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度设计与学术走向：清代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与桐城派学术正统地位的强化

官方学术是传统专制政权从意识形态角度强化其集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官方学术一旦被确立后，自然也就与政权一样具有了合法性、神圣性。程朱理学被清王朝定位为官方学术后，也就与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直接相连而具有了几乎不可撼动的正统地位。

官方学术的合法性与神圣性不会仅仅停留为一纸谕旨，其维持还需要制度上的保证。理学在清代正统地位的维持与强化就有赖于科举考试制度与教育制度的保证与支撑。

1.清代科举制度对理学及桐城派发展的推动作用

科举制度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顺治二年（1645）八月，清廷举行首次乡试，清朝科举制度遂正式开始。顺治时期的科举考试沿用明代八股文取士的方法。康熙二年（1663），清朝曾短暂废除八股取士，改为论策取士，但至康熙七年（1668），仍恢复八股取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清王朝前后延续近二百六十年。

清代科举制度对理学正统学术地位的维持及桐城派古文的兴盛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政治角度看，清初实行科举取士，其最初的目的在以科举入仕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调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平息清初反清复明的浪潮，所谓“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17]。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科举考试的重点也就逐渐放在了对官僚后备人才的网罗上，正如《清史稿》所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制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18]

从学术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学术制度。清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沿袭明制，《清史稿·选举志》有载：“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朝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19]清代士子要获取功名，要步入仕途，主要的途径就是参加科举，而清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则以四书五经为依归，[20]这就从考试制度上确保了程朱理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保证了程朱理学在清代传承的稳定性与长期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任何朝代的官方学术思想都不会缺乏追随者。在政权稳定的时期，要从众多追随者中脱颖而出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桐城派所以能从中脱颖而出并卓然发展为有清一大学派，不仅仅在于它将朝廷推崇的学术即程朱“义理”作为本学派的理论核心，还和桐城派古文与八股文之间的密切联系有着相当关系。[21]

清代科举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以与古文相对。古文与时文有诸多相通之处。首先，时文与古文都恪守义理。[22]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时文讲究开阖、顿挫、呼应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文艺术手法的借鉴。正是源于古文与时文之间的相通，明、清两朝有不少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桐城派文士李元度在为李抚九选编的《古文笔法百篇》作序时如此谈及古文与时文之间的关系：“古文者，别乎时文而言也。近代选家如茅鹿门、储同人、汪遄善之徒并有评本，识者谓未能尽贴括气习。然余论古文之极致，正以绝出时文蹊径为高；而论时文之极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23]李元度认为，要写好八股文（时文），其实可以从古文入手，其具体路径是一要多究习古文家如茅坤等人编选的古文选本；二是在写作时要融入古文的“神理气韵机局”。李元度于此其实道出了写好八股文的诀窍：若严格按八股文（时文）的格式写作，文章一定刻板而毫无生趣，自然难以在众多的科举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若能在遵循时文规制的同时，稍微参以古文的行文之法，文章自能于刻板中稍显灵动，取得“莹然而出其类”的效果。[24]

桐城派始祖方苞在科举上的成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方苞精通古文，对古文与时文相通之妙自有深刻体会，他曾说，时文虽为“文之浅者”，但善为者也能将时文写得“穷理尽事，光明磊落，辉然而出于众”[25]。

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在科举考试斩获江南乡试第一名的成绩，戴名世在《方灵皋稿序》中对此事曾有如下评说：“今岁之秋，当路诸君子毅然廓清风气，凡属著才知名之士多见收采，而灵皋遂发解江南。灵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见灵皋之得售而知风气之将转也，于是莫不购求其文。”[26]方苞本以古文闻名，科场得售更促使士子们“购求其文”，细读模仿，以图将“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融入时文，试图从中探求到科场登进的便捷阶梯。

关于桐城派古文与时文之间的关系，近世一些学者们也早有所识。[27]周作人就曾说，“早也有人说过，桐城派是以散文作八股的”，桐城派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28]。朱自清也认为：“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朱自清认为桐城三祖均受到了八股文的影响，“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刘大櫆、姚鼐两人“都是用功八股文的”[29]。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确使桐城派学人更易于在科场上取得成功。方苞是康熙丙戌（1706）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1763）进士，桐城派历代成员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枚举。

由以上所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八股文与古文关系紧密，八股文在清代被指定为科举考试规定文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兴盛，这就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如果说桐城古文之“义”与清代官方学术的契合是桐城派崛起的必要条件，那么，桐城派的古法之“法”与时文之“法”的相通则是桐城派崛起的充分条件。前者决定了桐城派正统学术派别的地位，后者则决定了桐城派的广泛影响及人员规模。

2.清代书院制度的官学化与理学及桐城派学术思想的传播扩展

中国传统书院以自主办学为主要特征，书院中的知识分子可以相对自由地从事讲学及学术研究。但至清代，由于政府控制的加强，书院日趋官学化，日益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30]

清代书院官学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院的管理包括学生的收录都在各级官府的控制之下，如学生收录，就由“大吏甄其才之优雅者，录入书院，日有给，月有膳，又礼请名师以课程之。既无患其独学无友，而得师而从，指讲口授，可以知所学方向者。阚六籍之精微，探圣贤之奥窔，他日出身加民，发于事业，皆殖本于此，而非徒以其文云尔也”[31]。总体来看，清代书院从日常管理、教师聘用、学生录取、教学内容均在地方官府的管控之下，其实与官办学校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二是科举“帖括”之学日益成为书院的教学内容，姚鼐的弟子秦瀛曾说：

古者书院之设自南宋始，领之以山长，有诵讲之益，有肄习之美，实与学校相表里。……自举业兴，而所谓诵讲肄习者，区区括帖之末。近来学者日趋苟简，百家诸子之书，且束而不观，而圣贤修齐治平之学，其讨论及之者鲜矣。[32]

从秦瀛所言，清代书院与学校“相表里”，可看出清代书院几乎已成为官办学校的一个补充。[33]清承明制，只有各级学校的生徒方可参加乡试。这一规定基本就决定了清代书院必须服从官府，否则没有出路。

书院的官学化使清代书院从自由讲学的场所日益演变为专制政权传播官方学术思想与实现思想控制的重要场所。[34]书院官学化虽然有碍于清代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却有助于维护理学的独尊地位。从教育内容看，不管是各级官办学校，还是遍布全国各地的书院，都以贴括之学、程朱义理为教学中心，理学在清代的正统学术地位自然是不可撼动了。即便是在汉学最为鼎盛的乾嘉时期，理学虽备受汉学家排挤、抨击，却无改其学术正统的地位，此从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汉学家理直气壮的批驳就可见一斑。[35]

桐城派以维护理学为己任，加之桐城派古文与时文之间的密切关系，故官学化的清代书院正好是适宜于桐城派讲学传道、传承学术、扩展学术队伍的场所。[36]正是基于此种因素，历代桐城派中的不少学人都曾有在书院中讲学的经历。据近代学人刘声木所撰《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中相关材料统计，曾在书院讲学的桐城派人士计有八十余人。桐城派人士讲学的书院遍布各地，如广西的榕湖书院、秀峰书院，广东的韩山书院，浙江的杭州书院，福建的厦门书院、安澜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安徽的亳州书院、徽州书院，河北的莲池书院，湖北的江汉书院等。[37]在书院讲学的桐城派成员通过书院讲学培育了众多弟子，使桐城派的影响得以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