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世界观的变迁

本书是根据我最初于1982年撰写的一系列讲稿改编而成的。我在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课程的“变化、发展与衰落”单元中，连续四年用这些演讲稿作为教学内容。这些讲座的主题为“资本主义的宇宙观”（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由于时间久远，这些内容从未被记录。我想也许值得一录，于是在2012年重新讲述这些内容并录制了讲座视频。

我没有改变讲座的结构或核心内容，但进行了一些即兴发挥，省略了部分内容，并在讲解过程中加入了一些新的思考，同时将其分成了精巧的片段。我的目标是向学习人类学的学生阐释人类学的长期历史背景，回顾过去几百年，介绍这一学科所围绕的范式或问题框架，以及这些范式如何随时间演变。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范式或理解结构转变的概念。

*

作为21世纪初期的社会科学家和公民，早期的理论架构就像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我们被它们及其产生的语言所束缚。要想获得部分解放，唯一的途径就是客观分析它们创建的方式和存在的原因。因此，在此我将尝试对所有社会科学的历史和发展做一个全景式概述，不仅包括人类学，也包括历史学等其他领域，尽管这种概述难免会过于简单和不够准确。这是一幅非常宽广的地图，细节或许会有错误或过于简化，但我希望它能为人们勾勒出一个可以同意或者反对的总体轮廓。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包括历史学和考古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学科，其理论基础都包含了一套阶段理论。在人类学领域，经常被引用的阶段有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和市场社会；这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研究成果，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早期研究非常相似。或者说，最近的人类学家更多从狩猎采集社会、部落社会、农民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角度进行论述。而在19世纪，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学者则提出了原始人、野蛮人和文明人这样的分类法。

如果我们转到社会学领域，也会有一样的思路。有从以血缘为基础的社区社会到军国主义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的阶段划分，这是斯宾塞的划分方式。或者从基于社区的社会到结社社会，这是滕尼斯的观点。或者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这是涂尔干的理论。又或者是孔德（Comte）关于神学知识、形而上学知识到实证主义知识的阶段论。马克思是这种阶段理论的另一个范例，他认为人类经历了最初的原始古代社会，然后是封建社会，接着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历史学家们也倾向于采用这种划分方式。我们有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近代早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划分。还有两种划分方式。考古学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划分。埃夫伯里勋爵（Lord Avebury）提出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概念，将石器时代细分为两个次阶段。即使在人口研究中，通常也会将其划分为过渡前期、过渡期和过渡后期三个阶段。

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乎所有这些划分方式都是由三到四个阶段组成的，有时是五个阶段，而且几乎全部都是在19世纪下半叶建立起来的。近期我们又增添了其他的划分方式，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有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社会，或是非发达社会、发展中社会和发达社会。

用这种分阶段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确很有诱惑力，也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进步观念。你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我们现在处于最高阶段，而我们的祖先曾处于较低阶段。你会将不同的文明和社会安置在这些历史分期之中。那么这种思维方式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我们是如何达到这种阶段划分的？它们是否合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们的出现？我稍后会更详细地探讨这些原因。不过这里先列举几个可能的原因，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用这种分阶段的思维方式。

*

首先是人口增长和人口统计学概念的诞生。这是马尔萨斯、达尔文、涂尔干著作的核心主题，一直延续至今。其次，这些阶段与技术发展水平相关联。也就是说，随着新工具或新材料的出现，社会会从一个阶段迁移到另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的著名例子是，犁促成了封建制度，而蒸汽机带来了工业化。这一观点也融入了许多历史学家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研究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学家，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工作。

再者，可以考虑是合理化。也就是说，我们变得更加理性了。这是一种科学，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推动马克斯·韦伯研究的精神动力或能量。正如尼斯比特所说：“合理化——劳资关系、政府、宗教和整个文化的合理化——是现代史上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这股浪潮必将席卷之前的一切。合理化对韦伯而言，正如平等主义对托克维尔的作用一样。在这两者中，我们都看到了一种历史趋势……适用于所有文明的文化和思维模式。”^[1]

许多阶段划分是无法解释变化的，因为它们不是动态的。比如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他认为每个阶段内部都存在冲突或不平衡，这导致了下一个阶段的诞生。每个阶段都因内部紧张而崩溃。他关于历史上由主要是阶级冲突引起的辩证变化的著名观点是：“辩证法是变化过程。没有两极单位之间的对立交换，就没有变化。每一种结构通过分化过程都为变革所必需的内部矛盾提供了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AM：斯宾塞、达尔文等进化论思想家]^[2]又加上了有目的的社会发展的进化。”^[3]

其他人则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然发展。它就这样发生了。时间流逝，我们继续前进，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通常是更高的阶段，而不是更低的阶段。发展被视为一种自然趋势。正如物理世界中存在由万有引力定律所包含的规律一样，“有机体……同样依赖于一个规律，那就是进化”^[4]。

另一种与马克思的矛盾张力观念接近的机制，是查尔斯·达尔文关于物种间的竞争和淘汰劣者的理论。

最后，还有一种关于随时间推移而日益细分或专业化的观点。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以及后来的赫伯特·斯宾塞和埃米尔·涂尔干的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历史进程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还有一些人认为，历史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这种力量导致一个体系内部的冲突日益加剧，最终崩溃重建。

*

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范式和历史经验的根源，显然是世界观或范式发生巨大变化的结果。在社会学领域，进化论的两个阶段构成其基础。“18世纪的进步主义者首次勾勒出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框架……19世纪的发展论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深化，将社会过程与支配物质组织和进程的自然法则紧密结合……”^[5]尼斯比特指出，社会学的关键形成期大致从1830年延续至1920年（代表人物有孔德、韦伯和涂尔干等）。^[6]这一时期为何至关重要？这是因为社会学正是在进化论的思想影响下诞生的：“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和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在发展社会进化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扮演了开创性角色。”^[7]

人类学也是如此，进化论同样构成了其学科基础。“进化论思想为新兴的人类学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并为其独特的比较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8]“进化论视角为强调人类与文化的物质和史前发展提供了完美的智识催化剂。所有生物形式都源于一个经过变异的共同祖先，这一观点为探索人类的生物学演化历史提供了广阔的视角。”^[9]这一进化框架的两个主要时期分别是1750年至1790年［代表人物有凯姆斯勋爵（亨利·霍姆）等］以及1850年至1890年（代表人物有泰勒、摩尔根等）。

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根源相同，都源自19世纪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乐观主义氛围。“正如考古学在1850年至1870年的20年间诞生一样，其姊妹学科人类学也在此时期形成。人类学，在理论上被定义为对人类的研究，并在实践中专注于原始人类的研究，因此可以说它包含了考古学的某些方面……人类学与考古学的交会点在于对史前时代的探索……”^[10]丹尼尔再次精辟地指出：“任何学科的起源都极为复杂，很难仅归因于单一因素；新地质学、三时代系统（Three-Age system）、对埃及和地中海古文明的发掘、进化论——所有这些元素共同催生了19世纪60年代考古学的诞生。无疑，进化论一旦被接受，便孕育了一个新的思想氛围，让考古学和人类学得以发展和兴盛。”^[11]

历史学亦同此理。普遍的观点是，虽然人们早已记述过往，但现代历史学的基础主要是由18世纪晚期（代表人物有休谟、罗伯逊和吉本）和19世纪晚期（代表人物有兰克、斯塔布斯、阿克顿、梅特兰）两个重要的形成期奠定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学深深植根于“进步主义”，特别是“进化论”观点，因为它们公认的根源来自那两个最显著的进化论时期的两批学者，即18世纪后期的进步论者和19世纪后期的进化论者。

尽管20世纪初出现了一些反对这种优越感的相对主义反应，但在某些领域这种思想依然潜伏其中，就像在历史研究中一样，随时可能重新浮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某种像进化论这样的框架，历史学和人类学将会：

（a）因缺乏任何因果框架而失去意义；

（b）与我们关系不大——如果每种文化都是独立的，那么为什么遥远的文化会与我们有关？

我们发现自己被某种世界观包围，而学科本身只是这种世界观的一个层面。因此，学术学科的解释体系及其起源本身就成了研究的对象。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白这一点，我将介绍两种关于理论和解释体系演变的观点，这与我后续要探讨的理路相符。

这些阶段遍及所有社会科学、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日益引发历史学家及其他学者对其成因的关注。我现在将探讨关于理论体系及其他体系变迁的两个著名理论，因为我接下来的研究正集中于这些变化的理论分析。

*

我想首先探讨的理论家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他在1962年出版的著名短篇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提出了改变理论体系的问题，这非常有价值，尽管我对他的答案不甚满意。库恩关注的领域是科学，特别是物理科学和天文学。他所展示的，令当时的许多人大为震撼，即科学不是因为每一个新理论都比前一个更好、更准确、更真实而被视为绝对真理、征服一切，而是在很多方面几乎成了一种宗教形式。换言之，科学是一套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信念体系，这些信念随时间而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因为新思想一定比旧思想更合逻辑、更合理或更优，而是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恰当地契合了人们的需求，吸引了人们；或者更加讽刺的是，有人说，这是因为坚持旧思想的人年纪渐大，他们的观点被年轻人挑战，随着他们相继去世，新的思想得以诞生。

库恩主要关注16世纪和17世纪，他指出，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化学中的玻意耳革命、物理学中的牛顿革命以及后来的爱因斯坦革命，都被视为“世界观”（Weltanschauung），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这些都是“范式”，库恩对此词有多种使用方式，但他给出的一个定义是，“范式”是“被广泛认可的科学成就，在一段时期内为从业者们提供了示范性的问题和解决方案”。^[12]

为什么有些理论成功了，有些则失败了呢？库恩指出：“要想被接受为范式，一种理论必须显得比其他理论更优，但它不需要，事实上也从未解释过它所能面对的所有事实。”^[13]每一个范式都有其不足之处，终将被新的范式取代。

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库恩的新观点。亚当·斯密在他的《天文学史》中也有同样的论述，他说希腊人、中世纪人和牛顿都发展出了天文学理论，毫无疑问，牛顿的理论将来也会被推翻。斯密在18世纪后期的那篇早期论文中就提出了范式转换理论的完整概念。但据我所知，库恩在没有提及亚当·斯密的情况下将这套说法推广开来。

范式为什么会改变？库恩提请我们注意的一个背景因素是“异常”的概念，即一种范式并不能回答所有问题，只能解决其中的一些。你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一颗新恒星或一份新手稿，一开始你可以将其搁置，但这样的例外情况越来越多，最终人们会说，这个理论是错的，我们必须放弃它。因此，异常现象在新现象出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事态发展到危机阶段，突然之间范式就会发生重大转变。他认为，一个新范式的出现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实验数据直接推翻旧范式那么简单。“在科学发展的历史研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被推翻的过程与简单地通过和自然界直接比较来证伪完全相似。”^[14]

他提到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伽利略革命，即伽利略的视角和思路的转变。观察这个例子，就可以了解他认为这种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库恩提出：“为什么会发生视角的转变？当然是源于伽利略的个人天赋。但请注意，这里的所谓天赋并非表现为伽利略对摆动的物体进行了更准确或更客观的观察。从描述的角度看，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同样准确……相反，真正起作用的似乎是天才人物善于利用中世纪范式转换所带来的新的感知可能性。”^[15]

库恩说：“尽管世界在范式转换时并未改变，但科学家后来却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在科学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并非能完全归结为对个别稳定数据的重新解释。”^[16]换句话说，人们可能看到的是同一组数据、同一颗恒星或同一份文献资料，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它们。库恩表示，由于这些危机以及其他认知上的变化，伽利略对摆动的石头就有了全新的看法。所谓“正常科学”即较早的范式时期“与伽利略那样的科学革命完全不同……[存在一种]对异常现象的认知……而这种异常现象的终结并非通过深思熟虑和解释，而是通过像格式塔转换^[17]这样相对突然且无序的事件实现的”。^[18]

他说，这种新视野通常首先出现在一两个人的思维中。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突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了这个世界，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其他一批人也是如此。有几十个人都在以类似的方式思考。罗伯特·钱伯斯也是其中之一。他们看到了同样的化石和动物，但以不同的方式去观察它们。这部分源于当时的时代分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周围的世界，有时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性规律。正如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所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通过说服其反对者而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去世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学者们通常会坚守自己的观点，新观点往往需要时间才能获胜，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旧观点的拥护者最终退出了。

库恩所展示的，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那就是范式几乎就像潮流一样，类似于人类学意义上的迷思^[19]，即当前解释世界运行规律的方式。迷思并非必然虚构，它只是一种元叙事，一种阐释事物运行机制的方式而已。库恩在谈及亚里士多德力学时说：“如果这些过时的理论被称为迷思，那么迷思也可以通过与如今产生科学知识相同的方法和理由而形成。”^[20]库恩本人就是在说，科学本身是一种迷思，它并非虚构的产物，但也并非绝对不证自明的真理。

我认为库恩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令人不太满意，库恩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那就是他没有解释范式为什么会发生变迁。他指出，这样一种19世纪的观点，即科学之所以进步，是因为新理念更为优越、更为真实、更加准确、更加合乎逻辑、建基于更佳的事实，并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但他并没有用其他理论来替代这一观点。无论是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部著作中，还是在后来的作品里，他都坦承了这一点。除了偶尔的简短旁述，他对技术进步或外部社会、经济和智识条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几乎未做任何论述。

正如库恩在序言中所说，他意识到这种变革的动力来自变革者个人甚至群体之外，但他也承认自己并不是社会、经济或政治史学家，因此没有能力去探究这些范式变迁的起因。我们算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步伐不算太大。在书的序言中，他诚恳地承认：

更重要的是，除了偶尔的简短旁语，我几乎没有谈到技术进步或外部社会、经济和智识条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然而，人们只需看看哥白尼和历法的例子，就不难发现外部条件可能会将一个微不足道的异常现象演变成严重危机的根源……我认为，明确考虑这些外部影响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论点，但它肯定会为理解科学进步增添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析层面。^[21]

*

我最初做这些讲座时只讨论了库恩的理论，但大约六年后，我又加入了在这一领域有所贡献的另一位思想家。我读过福柯的一些作品，或者说读过相当多福柯的作品，我认为他关注的是类似的问题，即知识理论发生大规模转变的问题。不过他所说的是“知识体系”（epistemes），而非“范式”。同样，我认为他正确地指出了这种知识理论会随时间而发生剧烈变化的事实，我将会探讨这些变化。但我对他的研究也感到不太满意，因为他似乎没有解释这些变化的原因。

福柯所说的“知识型”（episteme）是什么意思呢？英语中原先还没有这个词。当然，因为福柯，现在有了。但我在20世纪80年代查找时还没找到。英语中有“认识论”（epistemology）一词，它是希腊语的“知识”和“论述”的结合，意为“关于知识的方法和依据的理论与科学，即我们如何认识事物”。因此，当时我认为，“知识型”指的是科学或理论所达成的一套特定的思想体系，即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22]

关于福柯所指的“知识型”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线索是，他在作品中交替使用了“知识型”和“构型”（configuration）这两个词。^[23]就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福柯的观点也存在一些矛盾之处。起初，他说这不算是一种世界观，并表示自己的关注点不在于描述“一种文化的整体面貌”，而在于某种特定的构造形式。^[24]这并非宇宙观上的一次巨大的进化变迁。因此，举例来说，9—10世纪的进化思想就是一种宇宙观——对他来说可能范围过大了。

但他使用“知识型”一词时，比如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就显得自相矛盾了。他说：“这种‘知识型’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一种类似于世界观的东西，是所有知识分支共有的一段历史，它强加于每一个分支相同的规范和先决条件，是一个特定时期理性的普遍阶段，是那个时期的人无法摆脱的某种思维结构……‘知识型’并非一种知识形式（connaissance）……它并不体现一个主体、一种精神或一个时代的主权统一性；它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可以在诸多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总体……”^[25]

它是科学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想到结构主义的观点，即意义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时，这一点就非常有趣了。但福柯所指的含义仍然有点令人困惑。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他认为发生过哪些重大的认识论断裂？他将“西方文化认识论中的两大断裂分离出来：第一个发生在古典时期的开端（大约在17世纪中叶）；第二个则发生在19世纪初，标志着现代时期的开始”^[26]。

第一个重大转变是从相似性的世界转向分析的世界。正如他所描述的：“首先，分析取代了类比的等级制度。在16世纪，基本假设是一个全面的对应系统（地球与天空、行星与面孔、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相对应^[27]），每个具体的相似性都植根于这一整体关系之中。从现在开始，每一种相似性都必须通过比较加以证实……”^[28]这是17世纪初巴洛克时期开端时的情况，“思想不再在相似性的领域中运作”^[29]。他认为培根是这一变革的关键人物。

接着就是19世纪初认识论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即现代之初对古典方法的否定。古典时代“表象理论与语言理论、自然秩序理论以及财富和价值理论之间”^[30]所建立的内在联系，在19世纪完全被打破了。福柯说，这种变化不是渐进的。他试图描述“生物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一些人文科学和一种新型哲学在19世纪开端时共同出现的一系列深刻变革”^[31]，这些变革在他的诸多著名分析中都有所体现，例如他对边沁的“圆形监狱”^[32]的解读。

福柯剖析了现代社会中“主体”被“客体化”的方式。他区分了不同的实践领域和学科。他关注像麻风病人这样被边缘化的群体。他审视科学分类体系，并开始探究这些分类范畴的建构。这与人类学的某些观点颇为相似，许多人类学家如玛丽·道格拉斯、涂尔干等，都研究过我们是如何通过分类来划分世界的。福柯的思路与此非常类似。

他所提出的这些历史断裂时期，即17世纪初，以及19世纪早期，对法国及其文学传统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它们似乎与我在英国历史上注意到的重大转折点不太吻合，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做出解释。我认为这些断裂是难以跨越不同文化甚至邻近文化的，它们可能只是专指法国文学和历史的重大突破，而非更广泛的转变。我认为它们在美国或英国不太可能被认同，更不用说在中国或日本了。这些断裂不是西方性的，而是法国性的。尽管福柯确实举过英国的例子，如边沁和培根，但我不认为他们代表了全欧洲的情况，甚至我怀疑这些思想传统与其他拉丁文化——以意大利或西班牙为代表——也可能存在差异。

不过，令人振奋的是，福柯将这种思维模式推而广之，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库恩主要关注的是物理科学，但福柯将其扩展到医学、经济学、语言学、性学、犯罪学等诸多领域。他拓宽了视角，强调我们被困于不断变迁的世界观之中。

然而，当我转而探究它们为什么会改变时，我在福柯那里又找不到答案。首先，他承认自己对变化或分析变化不感兴趣。^[33]他对连续性或持续变化不感兴趣，更专注于呈现变革前后的差异。他还承认，被称为“考古学”的变迁并不是完全彻底的。不存在单一的断裂，让人们在一个不同的精神世界中觉醒，而是其中有部分领域发生转变，整体系统仍在延续。^[34]

就变革发生原因的研究而言，他的研究不够深入。他认为：“在几年的时间里，一种文化有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思考问题，而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其他问题，这很可能是从外部侵蚀开始的。”^[35]正如库恩所说，其他地方发生了变化。但究竟是什么呢？他没有继续思考。

他说，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无疑是西方文化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写作在西方被赋予的根本地位”也同样重要。“从此，语言的本质就是被书写。”^[36]像所有人一样，他意识到传播技术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深入探讨。他没有将古典或现代转折与技术发展联系起来。

他玩味起因。例如，在《知识考古学》中，他暗示临床医学实践的诞生与政治以及其他变革之间存在一些象征性联系^[37]。他看到了这些变革之间的关联。他暗指政治变革如法国大革命可能与之有关，经济变革如工业化的兴起也可能与之有关。但他完全没有深究下去，他基本上放弃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考古学将分析置于另一个层面”。他的目的不是“孤立出因果机制”，他说：“在一系列叙述事实面前，考古学不会问是什么因果联系导致了它们的产生。”^[38]

我认为，不管怎样，我们所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描述某种现象，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尝试理解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虽然成功的希望或许不大。福柯承认，他无法解释重大转变的根源。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一书的前言中，他用一段有趣的论述解释了这一点。

要确定是什么原因促使一门科学的具体变革并非易事。是什么让这一发现成为可能？为什么会出现新概念？各式各样的理论从何而来？诸如此类的问题往往令人非常为难，因为没有明确的方法论原则作为分析的基础。对于那些改变了整个科学的一般性变革，这种困境就更为明显。如果是几种相关的变革同时发生，困难就更大了。但在实证科学领域，这种可能性达到了顶峰，因为工具、技术、制度、事件、意识形态和利益的作用与影响非常明显，但人们不知道这种错综复杂、多种多样的因素组合究竟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在我看来，目前强求一个我自己都无法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不明智的，我不得不承认：传统的解释——时代精神、技术或社会变革、各种影响等——在大多数情况下给人的感觉更像是魔法般的说辞，而非有效的解释。因此，在这部著作中，我搁置了原因的探讨。（注：我曾在研究精神病学和临床医学的两部前作中探讨过这个问题。）相反，我选择将自己局限于描述变迁本身，因为我认为，如果有朝一日要构建科学变革和认识论因果关系的理论，这将是不可或缺的一步。^[39]

这就是我在本书中将要应对的挑战。我将尝试为西方尤其是其中的英语文化圈找出世界观变迁的合理原因。

福柯回避探讨原因的一个可能理由是，除了他所指出的复杂性之外，他所处时代的世界观本身就不太关注原因。福柯的理论是现代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推进的整体思想运动和研究计划后期阶段的产物，我将在本书中对此进行阐述。他来自结构主义时期，是一位结构主义者。尽管他常常否认——他常说“我不是结构主义者”——但我认为他是。总的来说，结构主义者对历史没有太大兴趣，他们更关注现存的结构。变迁及其原因并非他们的核心关注点。正如他经常使用“考古学”一词来定义自己的学科时所透露的那样：“然而，考古学看似只是为了凝固历史。”^[40]这正是结构主义阶段所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结构主义者没有为范式变迁这一问题提供答案。

最后，我们从福柯那里学到了什么？答案就是超越特定学科层面思考问题是有价值的。例如，我们如果要理解社会人类学或历史学是如何构建其问题和答案的，就应该审视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这些都被包含在一种世界观（world view）、一种时代精神（Zeitgeist）、一种范式之中——用什么样的词来概括它都无妨——它超越了任何一门特定学科。这些世界观不仅包括软科学或人文学科等软性学科，也包括库恩和福柯所指的自然科学，从经济学和语言学等中级理论学科，一直到天文学、化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这些范式不仅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影响我们的实践，正如福柯在他对疯癫、性、犯罪等的研究中所展示的那样。

我们面临着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我们已看到历史上范式的转变，也看到社会科学是建基于范式转换的理念之上的。但对于范式为什么会发生转变，我们却没有合理的解释。在下一章里，我想从一个不太可能的来源——一项针对非洲某部落社会的研究——来探讨一种我认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未来之路

我将使用几个在西方思想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词语和短语。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我将讨论“世界观”一词。它并不一定是指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尽管后来它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视角。它指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世界”，是对环绕我们的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它是一种影响一切的思想体系，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等领域。事实上，它与宗教非常接近。有人也用“宇宙观”和“构型”等词来表达同样的含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世界观的例子。在下面的示意图（图1）中，我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大世界观：神话世界观、轴心世界观、科学世界观和后现代世界观。这些是认识世界的根本方式，其中蕴含着许多变体。

下一个层面是范式。这是智识精英群体的思想体系。范式是一套关于可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以及什么样的答案可能有用的思想。在科学革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欧社会，范式开始发生相对迅速的变迁。我将1500—1980年这一历史时期划分为四个主要范式：发展进步范式、启蒙主义范式、进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

范式为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设定了框架。例如，19世纪的进化主义范式虽然起源于生物学，但在大多数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有所传播。

[1]Nisbet,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1966, p. 293.

[2]中括号中的文字用于对引语内容做出偶尔的阐释或评论，其中的AM为作者名字缩写。

[3]Voget, History of Ethnology, 1975, pp. 670-671.

[4]Chambers,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1844, p. 360.

[5]Voget, History, p. 304.

[6]Nisbet, Tradition, p. 1.

[7]Voget, History, p. 145.

[8]Voget, History, p. 116.

[9]Voget, History, p. 132.

[10]Daniel,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Archaeology, 1967, p. 115.

[11]Daniel, Origins, p. 101.

[12]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x.

[13]Kuhn, Structure, pp. 17-18.

[14]Kuhn, Structure, p. 77.

[15]Kuhn, Structure, p. 118.

[16]Kuhn, Structure, p. 120.

[17]原文为“gestalt switch”，这一概念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格式塔心理学的视觉实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借用了这一概念来形象比喻科学家在科学革命时期，对同一客观现实的认知会发生根本性的剧烈转换，揭示突然性和不可逆转性特点。——译者注

[18]Kuhn, Structure, p. 121.

[19]英文单词“myth”的音译。起源于希腊语mythos，又意译为神话、虚构的人或事，泛指人类无法以科学方法验证的领域或现象。——编者注

[20]Kuhn, Structure, p. 2.

[21]Kuhn, Structure, xi-xii.

[22]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1970 p. 35.

[23]Foucault, Order, xxiii, p. 30.

[24]Foucault, Order, p. 159.

[25]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72, trans. Sheridan Smith, p. 191.

[26]Foucault, Order, xxii.

[27]此处的原文是“earth and sky, planets and faces, microcosm and macrocosm”。“行星与面孔”的对应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维方式。福柯在《词与物》中指出，16世纪的知识建立在“相似性”（resemblance）的基础上，认为宇宙间的宏观（如行星）与微观（如人的面部特征）存在着神秘的联系和对应关系。例如，火星对应愤怒的面容、金星对应美丽的面貌等。在这种世界观中，天体与人体、宏观与微观世界之间都被认为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基于对应关系的思维方式在17世纪科学革命前的西方知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之后逐渐被分析性思维取代。——译者注

[28]Foucault, Order, pp. 54-55.

[29]Foucault, Order, p. 51.

[30]Foucault, Order, xxiii.

[31]Foucault, Order, xii.

[32]它的核心法则就是以最少的警卫来监视最多的囚犯。在形态上，圆形监狱是一系列按圆形排布的监禁室，并在整个圆形结构的中央设立一座监视塔。警卫们可以随时观察每个囚犯的一举一动，而囚犯却看不见警卫。因此，囚犯们会意识到这种监视行为是一直都可能存在的，但不知道究竟何时会被监视。——译者注

[33]Foucault, Order, p. 139.

[34]Foucault, Order, p. 175.

[35]Foucault, Order, p. 50.

[36]Foucault, Order, p. 38.

[37]福柯在这里特指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医学界出现了新的临床医学实践，即通过直接观察和检查患者身体来诊断疾病，而不再仅仅依赖古代经典医学理论。福柯认为，这一医学实践的转变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存在某种象征联系。18世纪晚期正值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对既有权威和传统的质疑，对理性与经验主义的追求，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医学界摒弃古典传统理论，转向亲身观察和实证主义的临床实践。——译者注

[38]Foucault, Archaeology, p. 162.

[39]Foucault, Order, xii-xiii.

[40]Foucault, Archaeology, p. 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