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简单地反映外面的世界，只注重它如何准确地描写世界是一种误导。这种浅显的做法遗漏了文学地理景观中最有效用和最有趣味的因素。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的透镜或镜子折射或反映的外部世界。同样，文学作品不只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键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它是一种社会媒体，本世纪人们的意识和信仰创造了这些作品，反之也被它们所影响。它们影响了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方式。作品之间相互影响，阅读时要遵循它的常规，有时也可以打破这些常规。作品是在向读者诉说，因此也要涉及读者的期望与关注。[1]
——迈克·克朗
文学作品，作家及作家群体，文学思潮、流派，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现象，这些之所以能够进入且越来越频繁地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正是因为文学不只志在“准确地描写”“折射”或“反映”，而是旨在“认识”和“揭示”；文学也不单纯囿于审美活动，而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一种特定的社会媒介，参与到观念与意义的组构、流通和更新过程中。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英国地理学家克朗不仅揭示了文学作品对地理景观、社会空间的言说和表征作用，也解析了文学作品是如何参与塑造地理景观、组构社会空间的。他的研究指明，文学是一种比“主观行为”或“资料”复杂得多的社会产物；同时也提醒我们，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或综合探索，其目的并不在于还原客观现实，而是为了揭示一套话语或叙述结构与外部世界及意识形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为我们提供一系列新的文学解读方法以及反观和理解人类世界的途径。
将全球化浪潮、城市现代化进程、现代主义、工业文明等因素引入1980年代以来文学的研究视野，也是基于同样的文化研究态度。我们看到，当代中国日常叙事正大幅度地向城市靠拢，一系列新的社会观念、文化环境、文学生产方式以及文本样式，不仅形构出新的文学景观，也引发了研究视野、研究范式和研究话语的转变。其中，文学对于当代城市与空间的表征、想象和形塑是一项被广泛关注的议题，这项议题跨越文学、地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学科，涉及文学与空间、文学与城市、文学与建筑等多个研究分支。
一 文学与空间
早期文艺理论中有这样两个堪称根深蒂固的观念：第一，空间与时间是对立的；第二，文学是时间的艺术。莱辛在《拉奥孔》中就提出：“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2]这种壁垒分明的界限在20世纪以后被颠覆，尤其在现代与后现代小说中，空间以并置、交替、倒置、错乱等形式对时间顺序表示反抗乃至弃绝，文本的时空形式呈现出鲜明的反传统倾向。
西方文论家首先意识到这一点，并展开了相关的文本分析。1940年前后，巴赫金借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史诗和小说》等著作中建立并逐步完善起“小说时空体”概念，提出时间与空间具有统一性甚至同一性，二者不可分割，在文学艺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3]巴赫金以欧洲小说发展脉络为纲，分述各个时期小说的时空特征，发展出一套全新的艺术时空观以及关于不同的“小说时空体”的类型学。他还着重分析了哥特小说中的城堡，司汤达、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客厅，福楼拜小说中的小镇等特殊空间，认为它们已突破了故事环境的范畴，成为组织小说事件的中心。1945年，英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等发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初步确立了以研究文学空间形式为主要对象的理论范式，并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批评方法。该书从两方面阐释了“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从创作主体来看，20世纪作家展示了对空间的浓厚兴趣，他们开始运用多种手法建构小说的空间形式；从接受主体来看，读者需要对此类文本进行反复阅读，将独立于时间顺序之外而又彼此关联的片段拼接参照，以更好地理解空间形式。[4]弗兰克所分析的空间更多指向文本内部结构，包括情节、形式、节奏、格律等，并非实在的物理空间，这也成为反对者们攻击的焦点——他们认为上述要素本质上仍然依赖于时间过程中的写作与阅读，弗兰克不过是使用了一个“空间”的比喻或象征而已。面对攻击，弗兰克坚持了自己的提法和立场，并于1963年再次撰文对“小说空间形式”进行了详细阐述。1980年，美国叙事学研究者斯宾瑟在《今日诗学》上发表文章为弗兰克进行辩护，提出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是否是一个象征并不重要（假如从语言学的角度审视文学理论，便会发现“形式”“结构”等几乎所有的理论词汇都只是象征性的表述），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寻找一种确切的方式去理解叙事作品表现的空间性以及作品描述的空间与其他结构成分的关系”。1981年，康奈尔大学出版了《叙事中的空间形式》论文集，对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30年的争论作了总结和回顾。[5]
与此同时，侧重于文本外部的空间诗学、空间权力、空间媒介等研究也陆续展开。1957年，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从现象学和心理学角度探讨了房屋、阶梯、卧室、巢穴等一系列诗学意象，既对语词空间进行了具象化的比喻，也对具象空间的诗学意味进行了阐发，建立起文学与空间的双向互动联系。20世纪下半叶，在米歇尔·福柯和亨利·列斐伏尔的先后主导下，西方学界兴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批评，意在反拨二元对立的历史决定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长期霸占及其对空间的遮蔽。福柯在1967年提出“20世纪是空间的纪元”，列斐伏尔在1970年提出“空间生产”理论；紧接着，让·鲍德里亚、马歇尔·麦克卢汉、詹明信和爱德华·索亚也分别开展了空间符号学、大众传媒空间和全球化空间等研究，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这一研究趋势广泛渗透于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各个领域，因其研究实践时常关注文学文本，从而也深刻影响了文学研究话语。克朗《文化地理学》一书出版于1998年，书中列专章讨论“文学景观”，从地理学家的视野出发展开对文本内部与外部空间相结合的研究，从客观上推动了文学空间研究走向成熟。
受西方影响，国内相关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随着1990年代包亚明、任平等学者将福柯、列斐伏尔、索亚等著作译介到国内，大量学者开始关注文学与艺术空间，所产生的比较重要的理论成果有陆扬《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2004）、刘进《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空间理论与文学观念》（2007）、江正云《论文学空间及其消费形态》（2007）、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2008）、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域下的文学空间研究》（2010）、吴冶平《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2008）等。实践方面，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领域所持的研究理念和采取的研究路径有所区别。古代文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以杨义、梅新林、曾大兴为主导，他们提出应高度关注文学发生、发展的地理语境，由此挖掘出不同时期、地域的文人流变和作品主题、风格之间的关系，并探索出了一条“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研究路径，其研究侧重于新的文学史观建构及文学史学梳理，代表性成果有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2007），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04）、《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2015），曾大兴《文学景观研究》（2011）、《构建文学地理学“立体图景”》（2014）等。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则集中产生了一批运用“空间批评”理论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整体性或阶段性研究的著作，如敬文东《从铁屋子到天安门——关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空间主题”札记》（2004）、陈慧芬《空间、性别与认同——女性写作的“地理学”转向》（2007）、邹建军《从原乡、异乡到世界——新移民小说中三重地理空间的跨界书写》（2009）、张谦芬《论异质空间与文学民族化——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启示》（2014）、黄继刚《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景观书写》（2017）等。
从现有成果来看，国内相关研究实践以现代文学作品为主要的文本对象，这应当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城市土壤有关。尽管乡村叙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长期占据核心位置，反之，由于中国城市的文化基础尚不够坚实，对应的城市叙事也始终处于动荡多变的状态，并多少呈现出碎片化、瞬时性的特点——用张英进的话来说就是：“近年来城市想象的特点是技巧实验、万花筒般的意象、转瞬即逝之感”[6]；但正如陆扬在引介索亚、克朗的文学空间理论时提到的“文学中的空间一大部分是城市的空间”，“城市的现代化导致它无边扩张，结果是城市的空间大到无以认知”[7]——碎片、瞬时正意味着多元多变，比起坚实稳定的乡土空间，城市的多元文化使得新的权力话语、身份意识、感知经验交替更迭、彼此缠绕，“空间”也得以成为一个多层级、多向度的复杂概念，其所言说的和可供解析的空间才变得更为广阔。
陆扬引介了克朗书中许多对文学空间的个案分析：涉及资本的空间流动，如《德伯家的苔丝》所描写的阶级分化和生活方式变迁；涉及家园感与怀旧情绪，如冒险主题的史诗、旅行故事和流浪汉小说；涉及权力空间与空间的权力，如《巴黎圣母院》中“开放的、正规的国家控制的地理空间”与“晦暗的、狭窄的贫民的空间”形成的对立（小说同时提供了揭示“国家怎样应对潜在的市民暴动”的“知识地理学”）；涉及日常生活经验的变迁，如波德莱尔笔下的“闲暇者”（flâneur）在街头转悠，体验新的消费空间；左拉笔下的女性则流连于封闭的商场——这一对比标志着都市空间从公域向私域转移。克朗的研究从侧面显示出“空间批评”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包容性，且并未放弃对历史语境的考察——叠加了时间线索的空间，始终处于一个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之中。
我们应当从什么角度入手对文学空间进行考察，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那么可以换一种思路来提问：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中寻找一些可靠的线索，以供我们识别和解读纷繁复杂的文学空间？对文学进行空间研究，如何在考虑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兼顾到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空间想象中的个体经验、身份记忆与空间本身，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和差异？
在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中，本书最终选择的是“建筑”这条线索，以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叙事为文本对象，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某种程度上的回应。在简要阐述文学与建筑之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史之前，还需要回顾一类研究：文学与城市。如前所述，城市是当前文学空间研究的核心，而以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为契机，国内学界对文学与城市的相关研究在新千年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范式转型，在传统“城市中的文学”研究基础上生发出一套全新的“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其转型思路及相关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与理论参考。
二 文学与城市
“城市”的英文city一词由法语词cité演变而来，cité又源于拉丁词civitas。[8]这个词源同时还派生出了另外一个词：civilization，即文明。正如city的词源意义所表示的，城市是文明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文明的载体；它既包括外在的物理结构，也包含内在的思想与制度，后者通常意味着理想的道德秩序或理性秩序。[9]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结构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10]文学家伊哈布·哈桑则用诗性的语言概括道：“城市：灰尘、魅力、玻璃、钢铁、混凝土构成的几何体……，但这一粗糙结构下还有另一个城市：看不见的，想象的，由梦想与渴望构成，是它引发了所有变化。”[11]
城市从起源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间发生了许多深刻的社会变革。无论追溯城市的起源还是探索城市的发展历程，都是十分复杂的工作，而一旦牵扯到城市化与现代化议题，又将涉及更加广泛的学科领域。从哲学、人类学、考古学到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试图概括城市的本质，却始终为城市瞬息万变的表象与丰富驳杂的内涵所限制。它就像一个饱含意象和隐喻的文学文本（literary text）——“告诉我们许多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告诉我们谁拥有权力，又是如何行使它。它的布局、用途、规模、内部规划和外部设计表现着这个社会中的权力的性质、分配和竞争……城市被人们使用：日常事务、市政典礼、社会空间迁移以及社会用途的起起落落无不赋予城市及其组成元素以意义”[12]。
城市文本意蕴丰富、包罗万象，“阅读”城市文本也具有多元性。首先，这种阅读没有固定的视角或方法，“每一类人群都提供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13]；也不局限于对视觉、物理等具象层面的感知，而是涉及历史、哲学、政治、心理等多重意蕴。其次，“阅读”必然涉及无数的细节和面向，就好比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形容的：“我可以告诉你，高低起伏的街道有多少级台阶，拱廊的弧形有多少度，屋顶上铺的是怎样的锌片；但是，这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你。构成这个城市的不是这些，而是它的空间量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也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14]
“阅读”同时也带有创造性，这种创造并非单纯指向文学层面，而是人人参与其中——每个身处城市的人都会基于自身的空间位置和经验视野阅读城市，从而生成无限宽广的城市文本，意义在解读中不断再生。罗兰·巴特说过：“城市是一种话语。实际上，它是一种语言。城市对其居民说话。我们叙说着城市，我们居于其中的这个城市，只因为我们生活其中，漫步其中并注视着它。问题仍然是，让‘城市的语言’这一说法脱离纯粹的比喻层面……当我们提及城市的语言时，我们要从比喻走向分析。”[15]我们可以将巴特所说的“城市语言”理解成一套信息与符号的集合——城市就好比一个满载意义的交流系统，它无疑是具有言说功能的，文学则采用另一套语言对其进行阐释、描述，同时借助表征、想象、建构等手段帮助城市言说自身，亦帮助人们理解城市。当然，两套语言是彼此对话、互为指涉的，阅读城市与书写城市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就像理查德·利罕所指出的：“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textuality），也就是说，我们阅读文学文本的方法和城市历史学家阅读城市的方法相类似，共享基于同样假设的模式——或机械的、或历史的、或未确定与非连续的。从笛福到品钦，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16]
在可读性上，不同的城市文本间也存在差异。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古代城市比现代城市的可读性更强，并以古希腊为例进行论证：“古希腊人能用他或者她的眼睛看到生活的复杂性。古代城市的庙宇、市场、游乐场、集会地、城墙、公共雕像和绘画都在反映着自己的文化在宗教、政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价值观念。而在纽约或者伦敦，我们很难知道应该去哪里体验、表达和懊恼。”[17]桑内特谈论的其实是城市公共性的问题——现代人所迷恋与追求的城市空间倾向于个人化、私密化，带有庇护所性质，城市因而也越来越难以体现公共的信念和价值观。约翰·伦尼·肖特将现代形态下的城市比喻成一本用外语写成的书，准确来说是多门外语混杂而成的——越来越难以解读，容易令人迷失和沮丧。[18]这正是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尝试解决的问题，书中提出：“一个可读的城市，它的街区、标志物或是道路应该容易认明，进而组成一个完成的形态。”“一个高度可意象的城市（外显的、可读或是可见的）应该看起来适宜、独特而不寻常……这种城市具有高度连续的形态，由许多各具特色的部分互相清晰连接，能够逐渐被了解”。[19]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林奇建立了一套从视觉形态出发解读城市的框架，本书将借用该框架分析1980年代以来城市叙事中的景观意象。
现代城市的可读性降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叙事的形态，但这种影响一来并不致命，二来也并不见得就是消极的——一个缺乏可读性的城市虽然容易令人迷失和失去认同，但这一状态本身也会形成一套话语，本书将会用一节篇幅说明以“80后”为主的作家群体对这种城市形态的书写及想象。事实上，对于大部分具有城市经验的作家而言，无论过去还是当下，城市始终意味着无限的灵感，它的久远历史为艺术创作积累材料，它的不断变化为艺术创新提供资源，还有它纷繁复杂的形态，只需从任意一面进行观照，都足以建构起广袤无垠的想象空间。
文学家对城市的书写行为类似于从城市文本中选取自身熟悉或向往的篇章进行阐释。这种阐释绝非千篇一律，而是视角各异：有的文学家希望将现实城市在文本中鲜活地再现，达到一种合乎自然本真的镜像式高度，从而使得在城市中发生的一切故事都能够有效地指喻或影射现实——左拉笔下的巴黎便是一例。然而，对城市的书写终究难以摆脱作者潜在的城市意识和空间观念，与其说是真实再现，毋宁说是作者创作思想乃至情感欲望的投射。有的文学家则希望塑造出有别于传统认知、充满文学想象色彩的个性城市，与真实地方的地形学再现尽可能拉开距离。为此，卡尔维诺甚至用时间脉络取代了空间结构，将城市解构为一种仅仅存在于线性叙事中的碎片城市而非空间意义上的实体城市，原本可视的城市变作“看不见的城市”。此外，博顿·帕克、理查德·利罕、威廉·夏普等也先后用“语词城市”“观念化城市”“不真实的城市”或“非现实的城市”等术语来指代“文本城市”。总之，文学家根据自身的城市经验和创作心理来选取书写城市的视角，从而给读者提供经历了想象与重构的文本城市。在多元化创作主体各自的凝视、阅读与阐释中，城市的多重形象与个性特征得以呈现；在接受者的想象与再阐释中，这种形象与特性又得以丰富和立体化。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突破早期“城市中的文学”研究所持的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视野，代之以文化研究的视野和范式，对“文学中的城市”展开研究。[20]
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撰写的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Film：Configurations of Space，Time，and Gender Hardcover 一书于1996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2007年发表中译版《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尽管“理论上是以社会学中的城市心态和都市体验为框架”，但该书却并未局限于“反映论”模式和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是以“Configurations”（构形）作为核心理论[21]，研究文学与电影文本中“想象的城市”。1998年，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一书中提出“小说中国”概念，虽然不是集中研究文学与城市的著作，但为“文学中的城市”研究树立了一个范本。[22]这两部著作都是海外华人学者所撰，显然受到了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也为国内学者建立文学与城市的文化研究范式及时引进了域外视野，提供了理论辅助。2003年，蒋述卓、王斌等《城市的想象与呈现》，赵稀方《小说香港》，黎湘萍《文学台湾》三部著作都是对“文学中的城市”进行探索和观照；2005年，蔡益怀出版《想象香港的方法——香港小说（1945—2000论集）》，从书名上就可窥见王德威的启发。该书从“人物形象”和“香港形象”两大专题入手，分别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以及20世纪80—90年代香港文学的叙事范畴及城市形象建构。同年，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文集，收录了同名国际研讨会的多篇论文。在其中《“五方杂谈”说北京》一文里，陈平原明确指出：“略微了解北京作为都市研究的各个侧面，最后还是希望落实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上。”[23]2006年，陈晓兰出版《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以左拉和茅盾这两个与都市具有密切关系的作家为中心，对他们与各自身处的城市的关系及其在文学中对城市的表现分别进行了微观和整体的研究，是极具参考价值的“文学中的城市”之个案比较研究。2009年，孙绍谊出版《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考察的是十年间关于上海城市景观的各种阐释和想象模式，并试图揭示上海文化的“另类”特质。2011年，张鸿声的《文学中的上海想象》出版，该书是其2006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缘起于作者在上海街道漫游时对这座城市过去、现在的深度精神的体察，以及由此感知到的“书本与图片这些文本中的上海与实际城市上海的差异”[24]——“差异”一词直接表明了作者观照“文学中的城市”和“城市想象”的研究自觉。
在上述研究的推动下，国内的相关研究在新千年之初基本完成了从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到“文学中的城市”研究之范式转型。“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既指明了研究对象，同时也揭示了研究的范式与策略：“它强调被赋予意义的‘文本中的城市’，而意义的赋予则表明人们对文本的文化诉求。”[25]
三 文学与建筑
凡是与城市相关的文艺作品，或多或少都会有对城市形貌、城市空间、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群的勾勒和描述。这种勾勒和描述不是基本意义上的模仿或再现，它源于文艺作品固有的一些特性，如它可以借助作者的直觉、选择典型对象、反映生活的整体等，是一种融合了认知与想象的“表现”。[26]建筑自然是其中不容忽略的元素，因为无论在现实的城市文本中，还是在想象的文本城市中，建筑都承担着组构城市形貌、划定城市空间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提供了城市生活的主要场域和城市人群的栖居空间。
在城市规划设计理论中，建筑承担城市规划的“母体”（matrix）功能，地标式的建筑则是城市的“里程碑”（landmark）。[27]地标建筑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的第一印象，林林总总的普通建筑则是阅读和识别城市的重要基础。每当我们走进一座城市，首先进入视野的永远都是形态各异的建筑体；体验建筑并理解其文化蕴含，是读懂城市的必经之路。在建筑学家和城市学家看来，建筑无疑是最能体现城市文化特性的一套符号系统，其自身的存在、变迁及彼此间的组合方式，均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的时空形态与文化气质。单体建筑由土、石、木、钢、玻璃等一切可利用的物质材料架设而成，不同的建筑组合又进一步构筑出城市的空间。就像字词组成句子，句子又构成段落，无数的建筑勾连并置形成城市文本，其中的一些又进入文学家的视野，参与重组文本城市。
在人类创造的艺术产品中，建筑对物质材料的依赖性最大，文学则呈现明显的自由性与精神旨趣，彼此对话的可能性似乎不如建筑与雕塑之间或是文学与音乐、绘画之间来得更高。从艺术的时空形态考量，建筑与文学通常也被归为两种不同的艺术类型：前者接近于空间艺术，后者接近于时间艺术。然而，正如西方的空间批评向我们揭示的那样，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在文艺研究中也早已落伍。事实上，纵观人类艺术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建筑和文学在各个社会和历史时期中往往共同承担着引领审美思潮或艺术风尚的作用，并始终保持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不仅仅是互为资源、互借话语，而是在时代、集体的共同文化心理作用下，于各自的深层结构中表现出某种同构性特征。本书附录部分梳理中西方“城市建筑书写史”，即意在从艺术史和城市史的综合视角揭示建筑与文学的深层关联。
在城市现代化语境下，文学与建筑的互渗和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频繁而密切。18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城市走上了现代化进程，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城市的数目呈现出几何倍数的增长，一个地区不再只有唯一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建筑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钢筋混凝土被用于城市建筑，建筑得以向高空发展，出现了摩天大楼。起初，大多数文学家和普通市民一样，对这种变化呈现出的更多是拒斥态度，毕竟田园、乡村和家园感是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在他们看来，过于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使人们失去了诗意的栖居空间，高耸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丝毫体现不出厚重的历史感、地方感和人文关怀。1887年，居斯塔夫·埃菲尔开始在巴黎着手修建300米高的铁塔时，以莫泊桑、小仲马为代表的一批法国文学家和艺术家联名向国际博览会主席递交了一份措辞激烈的抗议书，称“我们作家、画家、雕刻家以法国的名义来到这里，对即将在我国首都的中心建造起来的怪物表示极大的愤慨。这怪物埃菲尔是对法国优美风尚和历史的威胁”[28]。不过，不知是埃菲尔的爱情故事最终说服了他们，还是超高建筑（skyscraper）来势汹汹、席卷一切之势迫使他们放缓了抵抗姿态，埃菲尔铁塔终究矗立在了巴黎的中轴线上，至今仍是这座城市乃至整个法国的文化象征之一。所幸，来自文学艺术的抵抗并不是完全无济于事——现代建筑并没有一味朝着“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或“激进设计”（Radical Design）发展，“人性化建筑”（Humanism Architecture）、“地方化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和“有机建筑”（Organic Architecture）也陆续出现并被广泛接受。2000年，西柏林拟建IBA工程之际，波恩市政府组织了一场国际性的建筑设计方案竞赛，评委会的组成先是作家、哲学家，然后再是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和政府官员。在以行事严谨著称的德国，对建筑的人文内涵和灵活思辨性能重视到如此程度，无异于大大肯定了建筑的精神文化气质。
不仅如此，在文学与建筑领域间还涌现了许多共同的理论流派，例如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继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兴起后，建筑理论中诞生了建筑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其中，母题、词汇、句法、修辞、诗意、比喻、隐喻、语境、文脉等概念，并非和文学概念不谋而合，而是确实借鉴自文学术语。[29]美国、英国都举行过规模和影响较大的解构主义建筑展览，解构主义语言学家德里达时常与他的建筑师朋友们对话，也有一批声望不低的建筑师自己“归队”或被公认为解构派。福柯对于监狱权力机制的论述缘起于英国政治思想家杰里米·本瑟姆于1791年绘制的Panoption（全景监视性监狱）草图[30]；美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的《建筑美学》一书从哲学视角出发对建筑进行文化史意义上的评述，其中着重探讨了“文学的建筑意义”和“建筑的文学意义”[31]；美籍华裔建筑师张永和的建筑小品集《作文本》则从建筑师和文学爱好者的文化视野出发，力图在文学与建筑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让脱离了实体建筑的平面线索也能提供“阅读”愉悦。在《文学与建筑》一文中，张永和以小说《巴黎圣母院》、《玫瑰之名》和《金阁寺》为例提出了“建筑文学”概念，而倘若将书名解读为“作/文本”的话[32]，那么书名本身也已指向了“建筑文学”。此外，张永和还列举了以文本形式“参与”建筑设计，以至于混淆了文学与建筑（或空间）的创作实验，包括德布林的《图书馆》、罗伯—格里耶的《嫉妒》和安部公房的《箱男》；至于卡夫卡在《城堡》中描述的办公空间，俨然是现代开敞式办公环境及其副产品——矮隔间的平面雏形。在该书的修订版中，作者甚至亲自创作了一个名为《第三警察局——一场全球化的荒诞》的话剧剧本，其主要场景是一组引发了系列文化误读的建筑空间。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法国建筑学家鲍赞巴克和结构主义哲学家、文学家索尔莱斯合著了《观看，书写：建筑与文学的对话》，其中，鲍赞巴克提出：“每个人的空间和看见的事物都属于私人的回忆，但也属于情感的体验，建筑物的世界、各地的城市帮助我们将之转化为共同分享的记忆。因此，如果说建筑就像语言一样工作，或者说建筑旨在成为一种语言，这并不是一种愚蠢的说法……在数个世纪中，建筑的核心理念，旨在分享所有人都可触及的回忆，因为它是一种公众的艺术。”[33]中国台湾建筑学家、小说家阮庆岳著有《开门见山色——文学与建筑相问》一书，该书并不是对建筑与文学作出一般的比较，而是强调它们在精神上对创作者分析城市/建筑的启发。[34]2010年，平面设计师、策展人欧宁主编了《漫游：建筑体验与文学想象》小说集，邀请盛可以、韩丽珠、阮庆岳等九位作家旅行各地，体验九栋展示当代性设计的建筑，根据体验和想象撰写九篇小说，虚构人与建筑的故事，用一种有趣的方式促成了文学与建筑的直接对话。建筑与景观设计学家董豫赣在其著作《文学将杀死建筑——建筑、装置、文学、电影》中甚至断言：“谁要是不能用文学去表达他的建筑观念，谁就难以成为伟大的建筑师，谁的建筑如果不服从文学的描述，它要么消失无痕，要么就成为文学日后的挖掘品，建筑本身从此就难以正常出现，准时显形。”[35]
我们有理由提出，文学与建筑的“平等”对话是在城市现代化语境下才得以充分展开的。从时间层面考量，古典时期的建筑在本质上是远离尘世的，借张永和的话来说，其“文化价值是以脱离了生活的审美为基础的”。在《作文本》中，张永和曾援引德国19世纪某建筑家的观点：“古典建筑是为死人的”，以论证《巴黎圣母院》《玫瑰之名》《金阁寺》所呈现的建筑与文学间的暴力冲突乃至相互毁灭关系：“古典建筑最得以发挥的房屋类型是陵墓与纪念碑，如金字塔和十三陵。反之，其他任何房屋也只有是陵墓式的和纪念碑式的。西洋古典建筑的传统就是把银行到学校都设计成祭祀用的希腊神庙。如此推理，活人中唯有离尘世最远的僧侣才有可能与古典建筑，如东方的金阁寺与西方的巴黎圣母院之类，抗争一番。”[36]的确，《巴黎圣母院》中关于建筑与文学的一节名为“这个杀死那个”，前者指向印刷术出现之后的文学，后者指向宗教建筑；《玫瑰之名》呈现了中世纪期间建筑对文学的短暂庇护和文学给予人的短暂希望，然二者终究无法达成一致，小说遂以人对建筑和文学的反击（将修道院和书本通通付之一炬）为结局；《金阁寺》中，口吃的和尚烧掉了金阁，原因是无法忍受金阁之美对他本人之残缺性的压迫。可见，至少在西方，建筑与文学平等对话以及建筑批评与文学批评在某种层面上走向统一，的确发生于现代建筑诞生之后。从空间层面考量，正如林奇所说：“城市不但是成千上万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们在共同感知（或是享受）的事物，而且也是众多建造者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建设改造的产物。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城市的大致轮廓可能静止不变，但细节上的变化从不间断。”[37]——建筑最直接地体现或者说形构了多元多变的城市形貌，从而具有了与文学充分对话的可能。反之，乡村建筑通常只承担居住和集会的功能，尽管带有一定的地方化特色，但其样貌远不如山野田园景观那样瞬息多变、引人瞩目。
今天我们别无选择地生活在城市，几乎所有的文化要素都以城市为中心凝聚，而城市本身也在这些要素的作用下日渐成长。城市提供了现代文化活动的背景、场所，不仅如此，它还是现代人观察和领悟世界、发展和展现自身的主要甚至全部空间。一切都与城市紧密相连，以至于我们越来越难以用传统的分门别类的方法去看待我们本以为熟悉的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影视、文学甚至音乐——“它们都被当代都市的整体文化和整体形象瓦解和重组，从而变成了都市文化的某一个层面”。[38]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城市的全部认知与情感，都必须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和人类文化的关切基础上——城市决定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城市因为人的居住才具有意义。在这样的语境下，建筑不可能只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文学也不可能只是象牙塔中的弦音或荒漠中的呓语。建筑与文学之间不仅仅是对话，而是共栖甚至彼此决定。
对于城市的阅读者和书写者而言，建筑不仅是风景，还是精神与文化，甚至是城市本身——本书想要达到的，就是打开一扇关于建筑的窗口，让我们在1980年代以来文学所建构的“文本城市”中，去拾取现实所投射和散落的纷繁影像和意象，觅见城市“被观念化”的历史和被赋予的种种象征、隐喻；体验作家在城市中的生活空间和生存境遇，发现作家对城市的情感态度、认识想象，探索作家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处境乃至书写姿态——进而，从我们切身所处的城市空间中寻求归属。
[1]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2] [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3] [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白春仁、晓河译，见《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页。
[4] [美]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 参见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128页。
[6] [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7] 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8] Civitas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构成古罗马城邦、联邦一类共同体的公民集体；二是由共同责任、义务、目标等共同体意识所框定的公民身份。参见https：//www.dictionary.com/browse/civitas，2019年1月30日。
[9] 参见[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10] [美]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11] 转引自[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12] [英]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3、450页。
[13]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4] [意]伊塔诺·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15] Roland Barthes，Semiology and the Urban，M.Gottdiener and A.P. Lagopoulos eds.，The City and the Sig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87-98.转引自[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6]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7] 转引自[英]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5页。
[18] [英]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页。
[19]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20] 张鸿声、陈晓兰分别讨论过传统“城市中的文学”研究与“文学中的城市”研究的区别。概括而言，传统研究的模式侧重于“反映论”式，研究思路往往是将城市文学看作城市社会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反映或折射，首先分析城市文化的形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再反过来通过文学来印证、丰富城市文化，概括之就是一条“城市文化—城市文学—城市文化”的循环路径。这类研究一方面冲淡了文学的主体性，且研究成果也极易体现出观念、思路和结论的趋同；另一方面也极不适用于分析非现实主义的城市文学作品。参见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1] 在该书的前言和第一章中，张英进详细阐释了何为“构形”：“我指的是象征性的建构起来的‘真实的’或‘想象的’城市生活。本书不会去评论这些构形与某时期的社会历史现实相比是否‘真实’（authentic）。”“在本书中，‘构形’（configurations）一词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1）在明显的文本层次，它指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形象。（2）在更深的思想层次，它指以文本书写城市的过程中运用的认知、感觉、观念工具。”“通过构形，现在才有意义，他者才变得可以理解，空间才能被解读。”[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3页，正文第5、6页。
[22] “城市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想象”。在此引用两个典型案例，一是“文学上海”：“在20世纪，它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甚至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修辞策略，并主要体现为近代国家意义与现代化意义……上海，作为中国的首位城市，其本身现代性逻辑的强大，导致人们对上海现代性夸大想象的叙述。这一动机源于世界主义背景下整体的对‘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这一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向往。上海充当了民族国家建构中有关独立与现代化意义的最大载体。”引自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页。二是“文学香港”：“香港文学的建构并非意味着只专注在思考香港文学本身，1980年代对香港文学而言，除了象征着一个启动对于自身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过程的关注之外，这个时期亦是香港文学重新思索，自身如何与中国文学与文化进行对话的阶段。”引自陈筱筠《1980年代香港文学的建构与跨界想象》，台湾成功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7页。因此，王德威关于“文学中国”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文学中的城市”研究提供参考。
[23] 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4页。
[24] 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
[25] 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26] 成砚：《读城——艺术经验与城市空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导读部分。
[27] 参见[意]阿尔多·罗西《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城市的建筑学》，黄士均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28] 转引自赵鑫珊《建筑是首哲理诗——对世界建筑艺术的哲学思考》，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29] 参见张钦楠《阅读城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69页。
[30] 在本瑟姆所设计的这座圆形监狱中，单个囚室构成外周圆环，向心点则是一座监视塔，光线从天窗和监狱四围分别照亮囚室，位于天窗正下方的监视塔却永远处于黑暗之中。本瑟姆将其称为“哥伦布之蛋”，因为它昭示了一种在黑暗中进行监视与在光明中被监视，即接受惩罚的雏形。
[31] [美]罗杰·斯克鲁顿：《建筑美学》，刘先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32] 这一解读并不是出自笔者的臆测，而是出自张永和在该书前言“写作文”中所说：“晚上的思维方式也受白天的影响，是白天的延续：建筑，盖房，设计结构，搭接材料，建造空间；写作，排字，建立框架，组织词句，制作文本。于是有了本书书名的又一层意思。”见张永和《作文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页。
[33] [法]鲍赞巴克、索尔莱斯：《观看，书写：建筑与文学的对话》，姜丹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43页。
[34] 阮庆岳：《开门见山色——文学与建筑相问》，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5] 董豫赣：《文学将杀死建筑——建筑、装置、文学、电影》，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36] 张永和：《作文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7页。
[37]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8] 高小康：《世纪晚钟当代文化与艺术趣味评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