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中的文学教育（序）
徐新建[1]
1896年，晚清革新人士引进了《文学兴国策》一书。该书是美国教育名家的文章汇编，原名叫Education in Japan，照今天译法更接近的书名是“日本的教育”。但当时的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而把education译为“文学”，并将其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强调“非人不立，人非学不成，欲得人而以治国者，必先讲求造就人才之方也”，由此提出“造就人才之方无他，振兴文学而已矣”，理论依据是“夫文学固尽人所当自修者也”[2]。
1896年是光绪二十二年，正值晚清图谋变革之际。这一年，清朝大臣李鸿章出访纽约；严复在天津完成译作《天演论》；四川大学前身——四川中西学堂据说也于该年创建。彼时正逢“西学东渐”，各种域外概念接踵涌入，与本土词汇交错并举，但相互的对应久难确立。尽管如今的学界已习惯以“文学”译指Literature，从而将其与“教育”分开，但从这两个词语在实践中的紧密关联来看，当年《文学兴国策》译者选取的“误用”或“杂糅”，却不能不说体现出另一层意义上的历史创见，那就是：以文学造就人才，为强国而振兴文学。在当时许多人眼里，一部《狂人日记》对警醒国民的功效，不知胜过多少旧式学堂。难怪就连以思想先锋著称的梁启超也会以表率姿态，发表并不那么成功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时隔多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及育才体制革新，各界又开始关注文学教育问题，《光明日报》和《文艺报》还组织高校文学院长们撰文讨论，发表见解不一的看法。这时，不但历史语境与晚清相去甚远，“文学”和“教育”的含义更是发生了很大改变。由于主持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笔者和团队成员也设立专题，从多民族关联的角度加入讨论之中。早在2014年，付海鸿就作为参与者之一，以“文学教育”为题对我进行过专访。
当时我阐释的观点大致是这样的——
以如今通行的界定来看，文学教育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关于文学的教育，一是通过文学而进行的教育。这两个意思并列存在。第一层意思是指把文学作为一个目的，作为一种知识，以教育为手段来传授；就是向社会、向民众，或者向年轻人讲授并培养有关文学的观念、方法和价值，就是把文学作为知识与技能来传授的一种教育类型。另一个层面就是把文学作为工具来传授其他相关知识、改造社会。
由此出发，我强调了文学教育的多民族意涵，关注与之相关的教育场域和方式，并分辨学校与社会两大类型。我认为严格说来，由于研究者需求的局限，目前被谈得较多的只是汉语文学的学校教育，而忽略了浸透在民众生活之中、成为各民族共同体成员生命历程之部分的文学传承，尤其是少数民族以故事、神话、传说乃至史诗、祭辞、招魂歌等多种样态呈现的口头传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以多民族文学为题对苗族《蝴蝶妈妈》、彝族《勒俄特依》及藏、蒙、柯尔克孜民族的《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直至当代虚构与非虚构的《心灵史》《尘埃落定》等族别文学的考察关注，聚焦重点显然就不会限于审美层面的阅读鉴赏，而更将涉及关乎民族文化世代相继的教育意义。由此观察，从“十五国风”到“侗族大歌”“十二木卡姆”的千古颂唱，其展现的文化意义显然超越了表面的文学象征，透射出更为深广的生命内涵。
这样的观察说明了什么呢？答案并不神秘：与晚清以来汉民族志士借新文学之力发动对“国民性”改造一样，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及现代写作同样借助文学的教育功能，起着形塑民族人格、凝聚民族认同并使之在历史长河中代代传递的重要作用。
以上述概述为背景，就不难看出付海鸿博士专著《中国高校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考察研究》的推进和不足。学术的推进体现为把看待“文学教育”的视野引向了当代中国的多民族。尤其值得欣慰的是，海鸿以此为题，不但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及答辩，而且以子课题报告的方式，达成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的分工预期。在此期间，课题成员虽也组织过实证考察并发表了相关论文参见徐新建、梁昭《多民族文学的高校教育——以四川大学为个案的实证考察》，《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年第2期。，但从整体上对中国多民族教育加以审视论述的，当推海鸿此书。略不足处在于讨论的范围仅限于高校而未深入民间。
海鸿的这本著作力图讨论两个问题：首先，在当代中国高等院校文学学科设置结构中，文学教育是否呈现了多民族性？其次，从长远影响看，高校现行的文学教育能否让参与的师生充分认识中国的多民族国情、体悟并感受“多民族中国的文学之美”？通过对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喀什大学（喀什师范学院）及俄亥俄州立大学等中外院校的对照研究，作者的结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教育中的多民族性已有很大改进，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离共和国自身应达到的目标也存在较大距离。具体而言，就是“体现在文学专业的具体设置上，各个民族的文学本来都拥有一张‘入场券’，但却因为上述诸种原因未能‘真正入席’”。因此，作者期望：
打破传统的文学观，培养一大批具有“大文学观”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念的、拥有不同民族身份背景的教师队伍，应是高校推行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的第一步。[3]
作为海鸿论文的指导教师和第一读者，我想接续的问题是：如果认可这样的“第一步”，接下来又该如何前行？
回到本题。该怎样理解多元文化中的文学教育呢？照我的看法，文学是教育的一种，需要努力实现的是在多元中理解文学，借文学体认多元。这种努力的意义，借西哲的话来讲，意味着让所有人在交往中学会“诗意的生存”；以侗族歌师的践行观之，则是超越差别，“以歌养心”。
[1] 徐新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
[2] 林乐知、任廷旭合译：《文学兴国策》，上海广学会，1896年印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重印本。
[3] 付海鸿：《中国高校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考察研究》，收入“文学人类学文库”，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