洋，门户开放，‘我们都插手’。”[8]接着，因为在“一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开始在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尽管威尔逊总统的很多主张因为受到各方面力量的牵制并未落到实处，但他俨然是战后格局的重要设计者。

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明显增强，提升了美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发言权。按照约瑟夫·奈的定义，政治实力显然是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对的软实力。但这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散，与硬实力的提升和扩散紧密相连，甚至同步而生。无论美国做出怎样的外交决策，决定如何发挥政治影响力，其实一直在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之间摇摆，一直在努力平衡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

美国在提升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和政治软实力的过程中，也同步提升了文化软实力，有时候甚至通过传教等手段“一厢情愿”地向世界播散它所认准的“普世价值”。“文化”是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比如，英国学者威廉斯曾提出，文化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心灵的普遍状态或者习惯，二是指整个社会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三是指各种艺术的普遍发展状态，四是指物质、知识和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9]我国著名学者钱穆曾指出，“文化只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必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亦由文化而融成”[10]。不同学者的侧重点、观察点有所不同，往往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不过，笔者更认可爱德华·斯图尔特等美国学者将文化粗略地分为两类的做法。他们认为，文化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属于主观文化，包括观念、价值和思维方式，一部分属于客观文化，包括某一文化的社会制度和人工制品。[11]按照这种思路，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形成和提升，便是在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两个领域不断进取并取得突破的社会和精神实践。

对于美国来说，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早在1776年就基本完成，但因为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与欧洲同根同源，要真正实现文化的相对独立，则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过，自从政治、经济独立之后，尤其是随着硬实力有所增强，美国就开始结合本土的社会实际，开掘本土文化精神，将创造本土文化、实现文化独立作为重要目标。经过多年的努力，它最终铸就了虽与欧洲有很大关联但也呈现出鲜明个性的文化特质。有学者就曾指出，“美国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基督宗教为主流、以种族关系为基础、以多元化为特色、以大众文化为主宰的文化”[12]。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截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部分继承欧洲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本土原住民和其他移民种族文化的特点，不仅凝成了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多元主义、理想主义等主观文化形态，而且创造出了辉煌的美术、音乐、电影等客观文化产品。展现美国本土自然风光的“哈得孙河画派”、探索西部奇特生物和风景的“新边疆派”、用现实主义态度描绘生活的“垃圾箱画派”、揭露社会缺点的“新现实主义画派”等绘画流派，为美国美术的本土化发展添了砖，加了瓦。以爵士乐、布鲁斯、乡村音乐为代表的美国音乐，赢得了大量的听众，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流行。娱乐业，从戏剧表演到好莱坞电影，也帮助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起了富有魅力的国家形象。各种文学艺术协会、机构等在美国的建立，标志着全球的文化中心也逐步由欧洲的伦敦、巴黎向美国的纽约转移。

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在文化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得它展现给世界的不仅是经济“暴发户”和政治、军事“霸权者”形象，而且是一个文化大国和强国形象。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和“强大”形象，必然会影响到中国文人对美国的判断，当然也包括对美国文学的认知和想象。

二 美国影响力在中国的扩散

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状况，是美国影响力在中国扩散程度的重要表征。美国文学在中国的形象，也与美国在中国的整体形象紧密相关。前者既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积极关注美国文学并参与其形象构建，虽受到美国国际地位明显提升的刺激，但也与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美国的热情关注和美国影响力在中国的不断扩散有很大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既据有称雄东亚的权力，又怀有文化方面的优越感，于是便把他们的国家和文明认成世界真正的中心”[13]。因此，他们既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又未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他们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人类”，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是“蛮夷”，自己生活的区域就是“天下”，就是“世界”，自己之外的区域就是“化外”，就是“蛮荒之地”。正是因为夜郎自大，中国既缺乏对世界形势的基本认识，又在其他国家积极推进现代变革时依然沉迷于自满状态。这种自大的迷梦，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慢慢惊醒。面对西方经济和军事势力的深刻介入，面对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无战不败、无约不损的中国现实，中国文人萌发了“上无以对祖先，下无以对后代”的耻辱感和内疚感，而“这种耻辱感和内疚感随着外患的日益加剧而逐渐强化，并升腾为一种羞愧、恼怒、激愤、易感的民族情绪与群体意识”[14]。

可以说，正是在异域他者的剧烈冲击之下，中国人曾经以自己为“人类”“天下”和“世界”的意识逐渐土崩瓦解。对“世界”的重新认知、重新发现，既使得中国人把自己当作世界文明唯一之所的想象和幻影彻底破灭，又使得他们萌发了要将自己与世界、自己的文明与世界的文明联系起来的自觉意识。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卷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当中。面对强大的他者，面对不再单一的“世界”，如何才能让自己的民族/国家存在下去并强大起来，便成了摆在“觉醒”了的中国人面前迫在眉睫的问题。与“我们”自己存在明显差异的“他者”的出现，既成为诱发“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因素，又成为“觉醒”了的中国努力尝试参与和进入世界化轨道的强大动力。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已经开始较为自觉地追逐现代转型的“中国梦”。而这种“中国梦”，至少包括追求自由、独立、平等和强大、统一等两个方面的内涵。对此，当时的中国人设计出了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突破的路径。向内，则是改变旧有传统；向外，则是借鉴他者经验。如果说前者主要在于如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落伍思想和专制流弊，从而具备现代性思维，并作用于社会实践层面，那么，后者就涉及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和接受外部刺激，并将其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在中国试图借鉴外部资源来实现现代突围的过程中，实力不断得以提升的美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原型意义。

在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时代浪潮中，美国成了备受关注的对象。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都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美国的相关状况，注意到了美国进步的科技、开明的政治和国富民强的现实。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更是向美国派出几批幼童留学，以期通过他们学习到美国的先进经验。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美国实力进一步提升，中国人对美国的关注程度更是大幅提升。对试图以美国民主制度来革新中国政治的文人来说，华盛顿及其代表的革新图变精神更是魅力无限。晚清革命派文人陈天华创作的《猛回头》，就号召中国学习美国那种脱英自立的勇气和举措。邹容创作的《革命军》的结尾部分，基本“照抄”了美国《独立宣言》中的相关文字。作者设计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也以美国为基本原型。孙中山等人掀起的辛亥革命，有效仿美国革命模式、构建美国式共和制度的明显意图。之后，胡适等赞赏美国民主制度的文人也一直在各个层面努力，力图将美国作为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典范，尽管这种理想从未变成现实。

中国人在特定的层面主动拥抱了美国，而美国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强行介入了中国。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促使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幅提升。陶文钊曾指出，“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5]，因为就是在这一天，满载人参、毛皮、棉花等货物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起航，开始远航中国。从此以后，美国与中国不仅建立了经济关系，而且在文化、军事和政治等领域产生了关联。

尽管美国曾独自或伙同他国强迫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天津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16]，尽管它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本土实行“排华方案”，但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向苏联“一边倒”之前，美国在中国主要呈现出“美丽的帝国主义者”[17]的形象。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同时，又与其他列强有不尽相同的表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反对西方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之后，它又将部分“庚子赔款”逐步返还中国，一方面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学习，给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分属不同领域的精英人才，另一方面扶持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文教机构。另外，它利用国家和民间力量，既在中国建立了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辅仁大学等在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教会大学和许多中小学，又建立了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美国的这些举措，不仅起到了扩散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作用，而且赢得了诸多中国人的好感。美国对中国表现出较为“友好”的态度，加上它在“一战”之后的国际问题上享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导致中国在牵涉到国际利益纷争时，总喜欢将希望寄托给美国。比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问题的解决，中国就曾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尽管这一希望最终破灭，但足以显示出中国对美国的倚重。

美国尽管是中国文人选定的帮助自己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师傅，但它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并无太大区别这一事实，也让中国文人面对这一师傅时一直怀有复杂、纠结的情感。这种情感随着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自身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变得更加鲜明。汪晖曾指出：“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18]面对美国自近代以来针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掠夺和侵略行为，面对美国在“一战”后社会、文化层面暴露出来的危机和1929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即便是那些有严重“崇美”倾向的文人，也不再过分迷恋美国的一切，也不再主张将美国的一切都移植、照搬到中国。

总体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人对美国持有既艳羡又仇恨、既追逐又警惕的矛盾态度。鉴于美国自身的实力非常强大，它在中国的影响力也非常巨大，如何认识和接受美国，便成了这一时代的中国文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文人曾将自己对美国的相关思考诉诸笔端。比如，邹韬奋曾以“忆语”的形式记录下了1935年访美的观察和感受，于1937年结集出版了《萍踪忆语》一书。在该书“弁言”中，他谈及出版该书，便是希望国人对“美国能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尤其提请大家关注“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消长，由此更可明了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的国家的真相和它的未来的出路”[19]。到底怎样的美国才是“真实”的美国？这主要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视角和心态。然而，无论他们如何认知和想象美国，其实都已经形成了较为自觉的鉴别和选择意识。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普遍关注美国并积极思考如何认知美国的整体背景下，如何选择和接受美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定位美国文学，如何在美国文学内部定位具体的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便成了备受关注的问题。他们在对美国文学形成一般印象和基本认知的同时，也基于特定的期待视野和话语标准展开了选择和阐释，使美国文学以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进入了中国文学场域。这不仅标志着中国文人对美国文学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加，而且为美国文学形象在中国呈现出整体性变迁和共时性差异提供了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