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诗经》学的基本问题
导言 “古今中西”：《诗经》概说及今日对待传统的态度
一 “六经之首”，诗之国度
提起《诗经》，大家并不陌生。通常说来，《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英译为：The Book of Songs，一译为The Book of Odes），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305篇作品，是中国文学的辉煌开端，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同时她也是传统的“十三经”之一，而且在“六经”系统中排在第一（今文经学家排列“六经”的次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堪称“六经之首”。《诗经》在先秦属“六艺”（指“六经”）之一，自汉代以来一直列为太学以及各级学校的重要学习科目。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中，也往往将其作为指定教材，对后世影响巨大。我们常讲，中国是一个“诗之国度”，《诗经》乃其重要源头。
春秋时期，有“赋诗断章”的风气，赋诗引诗在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即曾云“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在今天，无论哪个人恐怕也都会背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句。我们日常生活中习用的许多成语，其实都是来自《诗经》，比如“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周南·关雎》）、“逃之夭夭”（《周南·桃夭》）、“鹊巢鸠占”（《召南·鹊巢》）、“忧心忡忡”（《召南·草虫》）、“小心翼翼”（《大雅·大明》）等。《诗经》可谓家弦户诵，妇孺皆知。
《诗经》的影响，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诗经》在国外有着广泛的传播，不同语种的《诗经》译本就有数种，国外学者对《诗经》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诗经》早已走向世界！
二 现代人的观念：文学性诗歌总集
随着近代以来经学的瓦解，以及西方分科对于中国学术的影响，我们关于《诗经》一书基本信息的获得，往往来自高校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程。著名文学史家游国恩（1899—1978）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而“小雅”中的笙诗6篇，有目无辞，不算在内。《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1]
应当说，游先生对于《诗经》基本问题的描述是准确的。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对于《诗经》一书的定性（“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合理的。不过，假如我们将《诗经》置于其所产生并发挥作用的中国古典社会，就会发现《诗经》其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她在治国安邦的社会政治层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她的作用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政治的。而“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说法，加之通常授课时对于具体诗篇“文学鉴赏”角度的解析，很容易让人产生《诗经》仅属于“文学”的印象。
的确，在现代多数人的印象中，《诗经》就是一部纯粹的“文学性”的诗歌集子，我们喜欢她也是因为她具有“文学性”，喜欢她的迷蒙意境，喜欢她的优美文辞，喜欢她能够陶冶人的性情。而对于《诗经》之所以称为“经”，也就是《诗经》在古典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所发挥的政治教化作用，往往斥其为“封建”“落后”。并且，不光是对待《诗经》，对待所有中国传统经典都是如此。这便直接导致“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断裂与隔膜，这实在是涉及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成败兴衰的大事！
举两个身边的例子。曾经看到一本书，名为《诗经的秘密》，书籍封套的推介语中，称“《诗经》是一部两性关系的《圣经》，《诗经》有秘密，关于情爱和人性的秘密。……为当今蜗居都市、宅身网络的男男女女，化解郁闷，疗治情伤。辛辣快意，妙趣横生。如露入心，如饮醍醐”。如此解说《诗经》，便是将《诗经》径直当作了仅仅是调剂情绪的“心灵鸡汤”，连《诗经》的文学价值都无从体现和欣赏，这实在是对作为“中华元典”之一的《诗经》的一种相当程度的“贬低”——尽管此书属于情感类消遣读物，算不上学术著作。须知，《诗经》书名中的“经”字不是随意加的，“经”字背后体现出的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2]的经学信仰。《诗经》在中国古代，曾经自上而下发挥过修己治人的重要作用，绝不等同于普通的文学书！从这一点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楚之骚”“汉之赋”“魏晋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等（王国维语），也没有哪一个可以与《诗经》相提并论。
又曾在台北的诚品书店觅得一本《诗经是一枚月亮》，作者是一位网络作家，亦是立足于《诗经》篇章谈男女情感。在书籍扉页的“《诗经》小简介”中，称“（《诗经》）为中国第一部纯文学的专著，开启了中国诗叙事、抒情的内涵，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所谓“纯文学的专著”，更是决然将《诗经》在古典社会更为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排斥在外了。这样，我们便无法透过《诗经》以至“五经”“四书”这样的经典系统，去理解那个已经逝去的古典社会，也就无法更好地从我们自身的历史中汲取经验，也就无法“尚友古人”而从古代先贤那里汲取智慧，来为我们当今及未来的社会提供精神资源。
三 降《诗经》为文学，“五四”学者有以启之
现代社会对于《诗经》认识上的偏颇，倘若追本溯源，则实为“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中诸名家有以启之。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不光在军事、经济上落后于西方列强，在文化、制度上也自惭形秽——此前之中国，虽亦曾遭外来侵略，但在文化上从来是自信的，而且最终往往会实现“征服者的被征服”（马克思观点），即在文化上同化了外来的征服者，惟此次不同。于是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同时坚定地反传统、反封建，《诗经》《周易》等儒家典籍，便自然成为一个被批判的重要靶子。
就《诗经》而言，主张“新文化”的思想家们，均伸张其“文学性”，而否定其“经学性”。比如胡适（1891—1962）于1925年9月曾在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作过一场演讲，题为《谈谈诗经》，他说：
《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3]
这篇讲演后来被收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主编的《古史辨》第三册中。胡适的立场很明确，他就是要将《诗经》从“圣坛”上拉下来，将其从“经学”降低而为“文学”乃至“史料”。
闻一多（1899—1946）再次强调《诗经》“歌谣集”的文学性质，并且倡导人们要把《诗经》“当文艺看”：
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4]
鲁迅（1881—1936）对于《诗经》的批判尤为严厉，他几乎连《诗经》的文学价值也给否定了：
……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5]
至此，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把《诗经》作为“歌谣”来看待不可以么？以“文艺”的眼光对《诗经》进行文学鉴赏、陶冶性情不可以么？经学时代既已成为已陈之刍狗，为什么还要去把《诗经》当“经书”看呢？
我们说，从文学角度审度《诗经》当然可以，并且很好！——需知，即便是从文学角度对《诗经》进行鉴赏，难度亦甚大，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与素养。关键是，假如都像诸多现代学人那样仅仅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问题就大了。理由在于，《诗》从起初并不是一部纯粹的“歌谣集”，比如通过“献诗”“作诗”而进入《诗》文本的诸多颂诗和雅诗，本来就是政治诗。哪怕是通过到民间“采诗”而来的诸多风诗，当经过了王室的太师乐官之手，修订并入乐而应用于一定的礼仪场合的时候，这些诗篇也已不再是纯粹“民间”的了。《诗》在古典社会的作用发挥，主要在于移风易俗、治国安邦，故而应当认识到《诗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政治教化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真实的“诗经”。
另外，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五四”一代学者消解《诗经》的“经学”地位，以“文艺”的眼光看待《诗经》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对于传统的批判，亦是那一代思想者在当时积极探寻中华民族出路的一种方式。
然而今日之情势，与当年大不相同。一方面，晚清以来受到西学冲击，整个中国社会选择的道路是学习西方，同时彻底地批判传统、抛弃传统；然而倏忽百年已过，今日中国之诸多社会顽疾，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因一味学习西方而极力摒弃传统所导致，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对待传统的态度，不可走过去武断批判传统的老路。另一方面，“五四”学者虽批判传统但懂得传统，他们具有深厚的古典学养，而今日社会之古典学养普遍淡薄，因此更需要尊重传统，尚友古人，涵泳经典，进德修业！
惟其如此，方可真正理解《诗经》一书之经学本质；惟其如此，方可由《诗经》等经典进而真正理解作为我们精神思想源泉的中国古典社会。
[1]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0页。
[2]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页。
[4]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诗经编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5]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