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1.3.1　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展

关于生态补偿概念的界定。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意义在于如何有效化解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人类需求间的矛盾（严立冬，2018）。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态环境的制约作用逐渐显现，资源环境与工业生产间的矛盾日益严重。为了克服这一矛盾，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开始聚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补偿问题研究。20世纪60年代，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初步形成。而后，Holdren（1974）和Ehrlich（1982）将生态系统的“环境服务功能”拓展为“全球环境的公共服务功能”。随之演化出“自然服务”（Westman, 1977），最后确定为“生态系统服务”（Ehrlich, 1982）。时至今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补偿的概念在国际社会仍然没有被统一界定，通用的概念是“生态或环境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即一种基于市场经济的环境管理方法，因相关方享有并使用了生态环境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产品而需支付相应的费用（康晓虹等，2018）。

关于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理论界注重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杜琼，2017；高榕等，2018；戴悦，2018），尤其是生态资源配置的产权安排及其内部结构（Corbera, 2009；Schomers S.，2013）。Hardin（1968）认为，如果在公共性的土地上过度放牧，就会导致悲剧性的后果（盖志毅，2006）。而明确的产权制度是治理“公地悲剧”问题的前提，通过一定的衡量标准可以管理公共资源以及约束相关人的行为，该理论后来得到了科斯的认可。在无法对生态环境恢复和对保护行为实现充分监管时，生态环境状态很难被有效界定，因而赋予环境保护者以自然生态资源的收益权、使用权与转让权等权利，这显然要比公共产权更具有优势（李潇，2014）。明晰的产权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而生态补偿本质上就是通过对生态资源使用权的重新配置，为那些产权所有者带来直接经济收益（刘燕，2008）。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基于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等国的高山地区贫困住户生态环保奖励方案，以及拉美的哥伦比亚、尼加拉瓜等国的区域林草牧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机制，认为在生态保护实践中不仅可以忽略交易成本的影响，也鲜少考虑产权分配的结构问题（Schomers S.，2013）。这种现象既无法用庇古外部性理论加以解释，又与科斯理论的观点相悖。上述几国的案例表明，在生态补偿与当地居民生计改善的实践中，存在着包括物质鼓励形式等在内的多元化激励方式，因此生态补偿可被看作“广义视阈下区域性局部制度变迁”。这种观点认为，生态补偿是“借助经济手段，转变生态环境管理者角色与职能，以改善生态系统管理行为、提高管理效率的一种新制度设计”（Corbera E.，2009）。

关于生态补偿主体与客体的研究。针对生态补偿主体的研究，较为常见的是从决策层或付费方两个角度展开。决策层的相关研究侧重于生态补偿时实施主体的确定，它决定了生态补偿的对象、补偿标准、补偿范围等内容；付费方的相关研究则侧重于回答生态补偿的费用由谁来支付的问题。在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阶段，决策层与支付方常常合二为一，涉及政府、企业或非政府组织。但也有例外，就是在政府决策下由真正享用生态系统服务的一方进行付费的情况，决策层的意志将主导付费方的行为，此时的决策层与支付方并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补偿主体仅限于决策层（Adhikari et al.，2013）。生态补偿的客体一般是指生态补偿的对象，回答生态补偿到底应该支付给什么样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问题，通过对补偿对象进行合理、有效的补偿，力求实现补偿资源既定情况下补偿效果的最大化（饶清华等，2018）。学术界较为常见的研究成果，是从经济学理论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出发，试图对补偿对象进行准确定位（Powell et al.，2000；Slavikova, 2013）。

关于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理论界在研究生态补偿标准时，运用机会成本法、生态系统价值估算法、谈判协商法等较为多见。机会成本法主要应用于生态补偿标准区间范围划定的问题研究中。一般情况下，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使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者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行为，其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就作为生态补偿的下限，否则，供给者将不会作出改变（胡海川，2018）；而将生态系统服务的享用者从生态系统服务中所得到的价值划定为补偿标准的上限，否则享用者将放弃付费。唯有这样，才能实现生态补偿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者与享用者双方的激励相容（Engel et al.，2008）。生态系统价值估算法是基于生态环境的治理成本或生态系统服务的估算价值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而谈判协商法则是由利益各相关方谈判协商制定出具体补偿标准的补偿方法（Hynes, 2018）。应用较广的是在生态系统价值估算法的基础上，结合谈判协商法最终划定生态补偿的标准。

关于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生态补偿的意愿，关系到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效果的好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站在补偿主体的角度，用以反映生态补偿成本的支付意愿；另一方面是站在补偿客体的角度，用以反映生态补偿效益的受偿意愿（宋向阳，2018）。由于通过生态补偿的意愿评价，不仅能够全面了解受偿者对于政策的认知与态度，及时处理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实现差别化的生态补偿政策（张继平，2015）。Komba（2016）等学者认为，利益因素才是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最根本因素，这在本质上体现了微观主体的理性经济人特质。Ojambo（2012）则认为影响当地居民参与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性因素就在于参与生态补偿机会成本的大小。此外，当地居民对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程度、生态补偿资金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评价、当地居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当地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Brown et al.，2014；Shanmugam et al.，2012）。

关于生态补偿方式的研究。补偿方式在生态补偿运行过程中最为重要，关系到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意愿是否得到满足，进而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顺利推进（赵雪雁，2012）。根据生态补偿政策目标的不同，所采用的生态补偿方式也各有不同，可以从资金、技术、物资、土地以及政策等方面进行补偿。其中，资金补偿方式最为普遍，也最为直接（乔晓楠等，2017）。Wunder等（2008）相信补偿主体的动机是决定具体要采取何种补偿方式的关键所在。

关于生态补偿机制中项目实施方式的研究。在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合同这种方式存在于大部分生态补偿项目之中（Schomers S.，2013）。生态环境建设者与保护者通过签订合同参与补偿项目的方式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促使那些未参与项目者因为看到生态工程所带来的潜在补偿收益而改变原有的生计策略。哥斯达黎加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加大牧草提前购买的合同力度，将有效提高土地利用者特别是贫困牧民保护生态环境、转变生计策略的积极性。

关于生态补奖机制评价的研究。许多学者关注生态补偿的生态效应分析以及生态补偿效果的评价（Villarroya et al.，2014；Koh, 2014；秦小丽等，2018），注重流域、森林、湿地等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谢花林等，2017；王新年等，2017；耿翔燕等，2018）以及生态补偿过程中如何实现社会效益的提升等研究（Pagiola et al.，2005；Katharine et al.，2014）。

总体而言，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对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生态补偿主体与客体、生态补偿标准、生态补偿意愿、生态补偿方式、生态补偿机制中项目实施方式以及补偿效果评价等方面的探讨。

1.3.2　农牧户福利的研究进展

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农牧户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在科研领域被逐步重视，国内外学者关于农牧户及其福利问题的研究日渐增多。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收入、生计多样性、农牧业政策等对农牧户福利的影响。Sultana（2015）认为，虽然收入的多样化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农户家庭福利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在孟加拉国，这一问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Sultana（2015）以孟加拉国拉杰希地区的农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样化辛普森指数（SID），借助二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的收入多样化对家庭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农户收入的多元化程度非常低，对家庭的福利水平起到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他建议，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能吸引人们参与的创收活动或项目，以拓宽他们的收入来源，同时降低农村私营企业的利润，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农户的家庭福利水平。Chin B.（2010）利用Malawi（马拉维）国家MDICP与MLSFH项目2004—2008年的面板数据，解析了该国农户的收入对其健康状态与主观福利的影响，发现农户收入每增长10个百分点，就能拉动马拉维农户健康状况和主观福利平均值上升1.2个百分点。Abimbola（2013）研究了以农村贫困家庭为主体的尼日利亚翁多州的生计多样性对农户收入和家庭福利起到的作用。他通过当地143个农户的样本，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近3/4的受访者采用了农业和非农业生计策略相结合的方式，被调查者的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户主的教育背景是影响农户生计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此外，他认为相比农户取得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对家庭福利的影响更为显著。该研究建议，未来应将发展非农就业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维护社会公平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Jones（2012）以家庭收入为基础构建起指标体系，用以考察和比较美国农场主家庭与普通家庭的福利状况差异。Gautam等（2016）认为，生计多样化能有效应对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冲击，也是减轻贫困、提高农户福利水平的重要工具。该研究中评估了在尼泊尔西部偏远山区农户家庭生计多样性的重要性，通过构建一个包含4个维度及15个指标的家庭幸福综合指数，测量家庭生计多样化对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计多样化的程度不同，给农户收入和家庭福利带来的影响各异，着重指出生计的单一性很可能使贫困家庭无法在未来获得新的经济机会。

中国作为世界上农村牧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提高农牧户福利的相关研究在理论界方兴未艾。引起农牧户福利变动的原因多种多样，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产业结构调整都可能引发农牧户福利发生变化，微观层面主要涉及由农牧户收入、公共设施服务、社会保障体系、补贴政策等方面所带给农牧户福利的改变。国内目前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是从国际贸易、产业转移、政府治理等方面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有研究表明，贸易的自由化将使农民的收入有所提高，进而增加农户的总体福利水平（Huang Jikun, 2007）。王军英（2014）关注后WTO时期贸易全面开放背景下中国农民的福利变迁和分配格局问题，从收入效应、消费价格效应以及净福利效应三个方面阐述贸易开放对农民福利影响的路径及其程度。还有一些学者则关注我国的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区域福利效应研究（龚雪，2009；孙浩进，2013）。王兰秀（2011）系统研究政府治理的基本理论，探索如何有效行使政府职权，以实现农民福利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促进公民福利发展，特别是促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农村地区农民福利的发展意义重大。而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是从土地使用权改变、农牧户收入、当地畜牧业与种植业关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农业保险补贴等带给农牧户福利的变化方面进行研究。傅蔚冈（2008）深刻剖析了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户福利的变动情况，认为只有按照市场机制对被征收土地农户进行补偿，才能兼顾征地补偿过程中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彻底解决被征地农户的生活保障问题而非单纯依靠当前的社保制度。刘妍等（2018）运用社会生态学领域的相关理论与方法，通过建立“压力—状态—响应”指标评价体系，研究2007—2016年乌审旗农牧民的福利状况，主要受到农牧户收入、当地畜牧业与种植业关系的影响较为显著。韩央迪（2014）认为农村公共产品能否实现有效供给，不仅影响农户的生产与消费决策，也会最终改变农户的福利水平。还有部分学者从农业保险补贴政策视角研究农户的福利问题，他们大多应用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探讨农业保险的需求不足及其外部性问题（陈璐，2004），分析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是否会产生正的外部性，促进农户收入的稳步提高，进而实现农户福利、社会福利的增长方面（王根芳，2012；孙香玉，2009；潘景璐，2010）。

学术界关于农牧户福利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从研究对象而言，主要集中在特定地区内、特定政策下以农牧户为研究主体展开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出发，分析某个政策、某种经济行为带给特定区域内农牧户福利的改变及其影响。从农牧户福利的测度方法来看，部分学者通过对农户的财产和各项收入的统计，近似地估出农户经济福利数值，这类似于用国民收入人均值来反映该国国民经济福利状况的计算方法。但更为常见的测度方法是，通过构建农牧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综合测评农牧户的福利状况。大体上，现阶段针对我国草原牧区牧户群体的福利问题，在学术领域开展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

1.3.3　生态补偿影响农牧户福利的研究进展

基于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气候环境调节、生态产品供给、文化传承等服务，人类对各种功能性活动的自由选择、任意组合和随时享用的能力构成了人类福利。换言之，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作为基本保障的前提下，为实现身体与精神健康、感受多种体验、获得归属感与尊重感、达成自我价值、追求美好生活以及维系社会关系等所能选择的自由及能力，即被视为人类福利（Vera et al.，2016）。选择权的最大化与自由发展空间的获取，既是人类福利改善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发展、能力提升的最终追求。然而，生态环境恶化给人类能力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不仅降低了居民福利，甚至令人类因此陷入贫困。归根结底，福利是自然资源基础上的人类能力，而贫困就是对福利的强行剥夺和限制，消除贫困便是对人类福利的提高（赵士洞等，2004）。因此，扭曲了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与居民福利的关系，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挑战，唯有协调三者间的矛盾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肖长江等，2015）。

现实中，制约生态脆弱地区居民福利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这既是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展基础，也造成了理性经济行为的客观约束。自然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更限制了人类能力的提高，致使人类的福利降低，人类有可能因此致贫（Jose et al.，2017）。许多国家在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评价时，就是通过考察其带给当地居民的反贫困、福利状况的影响而实现的（Milder et al.，2010；王晓毅等，2015）。这是因为生态补偿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一方与利用、破坏生态环境的另一方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平衡机制，通过行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使双方关系得以协调。更为重要的是，针对生态保护中发生的福利损失，以及经济发展中所损耗的生态资源，设计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补偿机制进行合理补偿，不但能促进和激励生态保护、保持生物多样性，而且能更好地实现生态环境的治理以及生态系统平衡的维系，进而降低贫困程度、提高人类福利（杜洪燕，2016）。可以说，生态补偿制度不仅能够维持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之间的平衡，而且是一项能实现贫困减缓与环境保护共赢的利益协调机制（黄锡生，2017）。因此，生态补偿既是生态保护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激励机制，更是减少贫困、增加福利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促进贫困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耿翔燕，2017）。

国外在近些年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学者，致力于生态补偿对当地农牧户福利影响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在研究内容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在环境保护意识与社会责任不断提升的当今社会，面对空气、水资源、土壤等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如何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实现人类福利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命题（Hrvoje et al.，2016；Ahmetovic et al.，2014）。这些学者大多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只有保护生态系统才是支持和维系人类福利的唯一有效途径。他们认为将生态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紧密联系起来，将更有助于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齐头并进（Brendan et al.，2011）。Pagiola（2005）较早地阐述了生态补偿效率与人类福利间的关系，他认为生态补偿效率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改善，而生态环境的改善又与社会总体福利、参与者个人的福利状况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而言，生态补偿效率分析最终的落脚点，就在于社会总体福利与参与者个人福利的博弈与均衡研究。因此，有效率的生态补偿其实就是能够实现多方共赢的生态补偿，是在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又能改善参与者个人的福利状况，并能促进全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升的补偿机制。二是立足于社会经济学层面，关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增加、收入增加等因素对消除人类不平等性、缩小贫富差距以及提升福利等方面的影响分析（Robert, 2016）。三是还有许多学者聚焦在发展中国家特定地区内中小型生态补偿项目的实践、政府补偿计划的实施等相关领域，从PES的现有规模、发展趋势与未来前景对当地低收入土地管理者的减贫潜力、福利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见表1-3）。

国内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对当地农牧户福利影响的相关研究才刚刚兴起，但生态补偿对当地居民贫困问题的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多。靳乐山等（2018）通过对贵州3个贫困县调研数据的回归分析，评价了贫困地区生态补偿项目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扶贫效果。周维佳等（2018）在对生态脆弱性贫困地区调研之后，探寻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协同推进的可能路径。冷志明等（2018）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分析视角，剖析生态贫困的形成机理及其成因，进而指出生态扶贫的可行性策略。此外，许多学者还关注生态补偿过程中对于某一特定地区减贫效果的评价（尚海洋等，2018；黄征学等，2016；李亮等，2017）。虽然也有部分学者聚焦于生态保护过程中，如何促进当地居民福利的提升以及新政策、新项目的实施对相关群体福利的不同影响（王晓毅等，2016；张安录等，2013），认为生态补偿并非单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是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能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李惠梅等，2013），但总体上讲，对生态补偿机制影响当地居民福利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纵观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特定群体发展权的受限、未来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针对农牧户福利变动问题的研究尚有不足。然而，现实中对生态补偿过程中当地居民福利问题的关注却是刻不容缓的。这是因为福利损失不单指生态脆弱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更多的时候被认为是在获取自然资源过程中当地居民的能力受损、功能缺失，以及由于限制过多而无法自由选择并拓展自由平等、公平公正、文明进步等人类能力（张复明，2010；王甲山等，2017）。因此，今后理论界在生态补偿研究中，还应更多关注微观主体参与下自身利益保护与提升等相关问题。牢牢把握住生态补偿与人类福利关系的这条主线，始终将研究重心置于自然系统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与社会经济系统内居民福利二者的耦合关系上，系统性地分析居民福利对自然资本内化的响应，深入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实施背景下农牧户福利的一系列问题（李双成，2011）。也只有了解、重视生态脆弱地区利益相关者在生态补偿时的行为决策响应，明确利益各方在区域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生态补偿过程中的责任，协调各方利益冲突，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构建适宜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达成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福利均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方共赢（李惠梅等，2013）。

1.3.4　研究进展评述

在理论界，学者们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较为普遍，主要是围绕生态补偿机制本身的设计、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生态补偿主体的意愿、生态补偿方式以及补偿效果评价等方面，展开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研究。针对农牧户福利的相关研究，常见的是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福利测度方法的角度展开。他们聚焦于特定条件或政策背景下，在特定地区针对特定对象的福利问题进行研究，宏观层面从国际贸易、产业转移、政府治理等视角出发，微观层面从土地使用权改变、农户收入、当地畜牧业与种植业关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农业保险补贴等方面考虑，研究收入的多样性、生计多样性指数、发展机遇、社会保障程度等因素对农牧户福利的影响。这些研究很多是从农牧户的功能性活动出发，构建福利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农牧户的福利水平。国外关于生态机制下农牧户福利的研究成果，大多围绕生态补偿与人类福利的关系、生态补偿的效率以及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增加、收入提高等因素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展开研究，还有部分学者从生态脆弱地区实施的生态补偿项目本身出发，探讨生态补偿机制对当地居民生活、生计、福利的影响与改变。而国内的研究学者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对居民贫困影响的关注度相对更高，尤其是生态补偿机制对低收入土地管理者减贫潜力的研究较多。尽管理论界针对生态补偿机制、居民福利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对生态补偿后居民福利问题的相关研究并不系统，也不成熟，依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因此，本研究试图探究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实施前后，由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本身以及草原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变所带给牧户福利的变化与差异，进一步分析影响牧户福利变动及其差异的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在草场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增加牧户整体福利与缩小牧户间差距的多重目标下，尝试通过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及其福利配套政策，实现草原生态治理的公平、有效与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