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中国移民迁徙越南的原因

公元968—1945年，越南封建王朝近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国人移迁越南的情况复杂，原因众多，覆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以及自然生态等多领域，涉及国家纷争，朝代更迭，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民间交往，族群相聚，友谊交流，亲情团圆及革命相助等多元素。中国移民迁徙越南原因的多样性，是中国人迁徙其他国家罕见的，甚至是唯一的。其具体原因分述如下。

一 谋生而迁，务农务工务渔

中国封建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战乱动荡，海禁实施，吏治腐败，族群冲突，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贫困破产，加上某些地方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的恶劣、可耕面积减少，天灾连年不断，人口压力增加，迫使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等地民众，另谋出路，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无业游民和海上渔民，被迫移居越南谋生，或从海上搭船南下，或以陆路方式越过中越边境进入越南。清代，广西农民移居越南开荒的日益增多，经过多代人的辛勤劳动，开荒出大片良田。艾人（汉族客家人）原先居住在中国广东省防城县（今属广西），现在集中居住在广宁省芒街、广河、先安和河北、北太、高谅等地。廉州人（汉人）原先他们居住在中国广东（今属广西）的廉州钦州，清代迁入越南，居住在广宁省芒街等地。300年前，有讲山瑶话的中国农民移居越南广宁省。清代，有数以万计的汉族穷苦农民，相继移居越南广宁省各地，集中在芒街、广河、先安、锦普等县。

工人移民：公元13世纪开始，越南北部的兴化、宣光、太原、谅山等地，先后发现丰富矿藏，18世纪以后，地处中越边境越方一侧的矿区，便于就近招募中国工人，中国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福建等地，许多人前往越南北方矿区，当矿工和技术人员。有的地方中国矿工多达万人之众。史书记载称：“自场厂盛开，监当官多集清人采之。于是一厂佣夫至以万计。”[47]鸿基煤矿，公元1886年由法国东京煤矿公司垄断，但其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的大多数还是华侨，共有23万名华侨工人在这里从事采矿。“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十七日，安南国王咨文：兹有本国送星厂在太原通州出产银矿，召商开采……送星厂聚五千余众自应押令回籍……至册开厂之人籍隶广西、江西、湖南、福建各省。”晚清时期，1897年前后，董福伦（广东东兴人）在越南芒街开办了第一个碗厂。此后，一些华侨陆续办了其他碗厂，雇用博白合浦的高德、小江等地技术工人和廉江、钦州、防城、东兴等地的工人。

海上华人移民：疍人渔民居住在沿海及广宁省姑苏、新海海防的吉婆、白龙尾等海岛上。他们自称其祖籍在广东广西沿海地区，一部分疍民是清代末年迁入越南。

二 投亲婚嫁

主要是一些少数民族，长期保留族内通婚、女不外嫁的习惯。在中越跨境民族之间，同族中通婚现象历来十分普遍，如广西、云南的壮、瑶族，女嫁越南同族之男，男子入赘越南同族之女者甚多。

三 游耕出境

由于中越两国许多地区，山水相连，生态相似，耕作相同，民族相亲。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存在自然流动、择地而居的现象。一些壮、瑶、苗、彝族民众，长期保持“刀耕火种，吃山过山”的习俗，三年一小迁，五年一大迁，持续不断地向南移迁，由于边境管理松弛，直至出境到达越南居住。他们是少数民族习惯性迁徙和生态性移民。

四 经商贸易，定居不归

史书记载，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许多中国商人在越南“已娶番妇，生有子女，与夷人结有姻娅，并庐墓田园，情甘异域”[48]。“内地商民出口贸易并雇工觅食，乐于近便，俱由隘口出入，而若辈在外又多娶有番妇，或留恋不归，或往来之间，夷境己同内地，久无中外之防。”[49]明清时期，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省区沿海商民，纷纷前往越南南圻，到处都有华人活动踪影，村社铺市，星罗棋布。大约在17世纪50年代，广南会安形成南移明人聚居的特殊村落“明乡社”。陈荆和先生指出：“有不少迹象可令人推想新开地鹿野、柴棍地区，吸引了会安明香社及顺化清河庯之许多华商及华裔，南来经商或从事开拓，及至阮府开设嘉定府，便取其籍贯之明以称新设之社村。”明代中期，广东商人在占城甚为活跃，并影响甚大。占城，中国史籍记作林邑、环王国、占婆、占国，首都新州（今越南义平省东南岸归仁港），是南海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郑和下西洋，曾停泊该地。《瀛涯胜览》云：“（占城）国之东北百里，有一海口，名新州港，岸有一石塔为记，诸处船只到此舣泊登岸。”公元20世纪20—30年代，广西钦州、南宁、玉林、梧州等地，一些商人到越南海防、西贡等地经商贸易，后来定居成为华侨。

五 征战未归

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与越南当局发生过战争，这些战争有的是反击越南对我边境的侵扰，有的是干涉越南的内政。在战后，有时越方没有把战俘全部遣返；有的由于明军士官失散、被俘、逃遁、羁留未归；还有一些官吏家属，随征的后勤人员以及向导、民夫、工匠、农民、商民等，在明军撤退时，未能返回，而滞留定居在越南。这些人在越南定居后成为华侨华人。“明成祖曾调兵员80万人入越平乱，所到之处，屯户种田，开矿采珠；明宣宗放弃越南，撤军回国，而留在越南的农户、矿工、商人等已在越南成家立业，留而不返。”[50]史书记载：宣德二年（1427）十二月，明宣宗决定放弃交趾，因“敕利以兴灭继绝之意”，“谕通及三司官，尽撤军民北还”。“宣德二年（1427）十二月庚午，凡交趾三司文武官员旗军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属，还者八万六干六百四十人，然亦有为黎利闭留而不遣者。”[51]明朝多次调集征讨越南的军队中许多是广西、云南的官兵，而且十分注重招募大量“土兵、狼兵”（实为壮族士兵）。宣德元年（1426）九月，“敕广西总兵官镇远侯顾兴祖于所领官军内调五千人赴交趾，听成山侯王通节制”[52]。弘治九年（1496），两广总督邓廷瓒曾指出：“各卫军士，十亡八九，凡有征调，全恃土兵。”[53]这些史实说明：明朝廷当局对安南用兵，广西地处一线前沿，首当其冲，驻安南军民“闭留”未归者，实属众多。

六 政权更替，流亡越境

历史上在唐宋、宋元、元明、明清、清朝与民国，五次朝代政权更迭之际，都有大批前朝遗臣遗民志士仁人，为逃避新政权统治者的迫害，相继流亡越南，谋生立业。因改朝换代，旧朝一些臣民而避居他国，这不仅是移迁的原因之一，而且成为一条普遍的规律。史书记载：“诸文武臣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54]“宝符二年（1274）冬十月，宋人来附。先是，宋国偏居江南，元人往往侵伐，至是，以海船三十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浮海来萝葛原。至十二月引赴京，安置于街媾坊。”[55]

公元1391—1412年，即明洪武二十四年至永乐十年的21年间，广西合浦等沿海的人民为逃避战乱，有8000多人迁居安南。最引为关注的一次是，明朝末年，龙门、高雷廉两处总兵杨彦迪、陈上川，“义不事清”，率兵3000余人，集团移民至越南。《大南实录》前编卷五记载：“己未，三十一年（1679）春正月，故明将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率兵三千余人，战船五十余艘，投思容沱囊（加水傍）海口（顺化附近的两个海港）。自陈以明国逋臣，义不事清，故来，愿为臣仆。”

七 被越掳掠，沦为劳工

越南封建王朝多次派兵入侵中国，用武力裹胁掳掠大批兵民出境至越南。主要集中在越南李朝期间，其后是陈朝、后黎朝。仅在广西掳掠规模较大的就有十多次，规模小的达数十次，其掳掠裹胁人数成千上万。公元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交趾侵桂，七八万广西人（包括妇女儿童）从邕州、钦州被掳掠出境。绝大多数被迫留在越南沦为奴隶、苦工、工匠及农民，日后成为华侨华人。

八 边界划定，民随地走

宋朝皇帝以广源（今越南高平省）偏远难守，将广源州赐予安南，当地大批壮族居民亦归入越方户口。公元1858年（清咸丰八年），中法战争后，两国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以北仑江为界，将江南的中国领土划归越南管辖，原居住在海宁的成千上万中国人，随地而划归越南。

九 反抗失败，避居境外

中国历史上，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爆发了许多次反对封建朝廷的起义斗争，每当被镇压失败后，起义人员和支持民众，为了逃避朝廷军事镇压或政治报复，而迁往越南定居。公元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起义，初期约2万人，其中壮族占1/4，在起义失败后一些革命者避难越南。19世纪期间，一些讲客家话的汉人，从广西的钦州、廉州、防城、灵山一带先后移居越南海宁省，其中一些人，因参加太平军起义失败，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和驱逐，被迫迁到海宁地区。公元1867年，刘永福率黑旗军300人，进入越南，曾多次派人回广西招募新兵，在钦州、防城、龙州、靖西、宁明、上思、博白等地的汉、壮、瑶、苗族群众，纷纷应招赴越。越南河宣省一部分岱人，就是黑旗军中壮族士兵的后裔。公元1885年8月，刘永福奉命率3000余人回到国内，而留居越南的黑旗军余部及其家属，有万人之众。公元1929—1930年，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桂系当局调集大批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左右江起义失败后，一些战士和家属（主要是壮、瑶等少数民族）转迁越南，避难谋生。1930年，红八军在龙州起义，失败后，许多战士及其家属，出走越南。周雄（连长）带领周绍轩等20多人；黎寒（连长）带领黎伟振等30多人，分别迁居越南河北、太原﹑老街等地。公元1933年，广西当局针对桂北瑶民起义，以4万多兵力进剿，历时40天。瑶民“死者数千以上，其逃匿深山，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起义失败之后，广西的瑶、壮、苗等少数民族群众纷纷迁居越南。宁明、龙州、大新、防城等地，有数万壮族居民迁居越南。据中外学者考证，现定居在越南、老挝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苗族，大多是在清代“雍乾、乾嘉和咸同”三次大起义失败后，先后从贵州、广西、云南迁去的。清初，苗族分两路迁入越南的同文县和老街省北河县；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又有一万多苗族从贵州、云南和广西迁入老街、河江、安沛等地。

十 政治迫害，避居越南

历史上，新的政权统治者，往往对前朝官民进行迫害和镇压，许多志士义民带领家属及邻居乡亲，逃往越南。元代入居安南、占城的中国人很多。公元19世纪，“太平国一亡，广西人民蒙上附逆罪名，而惨受株连者甚众，稍有嫌疑，施用专制时代的刑法，全家抄斩。在求生欲念超于一切的当儿，不得不铤而走险，弃投异国”[56]。当时，许多太平军战士和支持拥护的民众，纷纷从广西边境逃往越南。清光绪末年，广西各地爆发了天地会领导的反清大起义，王和顺所部3000人战败后，退入十万大山坚持斗争，后来，王和顺又带领一些人逃往越南侨居西贡。黄守忠，广西思州（今宁明县）北江人，加入农民起义军，为了避开清朝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捕杀，他带领800名多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起义队伍，从广西转移到越南。1864年之前，广西农民起义军首领吴鲲，因粮食不继，率党五六千人进入越南，这支队伍就是后来的黄崇英在越南率领的黄旗军。公元18世纪初，清朝末期，孙中山在广西、云南边境发动4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之后，为逃避政治迫害，上万革命志士流亡到越南等国。公元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桂系当局在广西清党反共，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搜捕迫害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中共北海市领导人被杀害，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渔民和百姓被迫逃到越南姑苏、青仑、吉婆等地定居谋生。

十一 民族压迫，逃避征剿

为反抗封建朝廷的民族压迫和歧视，逃避战乱和镇压，广西瑶族、壮族及贵州、云南苗族，先后多次起兵，遭到残酷征剿镇压，失败后逃往越南。宋朝，侬智高反叛失败后，众多壮族（侬人）民众逃往越南，据《马关县志》（民国）载：“侬人系出僮人，宋时，僮人首领侬智高据邕州叛，狄青讨平之，智高部众多溃入滇边，遂聚族而居……”当时，许多壮族侬氏民众，因惧怕宋朝官军杀戮追剿，纷纷迁入越南。明朝时期，广西的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府江、大藤峡、马平、八寨、古田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持续时间长，波及地域广，遭到的武力镇压，最为疯狂、最为残酷。据史籍记载不完全统计，上述广西五次少数民族起义中，被明军屠杀的起义者及其家属，达5万—6万人。影响到广西的全境，特别是事发于广西核心腹地，导致广西社会残破，经济衰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恶化，广西的许多壮、瑶、苗族民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直至背井离乡，迁徙到越南。

十二 “属明”结束，滞留不返

公元1407—1427年，越南短暂“属明时期”，历时二十年。当时，明王朝廷，不仅派有数十万大军驻越，还有大批文武官吏前往越南，加强统治，实施管辖。随之，还有许多家属以及百姓（劳工、商人、工匠、农民等）移居越南，谋生立业。到了明宣德年间，放弃越南，撤军而回。明朝军政撤离越南时，许多民众留越不返，其中有一些是广西、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后来成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十三 海贼掳掠，卖身越南

海南的州、县志记载这方面的史料较多。《儋州志》载，隆庆六年（1572）“白沙叛兵陈六等数百人寇儋耳，……掳男妇百余人至新英港登舟入海”。被掳去者绝大多数是穷苦人家，根本无钱赎回，只有被卖到海外当苦力，其中不少人被卖到距海南最近的越南。《崖州志》载：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贼何乔、林容等复犯崖州，突击大疍港，远近骚动。复攻抢驾村，杀伤甚众，掳数十人去”。《琼山县志》载：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海贼曾一本，驾巨舰突入白沙（今属海口），劫推官郑廷璋家及颜卢、颜浓等村，掳千余人，五十里内，焚掠无余。”隆庆三年（1569）闰六月，“贼林容、曾一本等，大劫东岸（今琼山灵山、东营一带）涌潭村……遂掠教官谢忠，生员林成、谢有坦等涌潭、陈村男妇二百余人去”。隆庆五年（1571）二月，“贼大至，掠白沙、铺前百余人去”。

十四 人口贩卖，沦为苦力家奴

从唐宋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主要发生在中越边境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民众被贩卖到越南北方，沦为开采金银铜锡矿的苦力，或成为统治者富人的家奴。《岭外代答》卷七记载：宋朝时“邕州溪洞及安南境皆有金坑，其所产多于诸郡。邕管永安州与交趾一水之隔尔，鹅鸭之属至交趾水滨游食而归者，遗粪类得金，在吾境水滨则无矣。……交趾金坑之利，遂买吾民为奴”。《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七载，监察御史大夫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言：“访闻邕州之地，南邻交趾。其左右江州峒五镇寨诸坑场，多有无赖之徒，略卖人口，贩入交趾……若不申严禁止，其害非轻。”广西、云南边境地区乃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历史上长期处于土官统治状态，加之偏僻、贫困、山区、闭塞和落后，对中央统治中心而言，实属鞭长莫及，但是，许多县峒却与越南相邻，大小通道甚多，成为人口贩卖方便之地。以至出现“岁下数百千人”。

十五 殖民开发，充当劳工

公元1884年，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领土，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殖民者开矿山、修铁路，掠夺越南资源，采取免税等多种优待手段，吸引中国劳力到越南。导致越南的华人，由公元19世纪中叶移居12万人，增至1921年的19万人，1931年的26万人。

十六 逃避征兵，迁居境外

民国时期桂系当局，于1932年提出“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政策。后来又推行“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广西当时有2.4万个村街，每村街以十甲计，就可征集壮丁24万人。[57]引发了广西百姓逃避征兵之潮。许多汉、壮、瑶族青壮年出走越南。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北海、合浦、钦州一带青壮年，为逃避征兵而出国的有3万—4万人。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防城、钦州、陆川、博白、上思和北海等地，有400多人从边境口岸去越南。例如中国广西龙州金龙乡的其逐村，在民国时期为了逃避国民党政府的抓兵拉夫，有一部分壮族就搬到越南建村居住。[58]

十七 自然灾害，迁居越南

主要是水灾、旱灾和地震等自然灾害，被迫向越南移迁。例如，广西发生的旱灾，15世纪20次，19世纪增至70次；水灾则由15世纪的22次，增加到19世纪的69次。史书记载，公元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广西龙州地区（壮族）大旱，“人民饥饿，死者无数”。[59]公元1923年，夙山大水灾，次年遭虫灾，造成1925年大饥荒，百姓或逃亡，或剥树皮充饥，病死、饿死者难以统计。[60]历史上广西少数民族因自然灾害而迁居越南者甚多。大瑶山发现的《交趾曲》（越南瑶族写回家乡亲友的信曲）声称：“大朝午未年间着水荡（水灾）”“申酉年间天大旱”“大朝申酉年间出贼盗”“坐座大朝不安乐”“齐心行到交趾国”。说明广西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因自然灾害，而迁往越南。海南岛北部，曾发生大地震，迫使大批海南人出洋谋生。据《万历琼州府志》和《琼山县志》载，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四月十三日（公历5月28日）亥时（午夜），琼州北部发生大地震，琼山与文昌交界的沿海地区，有72个村庄的房屋和人畜尽沉没于海底，死伤甚众，余生者生活异常艰难。公元1641年（崇祯十四年），琼山演海旧墟村、儒林村的渔民林树华、陈道裨等发起“向洋开拓，去番谋生”。他们乘着小渔船，渡过琼州海峡先到达雷州半岛的海安，再向西沿着海岸线航行到安铺，一边捕鱼一边寻找航道，经过一个多月海上漂流，终于到了安南的芽庄，便在当地定居下来，成为海南最先定居越南的侨民。16世纪，窄裤瑶头人盘德务带领300多人，从海南岛迁到越南。几年后，他回到海南岛，带领一批人，乘坐7艘大船迁居越南，途中遇大风，其中4艘船漂泊到越南芒街，然后转移到越南北部其他山区。

十八 谋划革命，聚集越南

孙中山曾多次到越南，先后历时两年多。当时，国内有一大批革命志士，先后前往越南参加革命组织，从事革命活动，实施中国南方边境反清武装起义。

十九 抗法抗日，支援越南

越南抗法斗争中，许多华侨华人与越南人民并肩战斗，反抗法国殖民统治。其中，刘永福率领黑旗军，进入越南，支援越南抗法斗争，战功卓著。抗日时期，广西一大批汉、壮、瑶等族的爱国志士，利用中越边区的特殊环境，移迁去越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武装斗争。1944年，中共宁明爱店特支书记林中到越南，组建“华越青年抗日救国宣传队”，一些从广西迁居越南北江、海防、河内等地的爱国华侨青年，纷纷加入。其后，林中在华侨中心学校，筹建“越南北江省华侨志愿队”，参加的成员有20多人，其中大多是广西人。林富廷（龙州人、壮族），1940年领导组织那岑抗日武装，1944年又在龙州联合一批爱国志士，组建四五百人枪的中越边抗日自卫大队，在中越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1944年，钦、廉、防的许多爱国青年，参加“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移迁到越南境内，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和武装斗争。

二十 日军侵华，逃亡越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南沿海一些民众到越南避难，人数曾达到10万人以上。日军曾经多次从海上和陆地入侵广西，迫使一些民众逃难求生。公元1940年1月至1945年6月，广西龙津（龙州）3次被日军占领，致使数千名龙津（壮、汉族）难民逃到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