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一般与个别的视域

共相是否独立存在，或者存在于理智之中？如果它们独立存在，它们究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如果它们是无形的，它们究竟与可感事物相分离，还是存在于可感事物之中？

——波菲利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冲撞于“一”与“多”之间，对“本原”的寻找时而摇摆向“多”，时而摇摆向“一”。正是在“一”与“多”之间的摇摆使古希腊哲学从宇宙论中分离出了本体论，本体“Being”作为“共相”成为最终的“一”。

到了基督教，“Being”就是上帝，上帝是最高的“一”，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最高的真理。然而，基督教的信仰离开了理性缺乏说服力。比如，上帝代表着圣父、圣子、圣灵，如果说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那么圣父、圣子、圣灵自身是什么？它们究竟是“多”还是“一”？如果是“多”，这与基督教只有最高的“一”相矛盾；如果是“一”，就会有上帝存在于三个位格的嫌疑，蕴含着三神论的危险。于是，他们开始引进哲学，试图以哲学的理性为基督教建立一个理论体系。

然而，基督教对亚里士多德一般与个别关系学说的引进犹如引进了“特洛伊木马”，引发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最终导致了基督教哲学的崩溃，使西方哲学进入认识论阶段。唯名论发展到经验论，唯实论发展到唯理论。唯名论认为一般仅仅是名字而已，他们主张真实存在的是“多”，而唯理论认为“一”是独立存在的，它作为“天赋观念”，往往代表着真理。

到了休谟，他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上摧毁了真理，使科学失去了根基，从而引发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革命”是康德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对经验论的调和，实际上，他再次恢复了“一”的荣耀，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内使“真理符合论”走向“真理建构论”，理性获得了新生，“真理”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到后来，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马克思的“物质”，他们实际上都在康德的意义上主张最终的原始性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