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Space has always been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Henri Lefebvre，1996
自20世纪以来，急剧发展的“全球化”及“城镇化”使得移民的生活空间与城市权益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在一些拥有大量移民的西方国家，其政府会制定相应的移民身份制度，以实现移民的社会福利成本与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移民如何获取制度身份并实现社会福祉？如何改变城市空间？移民经历了哪些排斥？空间内移民日常生活何以构建社会文化？这些议题成为不同领域学者贡献有益见解的“星火”。
本书亦是讨论“移民”，但与西方国家的移民研究有明显不同，本书聚焦的“移民”不是跨越国界的群体，而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的、由农村到城市实现空间跨越的群体。在过往丰富的研究中，根据户籍属性以及主要职业类型，这一群体被贴上“农民工”的标签。他们在社会经济、文化层面遭遇冲击，经历着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阵痛”，因而受到学界与实务界的关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移民就业方式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农民工”的标签已无法完全阐释这个持续跨越农村和城市空间的特定群体。渐渐地，过去对这一群体的学理化认知已然跟不上这些城乡移民，尤其是其中的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发展。城乡移民青年在城市实际获取权益、个人发展、与城市的情感联结，以及定居意愿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此情况下，重新审视城乡移民青年的实践并将其学理化便成为撰写本书的动机。
城乡移民青年城市权益的主题给予了学者广阔的探索空间。譬如，权益对制度身份的黏性使学者们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地方的身份制度、福利制度，以及置于社会结构中的权力互动问题。这些议题固然重要，但正如本书附录中有关方法路径的详尽阐释所提及的，笔者的田野调查始于自己熟悉的“附近”场域。由此及彼，笔者认为对城乡移民青年城市权益的实际情况应该从他们所熟识的“附近”空间里的实践去了解，因为他们实际获取的权益不应只是制度界定的文本内容，而更应当是人们在具体空间内的行动、关系、情感等共同构建的生态，这成为本研究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附近”在城镇化、城市治理与社区营造研究实践中的重要性。比如，项飙就提出“附近”这一对于认识社会关系与行动的重要视域，以及有关当下“附近消失”的反思。严飞也指出“附近”具有社会性与情感性，“附近”空间内的日常叙事与流动性场景是锚点，是不同个体延续性社会关系的交接点，可以成为研究者们探索社会经验与秩序问题的新方向（严飞，2022）。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地理学家Doreen Massey（1991）就以自己所居住的Kilburn High Road为例去反思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那是一条位于伦敦东北角再普通不过的小街，报刊亭、邮箱、小剧院、商店，以及上空日常飞过的起降于希斯罗机场的飞机都映射着这个社区的无限空间延展性，而她这篇名为“A Global Sense of Place”的文章对研究全球化下城市空间的学者们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上学者的研究观点启发了笔者，于是，在田野调查阶段，笔者尤其关注个体与所在空间的联结，这些联结包括个体与家乡的联结、与所在城市各类组织的联结，以及个人发展与城市空间的联结。这些实证观察与目标城市身份制度一同构建了本书的核心论点。
由此，笔者认为城乡移民青年的城市权益存在显著差异性，且这些差异性也反向塑造了多元化的城市空间。随着研究结论的形成，笔者不禁回想起列斐伏尔的观点，即“空间”总是具备政治性和策略性的（Lefebvre，1996）。
本书是一项采用移民空间内“附近”视角且重视目标群体自我叙事的质性研究。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信任是此项研究能够顺利完成的根基，而这份信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笔者对研究对象——城市中的城乡移民青年有着天然的共情。方法学家Robert K.Yin提出“No lens is free of bias”，也就是说，质性研究者自身的生活经历会影响到其研究视角、数据的选择，以及对研究结论的解读（Yin，2011：272）。诚然，笔者认为这正是质性研究的魅力所在。然而，研究者也必须清楚并厘清自己生活经验所带来的一些偏差，这或许是质性研究者必备的基本职业素养（Cresswell，2007：208；Merriam，1988）。笔者的个人成长也正处于我国社会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身边曾有亲戚去他乡求职谋生，笔者自己也通过高考离开老家去大城市上学，取得研究生学位后有幸留在母校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职，并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一直开展关于城乡移民青年、城市空间与排斥、社会政策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经历让笔者对城乡移民青年、移民空间，以及相关制度背景有了基本的认知。但是，以上经历仅仅局限在“观察者”的身份视角，后来笔者远赴海外留学似乎才在真正意义上踏出自己的“文化舒适圈”，积累了作为一名“他者”的主观体验。在海外学习的那些年，笔者除了有“博士生”的身份外，他乡的日常生活实践不断提醒笔者，在异国，自己身上还有“外国人”“旅居者”“少数族裔”“母职”等标签，难免偶尔有不适感。但与此同时，这些“他者”的生活经验使笔者对“权益”“边缘群体”“刻板印象”“差异性”等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丰满了对自己所研究的群体的认知。后来，当笔者返回国内的田野场去审视特大城市里这些城乡移民青年的日常生活时，对移民生活的共情让笔者与受访群体非常容易地建立起自在且可靠的联系。
在此，笔者诚挚感谢这些受访者的倾情分享。没有他们的贡献，本书不可能顺利完成。出于研究伦理，恕笔者在此不能向慷慨给予自己许多启发的受访者一一致谢，但感激之情铭记在心。笔者也深感荣幸能在研究结束以后仍然与许多受访者保持联系，这样的友谊弥足珍贵。同时，笔者也要感谢黄进、张雪梅、王楠、雷建、李明丽、刘伟、陈序等老师在本研究的田野调查阶段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本书大部分撰写工作是笔者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访问期间完成，感谢张海东老师允许笔者在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学习。中心办公室里那些关于城镇化、社会阶层、社会空间等议题的藏书像是为笔者的研究主题特意挑选一般，给本书的撰写提供了许多智力支持。笔者尤其感激责编孙瑜博士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所提供的专业意见与情绪支持。职业发展道路上能得到这份理解与支持难能可贵，笔者将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也能成为给予他人力量的人。
随着全球化与城镇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跨空间的旅居体验，或许你我都是城市里的“异乡人”，但每个人的禀赋、生活经验、社会经济环境又使我们那么不同。在此情境下，城乡移民群体的异质性、城市空间与权益的延展性、福利制度与权益实践的本土化将越发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议题。笔者希望本书能给同行提供一些数据与观点，并敬请学友们批评指正。
张舒婷
2023年9月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