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几乎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词语。陈思和认为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内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因此，陈思和强调民间和国家权力在政治、经济上的相对性，提倡一种与政治、知识分子文化相鼎立的民间社会和文化空间。[14]邓正来等具有社会学背景的学人，则强调民间和西方市民社会之间的“家族相似性”，把民间描绘成与国家权力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公共空间”。这些民间都是一些思想性的“话语”视角，充满话语主体鲜明的立场选择性。正是因为民间这一概念外延与内涵的巨大，才使得被阐释和运用的角度难以统一。在研究“70年代文学”的生存形态问题时，以往文学史论及的“遵命文学”与“地下文学”似乎很难描摹出70年代文学的全景，特别是对于“地下文学”的梳理，没能揭示出其存在的本真状态。我们认为在文化与社会相对“封闭”的70年代，文学以民间化的姿态存在着，在这样的生存方式下，文学获得了一种生命力，并形成一个特殊的场域“知识民间”。有必要说明的是，这里关于知识民间的想象，是基于“‘民间’指谓的是某种文化空间。民间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一个边缘明晰的版图；这个文化空间毋宁说是一系列文化因素复杂运作的历史产物。换言之，民间的范围具有历史的相对性”[15]。事实上如前述，“70年代文学”在文化集权的巨大黑洞里生存并成长起来，依靠的就是“民间”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不是一种与政治、知识分子文化相鼎立的民间力量，而恰恰是借由知识分子参与构建的文化空间。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问题上，大多研究者认为，启蒙就是在和民间对立的基础上吁求民间，两者始终是一种启蒙与被启蒙、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因这种关系两者似乎无法在“同一时空”中并存，而是在错时空中遥相呼应。但是在启蒙的后续话语——现代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中，大张旗鼓地改变了革命启蒙与民间的关系。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重新评价、确认了民间的力量。知识分子被要求植根于民间、在民间中改造，这使得知识分子与民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在“文化革命”领域，毛泽东则将民间作为发展当代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然而，革命作为启蒙的后续，它也有力图改造民间的启蒙意图，其主要表现在对民风、民俗的“移”与“易”中。就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态势来看，由于文化集权现象越来越严重，民间在革命启蒙的过程中，最终未能获得重建或成为文化构成的一极，而是为革命意识形态空间同化，消失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视野中。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思考，被革命话语吸纳、认可的民间文化在一段时间内曾获得了生长的空间与可能，也为新民间文化、新民间精神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那么，当文化集权与专政的黑幕慢慢褪去的20世纪70年代，曾经可能存在的新民间文化空间是否会重新生长？又生长成了什么样子？就70年代文化的实绩来看，这是个非常有意味的话题。首先，由于民间天然的生命力，使得民间的文化空间与文化力量在夹缝中开始生长，成为一种弱势存在。这一弱势存在却积蓄着巨大的精神能量，为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做着最充分的准备。其次，70年代民间文化空间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演变为“知识民间”，在这个十年里，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发生了悄然的变化，那种紧张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仍然存在，但在某些都市群落中也衍生出一种新的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成长于70年代的知识群体在民间的空间与土壤中获得了新的契机，意识形态薄弱的民间容纳、促生了他们的反思心态与批判精神，并且民间文化的一些根性快速地“移植”到知识者建构新知的视野中去。

首先，民间式主体意识与身份的构建。民间式的主体身份是一种“交互式的主体性”，它是主体和主体在交往中形成的关系，它是在主体—客体关系模式之后产生出来的，民间主体的交互主体性表明，民间是一个主体彼此尊重、认可的空间存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沙龙或某些文艺组织中，主体身份获得了某种解放，迥然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空间中的主体关系——对立、排斥甚或压迫，在这些民间性组织中，主体可以抛开那个时代形成的同质化人格，以相对独立和自由的方式表达自我的存在，并且，在主体间也形成了一种较为平等的交流关系。当事人陈建华从1969年起参加了一个在上海的法语班，当他回忆这个外语学习班时说道：“那是一种奇特的集合，说‘家族’有点夸张，‘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个共同的目标’，却和‘文化大革命’不一个路向，或许也分享了它的无私，拜赐于它的闲暇，回想起来骤生缅怀。八个样板戏毕竟填不满空闲，没有别的娱乐，倒催生了特别的私人空间……学外语也是一种消闲，却含自救的意味，好像在同一条船上，互相勉励，不计利害……”[16]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私人空间，是一个跨越了那个时代诸多樊篱与桎梏的空间，它借用了民间组织的形式，民间式主体身份的构建方式，表达的是未被主流意识形态空间认可的民间心态和文化语言。但这个民间组织的构成又有其特殊性，“不可忽视学员们的家庭背景，大多是知识分子或资产阶层，这一代父母历经政治运动，被改造得相当成熟，学外语像打擦边球，某种意义上凝聚着中产阶级的梦想……”[17]这个由知识者构成的民间“组织”，彻底打破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空间壁垒，“与其说是与‘文革’对着干，不如说属于‘和平演变’的策略，说起来还源自晚清‘洋务运动’的改良精神呢”[18]。这话看起来不无调侃，但是道出了这类知识民间“组织”的真谛：从主流文化忽视和遗忘的边缘突进，以一种自发的力量抵抗权威。

其次，民间游戏精神的融注。民间活动、民间文学、民间仪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游戏的延伸，事实上，民间精神的核心也正是游戏精神，民间的魅力即在于获得一种自由的心性与生存方式，而游戏则是达到自由之境的途径之一。游戏者在游戏时，获得冲破围困的快感并感知主体的存在。在20世纪70年代知识民间的构成中，游戏精神隐秘地存在着，或是作为行为方式，或是作为精神动力，或是作为活动形式，虽然，在知识民间内部它也无法成为共识，毕竟获得游戏心态的可能性是不具有普遍性的，但是，游戏精神改变了封闭时代里某些灵魂的人生经验，成为某种成长方式。经历20世纪70年代知识民间文化熏染的唐晓峰回忆道：“我1971年在冬天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性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灵魂的强大力量。”“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19]这些充满情感的回忆，再现的不就是一场场艺术游戏的魅力吗？在这些唤醒灵魂的艺术聚会中，主体以游戏时才有的自由精神逃离规训、原则、霸权，最终获得的是人性瞬间的觉醒与认同。

民间文化力量同知识启蒙精神的融合促生了70年代知识民间的生成，正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公共空间中，酝酿与积蓄着新的文化力量与精神，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新民间文化资源，等待着黎明时分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