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世纪中叶以来，整个中国文明开始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中国的各个层面也加快了现代转型的步伐。现代转型，涉及的不仅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转变，更是人的转变。面对异域“他者”不断介入这一几乎不可逆转的事实，中国文人的心灵状态和精神构造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不但一改向来对异域“他者”的鄙夷态度，而且将“他者”树立成了自己革新图变的典范。
如果说中国的现代转型，最初主要是面对“他者”冲击时被迫做出的回应，那么，文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国家确实与“他者”存在诸多差距之后，借鉴“他者”的经验来实现“自我”更新，无疑变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异域“他者”对近现代中国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人基于内部的现实和精神需要，主动接受“他者”而自然衍生的结果。显然，他们主动拥抱“他者”，并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借鉴，主要是为了达到“文化利用”[1]的目的。因此，考察中国包括文学在内各个领域的现代转型，我们除了借鉴费正清等人研究中国问题时奉行的“冲击—回应模式”[2]，还有必要借鉴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3]的思路，重点考察中国的现实语境、内在需要和主体实践。我们除了重视异域“他者”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散，还需认真辨析中国实践主体在社会文化现代转型的整体语境中面对“他者”的姿态和举措，深入思考他们积极借鉴“他者”的深层动机和深远影响。
在现代中国多元混杂、多义交汇的历史文化场域中，文人被卷入了对“他者”既排斥抗拒又吸收融入的复杂关系当中，开始艰难、匆忙地从事意义实践。借鉴“他者”的文学经验，推进“自我”的文学变革，便是他们意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梁启超等晚清革新派将文学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他们赋予了文学神圣的使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自此，文学如何才能有效参与社会政治实践，就成了中国文人争论不休的议题。另一方面，在“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的时代[4]，中国文人不再盲目自信自己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实践成果，具备了热情关注和积极借鉴域外文学的心理基础。就这样，域外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实现现代转型时主动选择的参考对象，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必须深入考察它与域外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果以域外文学为出发点，那么，它进入中国，被中国现代文学吸收借鉴，进而产生影响，就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当然，域外文学不会自己进入中国，而是需要传播主体。西洋传教士或驻华使节等，尽管是域外文学在中国最初的重要传播主体[5]，但它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深刻影响，主要靠的还是不断涌现而出的作为个体或者群体存在的中国文人。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域外文学的关系时，我们更需立足于中国文人主体，考察他们如何审视和阐释、选择和安排域外文学。事实上，只有从中国这一角度出发“发现”历史，我们才能厘清域外文学如何作为“鲜活”的思想和话语资源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
如果从中国主体的角度加以考察，域外文学进入中国这一现象，就是中国文人针对域外文学展开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知识生产和话语生产。所谓物质生产，主要指的是中国文人以翻译、介绍、评论等形式，将域外文学加工成形形色色的物态文本。但是，在这一物态文本的生产过程中，精神生产、知识生产和话语生产也相伴而生。如何选择和阐释域外文学，最终将它生产成什么样子，不仅受制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而且受制于他们的话语立场、精神状态等。在现代中国生产域外文学，本来就是“感时忧国”的文人回应中国现实、想象中国未来的重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伦理实践。他们最终生产出的不只是物态文本，还是知识和话语，而作为知识和话语存在的域外文学又借助物态文本这一载体，在被交换、被消费的过程中传播开来，影响了其他人认知域外文学和其他相关事物的方式。
作为话语实践和精神实践的域外文学生产，从根本上来讲，就牵涉到中国现代实践主体如何对“他者”的文学展开认知和想象，如何对它们做出选择和安排。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全部或者局部的域外文学，他们在形成一般印象和基本认知的同时，也通过具体的译介选择行为和实践成果造成了彰显和遮蔽。由于中国实践主体的介入，自然生成的域外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场域之后，明显出现了“变异”，衍生出了新的意义。其实，无论是认知和想象，还是选择和安排，抑或是彰显和遮蔽，都是他们对域外文学形象的改写或者重构实践。
何为“形象”？秦启文和周永康认为，其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人和物的相貌形状；二是指能够作用于人的感官，使人产生印象、观念、思想及情感活动的物质；三是指具体与抽象、物质与精神的统一。[6]也就是说，形象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又是观念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事实和观念的结合体。美国学者科特勒（P.Kotler）指出：“形象指人们对某一对象形成的信念、观念和印象。”[7]这一定义虽然非常笼统，但也揭示出了形象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特征。较为完整的形象，必然是自塑和他塑结合、客观事实和主观判断结合的产物。某一事物的形象到底如何，虽然离不开它表现出的实际情形，但毕竟融入了构建主体的价值判断和重构实践。因此，构建出来的形象，既是构建主体对事物“本然”面貌的“改写”，又是彰显他们话语立场的重要载体。
域外文学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创作实绩，是自塑形象的重要力量。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沉浮变迁，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出现了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这些按理来说都是客观的。但形象也是他塑的产物，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特征。构建出的域外文学形象，固然可以折射出“他者”的部分“真实”，但因为受到构建主体自身话语立场、知识视野等的影响，必然会与其“本然”形象存在不小差距。
构建域外文学形象，虽然是构建主体针对“他者”展开的跨文化话语实践，但毕竟在特定的本土语境中展开。本土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需求既是促动“他者”形象构建的强大动力，又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与此同时，构建主体在言说“他者”的过程中，必然会掺入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体现出本土现实关怀意识，传达出对“自我”的认知和想象。
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文人的域外文学形象构建，我们在重视域外文学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的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复杂构建主体，还原和阐释“他者”形象构建的基本状况、内在逻辑和历史文化意义，深入考察“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
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等都属于域外文学。这些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社会文化背景、演进轨迹和内在特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所谓的域外文学并非是一个规整的、单一的存在，它只能是一个呈现出显著差异性的复合体。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尽管因为某种共同性的存在而貌似是一个连续体，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各个时段之间呈现出差异性、某一时段内部也呈现出丰富性的杂合体。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参与域外文学译介的文人非常多，他们在表现出特定群体性认同的同时，也在个性特征、文化选择、话语实践和知识素养等层面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因此，基于长时段，笼统讨论中国现代文人如何构建域外文学形象，虽然能够把握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厘清一些最基本的线索和逻辑，但也容易出现问题。
笔者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人如何构建域外文学形象时，要是漠视了不同的域外文学相互之间或某一域外文学内部呈现出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中国现代不同时段之间或同一时段内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以及中国现代文人作为群体或者个体的差异性，则有可能做出一些并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大而无当的判断。因此，要更为有效地还原和阐释中国现代文人如何构建域外文学形象，就很有必要择取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段，尽可能综合考虑该时段内的各种复杂因素，从不同的维度考察该时段内特定民族/国家文学形象被构建的复杂状况。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多个时段和现代中国接受域外文学的多个来源，笔者择取了20世纪30年代和美国文学，试图还原这一时段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阐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四点考虑。
第一，20世纪30年代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8]，又是一个“异调谐声”[9]的时代。
在这一时段，中国文学名家名作不断涌现而出，现代文学趋于成熟。同时，中国文人的域外文学译介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他们在共同追求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普遍彰显出“亚政治文化”[10]特征的同时，也在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和诗学选择等方面出现了明显分化。整个“文学场”随之也呈现出了剧烈分化的状态。因此，这一时段尽管就整体而言，确实存在诸多同一性，但它事实上是一个不可化约的整体。不同倾向的文人群体共存，不同潮流的文学同在，构成了这一时段的显著特点。这为美国文学被多元译介、美国文学形象被多元构建提供了重要前提。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风起云涌、发展变化已经成了历史。它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按理来说，历史研究者就应当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展开叙述，但“叙述即选择，选择就是省略”[11]。因此，在不同的叙述者笔下，同样的历史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叙述什么，舍弃什么，彰显什么，遮蔽什么，如何叙述，如何评价，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叙述主体的视野、立场和姿态。在当下，我们很有必要以“宽阔的胸怀，宽容的心态，宏放的眼光，历史的视角”[12]，正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多元文学生态以及对域外文学的复杂接受状况。
鉴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自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们就需要在全面挖掘、重新考辨各类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文人具有共同性和差异性这一事实，透过各种历史叙述的迷雾，尽可能对其做出还原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说，还原和阐释这一时段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构建，不仅有助于厘清美国文学在中国被接受的复杂状况，而且有助于加深对这一时段中国文学多元生态的认识。
第二，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和美国文学迅速崛起之后，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急遽扩散影响力的重要时段。与此同时，中国文人对美国文学的态度也明显发生了变化。
在这一时段，美国已经彰显出了强大的硬实力，在国际上树立起了“大国”“强国”形象。相应地，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美国文学也逐渐步入了“黄金时代”[13]，营造出了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等多元共存的文坛格局。呈现出繁荣态势和多元格局的美国文学，既成了20世纪30年代不同倾向的中国文人群体竞相“争夺”的重要对象，又成了他们展开话语实践、彰显主体立场的重要场域。秉持不同话语立场的中国文人，既做出了不同的译介选择，又构建出了不同的美国文学形象。
仅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有辛克莱·刘易斯、奥尼尔、赛珍珠三位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至此，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国际范围内质疑美国文学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声音也随之减弱。这一时段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构建虽然明显呈现出了共时性差异，但也出现了整体性变迁。正是从这一时代开始，中国文人将美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格局中的重要存在来加以接受。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一些特殊时期，这一时段构建出的美国文学“新”形象基本上延续了下来。
总体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构建本身呈现出复杂性，在整个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构建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要研究美国文学如何进入中国以及中国如何接受美国文学，这一时段都是很重要的。
第三，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的美国文学形象构建，既便于重新“发现”一些颇有意义的现象，拓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又便于深入透视他们如何认知和选择美国、如何认知和想象中国。
虽然“进入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以‘发现’为标志的历史时期”[14]，但由于受到各方面原因的限制，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比如，赵家璧因为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在现代编辑出版史上享有盛名。这早已引起学术界关注。然而，他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重要的美国文学翻译和研究者。他不仅翻译了许多美国文学作品，而且撰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研究美国文学的专著《新传统》，构建出了美国文学的全新形象。对此，偶有研究者提及，但从未展开深入探讨。再比如，曾虚白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存在的美国文学史，名为《美国文学ABC》。他的史著出版，标志着20世纪30年代依然有不少中国文人轻视美国文学，但他评价美国文学时表现出的“游移”态度，也预示着中国文人轻视美国文学的时代即将结束。可惜的是，研究曾虚白的学者本来就很少，研究他的美国文学史著述的学者就更为罕见。这就导致他的美国文学译介实践，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两个现象，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黑人文学热、刘易斯热、赛珍珠热等现象以及郑振铎、施蛰存、杨昌溪等文人的美国文学译介实践，都有待于进一步还原和阐释。
面对美国既庞大存在又深刻介入中国这一事实，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人选择和阐释美国文学时，既传达了对美国的复杂认知和判断，又蕴含着对中国自身现状的认知和未来走向的想象。而这一切，都涉及中国文人如何构建美国形象，如何选择中国政治、文化道路等问题。美国文学既是一种重要信息，又是构建和承载美国这一“想象共同体”的重要媒介。因此，中国文人接受美国文学，接受的不仅是文学，而且是美国的方方面面。他们对美国文学的选择和阐释，也涉及对美国的选择和阐释。这就导致同样一个美国，在中国呈现出了多副面孔。如何选择和阐释美国，绝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如何认识中国现实状况，如何设计中国未来走向。
考察中国现代文人针对美国文学展开的形形色色话语实践，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他们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和理想主义情怀，又不得不面对他们因为过分的意识形态诉求而造成的诸多偏颇甚至谬误。对于他们认知美国的策略、想象中国的途径，我们有必要做出深入反思。只有反思，才能总结出相关的经验和教训，才能让历史更为有效地服务于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建设。
第四，大量的研究论著虽然大致厘清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接受美国文学的基本状况，但很少有学者从形象构建的角度切入，集中研究这一时段的中国文人如何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把握美国文学、认知其内部构造等重要问题。这就导致许多研究成果既无法还原美国文学在中国特定时期呈现出的复杂形象，又无法阐释清楚中国文人认知和想象、选择和安排美国文学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一大批以中美文学关系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而出，不仅出现了大量翻译文学史和宏观探讨中美文学关系史的论著[15]，而且有相当多的学者开始考察某一美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中国现代某一文人如何接受、传播整体的美国文学或某一作家作品[16]。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展开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毫无疑问，其中还有许多值得继续开拓的空间。
首先，大量的文学翻译史或者翻译文学史著述侧重于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文人接受美国文学的其他方式。虽然有些论著冠以“译介”之名，但往往将“译”视为“介”的一种重要形式，突出的是“译”。这或许是因为受到比较文学“译介学”这一命名以及对其“实”狭隘界定的影响。但是，突出“译”而忽视“介”的其他重要形式，必然会过滤掉很多至关重要的史实，也就无法厘清中国接受美国文学的多元途径和复杂形态。与此同时，许多论著着眼于较长时段，尽管都提及20世纪30年代，但因为关注面大而叙述的篇幅有限，无法就这一时段内部的复杂情形展开详细论述，也就过滤掉了许多同样重要甚至比被叙述出来的部分更重要的现象。
其次，无论是从中国某一文人在不同时段接受美国文学，还是从美国某一作家作品被不同的中国文人接受这些“点”出发展开的研究，也经常涉及20世纪30年代。此类研究确实便于深入，可以就某一“点”上的问题做得非常全面。然而，它们毕竟关注的只是“点”，视野不够开阔，缺乏对中国文人相互之间或者美国文学现象相互之间的对比分析。这就既无法勾勒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接受美国文学的整体状况，又无法深入剖析这一时段不同的中国文人接受美国文学的共性和个性，无法较为客观地呈现出美国文学被接受的复杂性。
最后，许多研究成果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对现象出现的深层逻辑缺乏深入的探讨。影响研究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也使得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研究，几乎沦为对文学“债务”关系的清理。这就导致中国文人作为接受主体的作用没有被充分彰显出来，因而也无法展现出他们选择和安排美国文学时隐含的各种话语立场等。
基于上述几重考虑，本书旨在从形象构建的角度还原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人如何接受美国文学，阐释其内在逻辑和历史文化意义。本书既努力还原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认知、选择美国文学的状况和美国文学形象在中国的多元呈现形态，又力图深入阐释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美国形象构建与中国“自我”形象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立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复杂情势和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及现实状况，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深入考察中国文人如何构建美国文学形象，如何同时融入对中美两国的认知和想象，是本书的创新之处。
还原和阐释是本书的重要追求。所谓还原，就是利用和挖掘各种文献资料，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呈现出历史本来的面目。所谓阐释，就是尽可能将人、事件和语境结合起来，重视历史语境、文学实践主体、实践过程等的复杂性，分析历史呈现出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的内在逻辑和丰富意义。无论是还原还是阐释，都需要我们既基于当下视野，又本着历史精神。伽达默尔告诉我们：“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在于对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17]本书属于历史研究，致力于“修复”历史，但也是为了让历史在新的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与当下的我们实现“思维性沟通”。克罗齐说：“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18]我们只有对历史做出当代阐释，并让其与当下境遇产生关联，历史的研究才能真正彰显出价值。柯林伍德说：“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思想过程。”[19]我们只有深入历史，去感悟那些鲜活的灵魂和律动的思想，并与之展开对话，他们的历史实践和精神遗产才不会成为尘封的历史素材，才有可能成为我们借重的资源。
本书除了绪论和结语，共包括八章的内容。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前两章主要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构建美国文学形象的语境。第一章分析美国整体实力的提升和文学发展的现实状况如何影响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第二章立足于中国语境展开，考察文学现代化诉求、文坛生态和都市文化发展如何影响美国文学形象构建。
中间四章主要基于重要案例，阐释不同话语形态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第三章主要以郭沫若翻译辛克莱为例，阐释阶级/革命话语如何参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第四章主要以杨昌溪研究黑人文学为例，阐释民族/国家话语如何参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第五章主要以《现代》杂志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为例，阐释自由主义话语如何参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第六章主要以刘易斯热为例，阐释多种话语形态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参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
最后两章主要考察文学史写作和翻译选择如何参与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第七章先着眼于中国文人撰写和翻译的多部世界文学史著，考察他们如何在世界文学格局中认定美国文学的性质和地位、选择和安排具体的美国作家，接着将翻译视为构建美国文学形象的重要力量，考察其如何支援或者解构文学史构建出的美国“经典”作家形象。第八章主要通过对比分析两部美国文学专史，考察美国文学形象及其构建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的整体性变迁。
结语部分先对全文的主要观点做一总结，再简要分析美国文学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参照性意义。
这里还需要说明四点。第一，本书所谓的美国文学形象和美国国家形象，一方面指中国文人在翻译、介绍和研究美国文学的过程中，对美国文学和美国国家形成的一般印象和基本认知；另一方面指他们的译介实践和译介文本事实上构建出的美国文学和美国国家的形象。第二，本书对20世纪30年代的界定，遵照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基本约定俗成的划分方式。它指的是“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也就是1927年或1928年至1937年。第三，本书所谓的“中国”，主要指的是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等区域。第四，本书所谓的“文人”，指的是知识或者话语的生产者、传播者，实际上可以置换为“知识人”或“知识者”等。
1930年5月，朱自清给清华大学毕业生的致辞中写道：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也许特别好，也许特别不好，但“特别”是无疑的。这个时代像正喷涌的火山，像正奔腾的海潮；我们生在这时代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诸君中也许将来有人能证明，我现在还不知道。但这是一个变化多、模式多的时代……[20]
现在看来，朱自清置身历史之中做出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的时代”，是一个“变化多、模式多的时代”，是一个“幸福”和“不幸”的时代。我们尽管无法亲历历史，但幸运的是，还可以立足于当下视野，借助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去想象历史、叙述历史，在想象和叙述中触摸历史，进入历史。那么，就让我们借着中国文人如何构建美国文学形象这一话题，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去感受它的特别与变化、幸与不幸吧！
[1] 史景迁指出，伏尔泰、黑格尔等欧洲哲学家和思想家关注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为了文化利用。他写道：“大多数作家都是在他们感到所处的文化前途未卜的时候开始研究中国的。对于那些深怀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路。”其实，鸦片战争之后觉醒了的中国文人在重视域外资源本体意义的基础上，将它们“拿来”，主要是“为我所用”，因此，同样是一种文化利用。参见[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缪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2]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3] 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等著作中指出，应该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从外力、外因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5] 比如，19世纪50年代，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被传教士用文言翻译出来，19世纪60年代，英国驻华使节威妥玛翻译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人生颂》。
[6] 秦启文、周永康：《形象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7] Philip Kotler，Marketing Management，Analysis，Planning，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9th ed.），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Inc.，1997，p.607.
[8] [美]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48页。
[9] [美]孙康宜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42页。王德威主撰该著第六章“1841—1937年的中国文学”。
[10] 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可参见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1] 赵园：《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12] 张大明：《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13] 虞建华等：《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4] 邵宁宁等：《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15] 代表性的著作有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谢天振和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范伯群和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007年版）、龙泉明等《跨文化的传播与接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朱徽《中美诗缘》（巴蜀书社2002年版）、贺昌盛《想象的互塑：中美叙事文学因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周宁等《中外文学交流史（美国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等。代表性的论文有施咸荣《美国文学在中国》（《翻译通讯》1983年第12期）、张合珍《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国外文学》1994年第1期）、张旭《美国现代诗歌翻译在中国》（《中国翻译》1997年第6期）、姚君伟《美国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译介》（《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王玉括《非裔美国文学研究在中国：1933—1993》（《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
[16] 代表性的著作有刘海平、朱栋霖《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杨仁敬《海明威在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怀波《选择·接受·误读——杰克·伦敦在中国的接受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代表性的论文有盛宁《爱伦·坡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国外文学》1981年第4期）、龙文佩《奥尼尔在中国》（《复旦学报》1988年第4期）、徐广联《〈草叶集〉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葛中俊《厄普顿·辛克莱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中国比较文学》1994年第1期）、邓啸林《鲁迅与美国作家及其作品》（《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袁荻涌《郭沫若与美国文学》（《文史杂志》1992年第3期）、姚君伟《徐迟与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和《赵家璧与美国文学在中国的出版和译介》（《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王小林《吴宓与美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等。
[17]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
[18]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
[19]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4页。
[20] 朱自清：《送毕业同学》，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