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汾河流域自然生态环境与原始聚落的形成

原始人群总是择水而居，沿水而行，这体现出人类最朴素的生存本能与生存智慧。择水而居，可以给人类提供充足的水源、丰富的食物、肥沃的土壤，满足其饮水、采集、狩猎、灌溉等各种生存生产活动之所需；沿水而行，可以减少先民们长途迁徙过程中饮水、食用的困难，且便于找到新的居住地，因此自然因素使得原始聚落多形成于河流沿岸。汾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散布着密集的聚落群，成为古老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一）汾河与汾河流域

《山海经》载：“管涔之山，其上无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1]汾河发源于忻州市宁武县管涔山麓，向南穿过芦芽山和云中山之间，流经静乐县、古交市、太原市、清徐县、祁县、介休市、霍州市、洪洞县、临汾市、侯马市，在河津市梁乡附近汇入黄河，全长709.9公里，纵贯山西南北，古人称之为“河东之大川”。汾河分为上、中、下三段：源头至太原市兰村为上游，河长216.9公里，穿行于狭窄的山谷之间，水流湍急，大部分为砂页岩、变质岩和灰岩土石山区，局部为河川地、小型盆地及台阶地，煤炭资源丰富；兰村至介休市义棠镇为中游，河长157.6公里，水流趋缓，穿行于盆地、平原，支流较多，灌溉事业发达，洪涝灾害频繁；义棠镇至河津市梁乡为下游，河长335.4公里，河水出灵霍山峡峡谷，流入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适宜农业灌溉。

汾河流域指汾河水系的干流及支流所流经的整个区域，是分水线包围的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的总称。南北方向，汾河流域几乎纵跨全省；东西方向，以云中山、太行山与海河为界，以芦芽山、吕梁山与黄河相隔，流域面积39471平方公里，占山西省总面积的25.3％，耕地总面积的29.54％。汾河流域包括忻州、太原、晋中、吕梁、临汾、运城6个市（区）共41个县（市），该流域的古村镇大部分分布于太原、临汾两大盆地。与汾河分段相一致，其流域也相应地分为上（晋北）、中（晋中）、下（晋南）三个地区：晋北指忻州至太原的广大区域，以山地为主；晋中大部为冲积平原，其南端雀鼠谷呈山地、丘陵地貌；晋南指临汾和运城地区，主要是开阔的冲积平原。总体看来，汾河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四个特点：（1）地形以山地、丘陵和平原为典型，山地、丘陵主要分布在晋北及晋中南部，占整个流域面积的60％以上，平原分布在晋中大部及晋南，大致为总面积的30％，因此，形成了汾河流域北部多为山区，中南部多为平川的特点。（2）受地形影响，北部耕地面积27万公顷，中南部耕地面积148万公顷，差距悬殊，形成了北部耕地面积少，土壤相对贫瘠，中南部耕地面积广，土壤肥沃，适宜农业灌溉的特点。（3）四季分明，南北温差大，降雨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比较而言，南部温暖湿润，北部寒冷干旱。（4）资源丰富，植被茂盛。汾河流域煤铁矿产资源丰富，水资源充沛，晋中南地区植被茂盛，特别是史前时代，整个汾河两岸古木参天，森林密布，湖泊毗连，生态环境十分优越。

汾河流域从自然生态环境的角度可分为三个地区：晋北、晋中和晋南。与晋北相比，晋中和晋南地区生态条件的优势明显，地形、土壤、水流、气候等自然因素都更适合人类生存与居住，成为原始聚落的发源地和古村镇的密集分布区。晋北地区则有明显不同，村落分布相对零散，具有山西北部广大边关区域的特点。因此，在山西全省古村镇的研究中，汾河流域主要指晋中和晋南，汾河的上游地区则划归古边关的研究范围，与此同时，在分析汾河流域古村镇形成演变的历程时，也将以晋中和晋南地区为中心进行探讨。

（二）汾河流域原始聚落的形成

“聚落”大致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是人类按照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经过长期选择后形成的聚居点，是原始农业发展的产物。山川河流、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对聚落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说，原始聚落都散布在河流沿岸，是人类择水而居、沿水而行的物化体现。汾河两岸，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新旧石器遗址，标志着史前时代便有人类在此生产生活。汾河流域原始聚落的形成大致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时期，范围由晋南沿河而上逐渐扩展到晋中，乃至整个流域。

晋南地处黄河之东，又称“古河东”，汾河贯穿之处形成的优越自然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人类的聚居地，“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都充分说明，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上下五千年古老的中华文化的‘直根’即在这里”[2]。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主要的生产工具为石器，使用粗糙的打制石器阶段被称为旧石器时代，距今300万至1万年；使用较为精致的磨制石器阶段被称作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至4000年。旧石器时代中期，古河东地区便出现了大量聚居的原始人群，最典型的是丁村人。“‘丁村人’大约生活在末次间冰期到间冰期向水期的过渡阶段。此时，临汾古湖和侯马古湖尚未消失，‘丁村人’就在古汾河河边或湖滨生活着。”[3]这时的汾河流域，水波汪洋浩渺，水流缓慢宁静，河畔水草丛生，山间森林密布，河中有欢悦的游鱼，山间有健硕的犀牛、大象和豺狼虎豹，旷野上是飞奔的野马和成群的羚羊，水边停留着休憩的水牛，飞禽走兽，到处生长着新鲜的野果和茂盛的植物。丁村人选择了这片生机无限的土地，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满足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使得晋南汾河两岸遍布着丁村人生存的足迹。丁村文化遗址位于晋南临汾盆地襄汾县丁村附近的汾河两岸，以丁村为中心，沿河分布在南北11公里的范围之内，这是汾河流域原始人类存在的证明，也是原始聚落形成的雏形。

新石器时代的显著标志是出现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这一时期，气候回暖，原始人类在自身进化和生产生活上得到了巨大发展，晋南地区的盆地、汾河沿岸的滩涂地都十分适宜农作物的生长，逐渐出现了原始农业。原始农业让古人类有了归属感，开始了定居生活，并产生了陶器、玉器制造等原始手工业和建筑业、纺织业等。伴随着聚落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部落，炎帝、黄帝、尧、舜、禹都是部族的首领，他们的活动中心不离晋南及其左右，促进了聚落文化的发展。到了新石器晚期，以汾河为主干，太原、临汾、运城盆地为中心，整个流域内到处分布着人类生产生活的聚居点，这时的聚落数量更多，分布更密集，结构更复杂，规模更大，较旧石器时代的原始聚落有了明显发展，并且出现了晋南与晋中聚落文化差异。晋南地区的聚落出现得早，数量多，内容丰富，分布紧密，有些形成了聚落群，这里粗大石器的使用传统为原始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畜牧业的经济方式；晋中地区的聚落在形成时间、数量多少、内容的丰富性、分布的紧凑性等方面相对薄弱，其细小石器的使用传统使这里以狩猎和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

自然因素在原始聚落的形成与分布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人类的生存本能决定的。汾河流域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原始人类提供了适宜的居住地，孕育了此地的原始聚落文化。经过旧石器、新石器两个时代的发展，汾河沿岸居民聚落群遍布，原始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原始畜牧业逐渐发展，原始手工业初见端倪，为聚落向村落的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