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环境管制的研究动态

一 环境管制的理论基础

环境管制（Environment Regulation），又称环境规制，属于社会性规制的一个分支（史璐，2012），通常是指国家政府为了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利用所出台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对国内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危害环境的行为采取的监督、管理和制裁等管制性措施。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价值性、多用途性使其更加珍贵，同时它所具有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公共商品的属性也使得个人和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出于最大可能地保障个人利益的考虑，在生产经营或消费活动过程中对环境资源肆意掠夺，过量的废水、废气、废物、有害物质等被有意或无意地排放到自然生态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管制的本质就是针对环境资源自身的公共物品特性及其在市场配置下所产生的严重外部性而采取的约束性手段，即环境管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

环境问题属于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内部化外部性问题，而内部化外部性问题是通过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因此，必须由政府干预。概括地说，政府在污染治理、环境改善等方面具有以下重要作用：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环境资源产权的清晰界定，纠正失灵的市场，帮助那只“看不见的手”对环境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政府通过适当的补贴或奖励政策，激发市场对环境资源的供给能力；政府具有市场所不具备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对环境资源进行统筹与协调；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者和执行者，可以在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技术研发和机构建设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政府还可以充当环境保护的监督者和守护神，对环境破坏行为和活动进行有力的监管等。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明确了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在这一时期，环境管制政策的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是环境资源的主要供给者。

市场失灵只是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一个必要理由，但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失灵主要是因为：政府官员也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政府对市场信息的了解既不充分也不完备；政府干预也是有成本的。因此，政府干预是否一定比市场调节的效果好，这主要取决于政府干预的收益是否一定大大高于干预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开始关注政府干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认为政府同市场一样，也不是万能的，同样会出现干预效果不好、干预成本过高等问题。尤其是，政府管制对企业成本、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促使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环境管制政策，因此，新一轮环境管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简化行政管制，提高政府管制效率并减少由此产生的管制成本；第二个目标就是重新设计管制对象，从早期的末端治理向上游的源头治理转变，从单一的污染源控制向综合的区域内（或流域内）污染源控制转变，从命令控制型方式向基于市场的激励型控制方式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环境管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进行管制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因此，环境经济手段的介入是第二代环境管制的典型特征。

随着现代公共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公共产品供给不能只依赖政府，应该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因此，环境管制的主体也由原来的单一主体——政府部门，转变为由政府和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企业共同提供。环境保护这种公共物品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纯公共物品，这类物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程度都非常低，如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大江大河的保护等，这类公共物品应该主要由政府提供；其二是准公共物品，这类物品由于地域限制等原因，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如污染物的处理、城市绿化等，这类物品经过特殊的机制设置，完全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提供。正是由于政府在环境问题处理中的缺陷和不足，使得各国不断调整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功能和定位，从早期的大包大揽到后期的政企合作，从早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到后期的放权、协作，从单一主体责任制到多主体的共同分担制，环境管制机制不断深化改革。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也愈加严重，同时，国际贸易往来的持续深入，使得环境资源配置与自由贸易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环境问题已经发展为国际化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利益，减少和防止环境污染在贸易流通中的外部不经济性，通过颁布一系列的环保法规、条例，确定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建立烦琐的审批认证流程，设立环境保护税等手段严格限制非环保商品的进口贸易，而这些环境管制措施表面上虽然达到了保护环境的客观要求，但对进口商品起到了“绿色壁垒”的实质作用，这对于国际贸易中的出口企业的环境竞争力也是一个隐形挑战。

二 环境管制的分类

由于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涉及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所以环境管制的种类、表现形式和内容很多。结合当前环境管制政策的发展以及企业环境管理的实践，本书将现有环境管制做如下归类（李云雁，2010）（参见表2-1）。

从表2-1看出，可以从多角度对环境管制进行分类，但限于本书的研究目的，以下所谈的环境管制更多的是从非技术的角度进行研究。

表2-1 环境管制的分类

三 国内外关于环境管制的研究成果及研究动态

伴随着世界各国日趋增多且日趋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围绕环境管制的相关研究也迅速增多。国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开始较早，研究也比较深刻。概括起来，国外学者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研究（李创，2011）。

第一，环境管制对企业生产经营以及企业竞争力影响的研究。主要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观点一：环境管制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进而抑制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Palmer（1997）以及Simpson & Bradford（1996），他们从静态的角度分析认为，如果要实施环境保护，那么企业就必须调整现有的生产模式，从而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管理费用。List & Catherine（2003）、Cole & Elliott（2006）进行的相关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观点二：环境管制能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而带来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Porter & Linde（1995），他们从动态的角度分析认为，环境管制和经济增长最终将和谐发展。West & Senez（1992）、Siegel & Johnson（1993）、Domazlicky & Weber（2004）、Gray & Shadbegian（2005）、Spatareanu（2007）等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们经过实证研究得出，提升环境标准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反而还能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第二，环境管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争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开展，环境管制问题迅速在国际贸易领域延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世界各国环境管制标准的协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①自由贸易是否会导致“污染天堂”，例如，Tobey（1990）、Valluru & Peterson（1997）、Busse（2004）、Cole & Elliott（2006）与Levinson & Taylor（2008）的对比研究；②各国环境管制是否会出现“竞相降低标准”，例如，Daly（1993）、Dua & Esty（1997）、Esty & Geradin（1997）与马丁·沃尔夫（2008）的对比研究；③发达国家的环境管制是否构成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此看法不一。

第三，环境管制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基于竞争优势的考虑，面对越来越严厉复杂的环境管制，企业会做出不同的环境战略反应。Hart（1995）认为近年来环境管制使工业化国家的许多企业在减少污染的同时提高了收益，这归功于企业将环保作为自己战略的组成部分，努力将产品和生产过程变得更清洁，企业的利润才能提高。Berry & Rondinelli（1998）总结了企业对环境管制反应经历的三种模式，即危机模式、成本模式和永续企业模式。此外，Carroll（1979）、Freeman（1984）、King & Lenox（2001）、Delmas（2002）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利益相关者、制度理论等角度分析了环境管制背景下企业环境战略的转变动因。

国内学术界对环境管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竞争力的影响上。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例如，曲如晓（2001）、赵细康（2003）、张嫚（2005）、王虹（2008）、马中东（2010）、侯伟丽（2012）等，但由于不同学者所采用的理论模型及研究角度不同，因此，对于环境管制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竞争力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此外，赵红（2005）、王克稳（2006）、石淑华（2007）、金蓓（2009）等人比较关注国内外环境管制的政策研究，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围绕环境管制与生产效率、环境管制与污染避难所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中外对比与实证检验等方面的研究开始出现，如王兵（2010）、傅京燕（2010，2011）、马相东（2012）、林季红（2013）等人的研究。

四 国内外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可知，环境管制对企业竞争力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至今没有定论，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对一关系，不同学者所采用的理论模型、假设条件及研究角度不同，因此得到的结论也就不同。事实上，在解释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及其相关领域问题时，应该挖掘出隐含在其中的内在机制，一方面从外部的政府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和选择，另一方面从内部的企业环境战略反应来分析这个问题，这在当前研究中是比较欠缺的，国外研究中也仅仅从单方面涉及，并没有系统地进行研究。基于此背景，本书将开展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