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达格特律师去海伦娜试住一间轮船套房了，因此只有亚内尔和我坐火车去史密斯堡料理爸爸的后事。我随身带了大概一百美元，写了一封身份证明信，签上了达格特律师的名字，又让妈妈签了名。妈妈此时正卧病在床。
火车车厢里坐满了人，因为史密斯堡的联邦法院要对三个人实施绞刑，得克萨斯州东部和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居民都大老远赶去看热闹，就像出游旅行一般。我们乘坐的是一节黑人车厢，亚内尔找了一个行李箱让我们坐下。
检票员经过时说：“把箱子从走道里搬开，黑鬼！”
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们会把箱子搬走，可你也犯不着动这么大肝火。”
他没接我的话，接着验票去了。他意识到，我的话吸引了车厢里所有黑人的注意力，他因此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在余下的行程里，我们一直站着，不过我还小，也不在意。路上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亚内尔从家里打包来的排骨。
我发现史密斯堡的房子都有门牌编号，但是跟小石城比，这里根本不像一座城市。我当时觉得史密斯堡不应该属于阿肯色州，而应该属于俄克拉何马州，直到现在我依然有这样的感觉。当然，当年河对岸还不属于俄克拉何马州，而属于印第安人保留区。和西部地区一样，史密斯堡有一条宽敞的卫戍大街。城里的建筑都由散石建成，所有窗户都需要清洗。我知道有很多上流人住在史密斯堡，也知道他们的排水系统是全国最先进的，但还是感觉它不像阿肯色州的一座城市。
治安官办公室里有个看守。他说我们如果想了解爸爸死亡的具体情况，得直接去找市里的警察或治安官。治安官去绞刑现场了，停尸房也没开门。他在办公室的门上留了一张字条，说行刑之后便回。我们去了莫纳克寄宿公寓，但那里只剩下一个患白内障的可怜老妇。她说其他人都去看绞刑了，就剩下她一个人。我们想看看爸爸的随身物品，但她不让我们进屋。我们来到市警察局，发现两位警官，可是他们正打作一团，没空搭理我们。
亚内尔也想去绞刑现场，又不愿让我去，于是提议回治安官办公室，在那里等人回来。我其实没兴趣看行刑，但能看出来他想去，就说先不回治安官办公室，一起去看看行刑，还说不会跟妈妈讲，我知道亚内尔担心的就是这个。
联邦法院建在上游河岸的一块高地上，绞刑架就在法院旁边。场地上聚集了一千多人，还有五六十条狗，都等着观看行刑。我相信一两年之后，他们会在周围竖起一道墙，你得先拿到治安官办公室的通行证才能进入。不过，当时行刑现场对外开放。有个小男孩吆喝着在人群中穿梭，卖烤花生和软糖。还有一个小男孩拎着一只桶，叫卖墨西哥粽。那是一种传统的墨西哥吃食，辣味肉馅外面裹着一层玉米面卷，味道还不错，但我以前从未见过。
我们抵达刑场时，行刑的准备工作恰好快要结束。两个白人和一个印第安人站在台子上，都穿着新牛仔裤和系扣法兰绒衬衫，双手都被绑在身后，三条绞索垂在他们的脑袋旁。行刑人名叫乔治·梅尔顿，脸上长着稀稀拉拉的胡子，身上配了两把长筒手枪。他是北方人，据说不给参加过共和国大军的人行刑。一位法警宣读了判决书，但是声音太小，我们都听不清，于是便挤到前面去了。
一个手持《圣经》的男人与他们分别交谈了一会儿。我猜他是个牧师。他引导犯人唱起了“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人群中也有人跟着唱了起来。随后，梅尔顿把绞索套到他们的脖子上，恰到好处地收了收绳结。他手里拿着黑色头罩，来到那三个人面前，依次询问他们在套上头罩受刑之前还有什么遗言。
第一个罪犯是个白人，他看起来有些不耐烦，但与想象中濒临绝境的人应有的表现不同。他说：“我杀错了人，才落得这步田地。我相信，要是当初杀对了人，如今就不会被判死刑。我看人群中就有比我更坏的人。”
随后是那个印第安人。他说：“我准备好了。我为自己的罪行忏悔，很快便能与我的救世主基督在天堂相见。现在我要像个男人一样受死。”如果你跟我一样，就会把印第安人当成异教徒。但是，我请你回想一下“十字架上的囚犯”，他没有受洗，甚至都没听说过教理问答，可是基督依然亲自许诺带他入天堂。[7]
最后一个人准备了一小段演讲。看得出来，演讲词他都牢记在心。他长着一头黄色长发，三十岁左右，比另外两个犯人年长。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心里只想着远在锡马龙河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儿子。我不知道他们今后将如何生活。我只祈祷，人们不要因为我的罪行瞧不起他们，让他们陷入悲惨的境地。我落到这步田地全是因为酗酒。我和最要好的朋友因一把折刀起了一点争执，我失手杀了他。我当时喝醉了，对面换成我的兄弟，恐怕也难以幸免。如果我小时候能受到良好的引导，如今就能陪在家人身旁，与邻里和睦相处。我希望在场的父母能听从我的劝告，好好教育孩子。谢谢。诸位再会。”
他涕泗横流，毫不羞愧地讲，我听着听着也感动得哭了。梅尔顿把黑色头罩套到他的头上，然后来到控制杆旁。亚内尔伸出一只手，遮住了我的眼睛，我却把他的手推到一边。我要看完行刑的全程。犯人的临终遗言都已说毕，梅尔顿扳动机关，绞刑台中央的铰链门向下打开，砰的一声，三个杀人犯急速倒下，最终审判完成。人群中一阵喧哗，好似人人都受了一次刑。两个白人都咽了气，身子挂在收紧的绳索里，缓缓旋转着，发出吱吱的声响。印第安人的四肢上下抽搐着。这是最残忍的场面，很多人于心不忍，转身匆匆离开，我们也随着这些人一起离开了。
后来，我们听说，印第安人与另外两个犯人不一样，他的脖子没断，身子转着，又在那里吊了半个多小时，直至医生最终宣布他死亡，把他放下。据说那个印第安人在狱中瘦了，体重太轻，不太适合执行绞刑。经过那一次，我才知道每次执行绞刑时，艾萨克·帕克法官都会在法院楼上透过窗户观看。我想他这样做是出于责任感吧。人的心思，旁人总难揣测。
我们从骇人的刑场回来后便直奔停放父亲尸体的殡仪馆，你或许想象得到我内心有多痛苦。不过，该面对的总要面对。烦人的事到来时，我从不畏惧和退缩。负责父亲殡葬的是个爱尔兰人。他带着亚内尔和我来到后面的一间屋子，屋里的窗户被涂成了绿色，里面黑黢黢的。爱尔兰人彬彬有礼，也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但是他挑的棺材，我不太满意。这个松木棺材做工粗糙，放在三条矮脚板凳上，父亲躺在里面。亚内尔给他摘下了帽子。
爱尔兰人说：“是这个男人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蜡烛举到父亲的面前。尸体上裹着一块白布。
我说：“是我父亲。”我站在那里，看着他。汤姆·钱尼这个废物，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这个路易斯安那的杂种不下地狱，我誓不罢休！
爱尔兰人说：“你可以亲吻他，莫有问题啊。”[8]
我说：“不用了，把棺盖盖上吧。”
我们跟着这个男人去了他的办公室，签了几份文件。棺材和尸体防腐处理花了六十多美元。送尸体到达达尼尔的运费要九美元半。
亚内尔拉着我来到办公室外面。他说：“玛蒂小姐，那个人想坑你。”
我说：“算了，不和他争了。”
他说：“他巴不得我们这样。”
我说：“随他去吧。”
我给爱尔兰人付了钱，拿到收据，叮嘱亚内尔盯着棺材，一定要确保那些人好好把棺材装上火车，不能让笨手笨脚的装运工野蛮装载。
我去了治安官办公室。治安官很亲切，给我详细讲述了枪杀案的经过，但是没人去追捕汤姆·钱尼，这令我很失望。他们甚至搞错了钱尼的名字。
治安官说：“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消息，他是个小个子，但很强壮，脸上有一块黑斑。他叫钱伯斯，现已逃窜到印第安人保留区。我们推测他加入了‘幸运星’内德·佩珀的团伙，这伙人周二刚在波托河抢劫了一辆邮车。”
我说：“你说的这个人就是汤姆·钱尼，他可不叫钱伯斯。他脸上那块黑斑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留下的，当时有人朝他脸上打了一枪，火药嵌进皮肤。反正他是这么讲的。我认识他，可以指认。你们为什么不去追捕他？”
治安官说：“我无权到印第安人保留区办案，现在只有联邦法警才能逮捕他。”
我说：“那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逮捕他？”
他说：“说不好。他们得先抓到他。”
我说：“他们到底会不会去抓他，你知道吗？”
他说：“会的。我已经申请了逃犯通缉令，针对他抢劫邮车案件的联邦逮捕令应该也会发布。我会通知法警，告知他们逃犯的正确姓名。”
“我自己去告诉他们。”我说，“最好的法警是哪一位？”
治安官想了想，说：“这可有点难说。差不多有两百名法警。我记得威廉·沃特斯追踪嫌疑人最在行。他有一半印第安科曼切人血统，他做追踪记号的本事，实在让人佩服不已。最凶狠的当属雄鸡科格本，他冷酷无情，手段强硬，无所畏惧，不过，他是个酒鬼。还有L.T.奎因，喜欢活捉逃犯，虽然偶尔会有逃犯从他手里逃走，但他依然坚信，最卑劣的人也应得到公正的审判。而且，抓来一个死人，法院可不付钱。奎因是个优秀的法警，还是个信徒传道士。这么说来，我觉得奎因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
我问：“在哪儿能找到雄鸡？”
他回答说：“明天在联邦法院应该能找到他。他们明天要审讯那个叫沃顿的男孩。”
治安官从抽屉里拿出爸爸的枪带，装进一个糖袋里，递给了我。爸爸的衣物和毯子在寄宿公寓里，小马和马鞍在斯通西尔的牲畜房里。治安官给我写了一张字条，给斯通西尔和寄宿公寓的女主人弗洛伊德夫人讲明了情况。我对他表示感谢，他却说可惜帮不了我太多。
大约下午五点半，我来到了车站。白天越来越短，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六点过几分，南下的火车就要发车了。我看到亚内尔在货车厢外面等我，棺材就装在那节车厢里。他说，货运代理同意让他随车看护棺材。
他想在客车厢里帮我找个座位，但我拒绝了：“我要再待一两天，处理一下那些小马，还要督促执法人员履行职责。钱尼逍遥法外，他们却没有任何行动。”
亚内尔说：“你不能一个人待在这个城市。”
我说：“没事的。妈妈知道我能照顾好自己。告诉她，我会暂住在莫纳克寄宿公寓，如果那里没有房间，我会把落脚地告诉治安官。”
他说：“我也留下来陪你吧。”
我说：“不，我要你护送爸爸回去。等你到家之后，转告迈尔斯先生，请他打一口好点的棺材。”
“你妈妈会生气的。”他说。
“我过一两天就回去。让她等我回家，在那之前不要签任何文件。你吃饭了吗？”
“我喝了杯热咖啡，不饿。”
“车厢里有火炉吗？”
“我裹上大衣就不冷了。”
“真的很感谢你，亚内尔。”
“弗兰克先生对我一直都很好。”
可能会有人误会，指责我不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其实我要去处理父亲的身后事务。爸爸身披共济会袍子，被安葬在丹维尔的一处小屋旁。
我来到莫纳克寄宿公寓时恰好赶上饭点。弗洛伊德夫人说，镇上来了很多人，没有空房，不过她会给我安排一个住处。这里的房价为一个晚上七十五美分，含两餐；含三餐则需再付一美元。尽管我原本打算第二天早上买一些奶酪和饼干，留着白天吃，但是我不知道她这里含一餐的房价，只能付给她七十五美分。也不知道这里如果按周住宿房价是多少。
晚饭时，餐桌前坐了十来个人，可能十个，也可能十二个，除了我、弗洛伊德夫人和一个名叫“特纳奶奶”的可怜瞎眼老妇之外，全是男人。弗洛伊德夫人是个大嘴巴，她向在座的人介绍，说我就是在她的店门口被枪杀者的女儿，弄得我很不自在。她详细讲述了事件经过，还无礼地打听我家里的情况，不过我也只能客气地回应。我不想和这些好奇的陌生闲人讨论这件事，哪怕他们是出于好心，我也不愿意。
我坐在餐桌一角，两侧分别是弗洛伊德夫人和一个上身很长的男人，这个男人的脑袋圆得像个门把手，满嘴龅牙。餐桌上话最多的就是他们两个。他四处奔波，贩卖便携式计算器。桌上只有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他讲了一些亲身经历的奇闻，但其他人都像猪一样忙着吃饭，根本没有理会他。
“小心那些鸡肉饺子。”他对我说。
有几个人停了下来。
“会伤到你的眼睛。”他说。
餐桌对面一个身穿发臭麂皮外套的邋遢男人问：“怎么讲？”
这个旅行推销员狡黠地眨了眨眼，应道：“找里面的鸡肉会累坏你的眼睛。”我觉得这个笑话挺幽默的，但是那个邋遢男人却气呼呼地骂了一句“你这个婊子养的蠢货”，又继续吃了起来。之后，那个推销员再也没说话。饺子的味道还行，但就那么一点面皮和油水，我觉得不值二十五美分。
晚饭之后，有几个人离开公寓，去了镇上，很可能要去酒馆喝威士忌，听手风琴演奏。我们剩下的人去了客厅，有的打盹，有的看报，有的聊起日间的绞刑，那个旅行推销员则讲起了种族笑话。弗洛伊德夫人取来了爸爸的遗物，东西都裹在雨衣里，我清点了一下并做了记录。
东西似乎都在，就连他的刀和表都没丢。那块表是黄铜的，不算太值钱，但看到它，我还是很惊讶，因为小偷如果不偷大件东西，遇到这样的小物件往往不会放过。我待在客厅，听他们闲聊了一会儿，然后问弗洛伊德夫人能不能带我去睡觉的地方。
她说：“走廊尽头，左边的那个卧室就是。后面门廊里有一桶水和一个盥洗槽，厕所就在那棵楝树后面。你和特纳奶奶一起睡。”
她肯定觉察到了我惊异的表情，于是补充说：“没事的。特纳奶奶不会介意的。她经常和别人同睡一张床，早就习惯了，她恐怕都不知道你在床上，亲爱的。”
我可是付钱住店的，我的要求肯定要优先于特纳奶奶的。不过，看来我们两个都没什么话语权。
弗洛伊德夫人继续说道：“特纳奶奶睡觉很沉，对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是难得的福气。像你这样的小家伙，不用担心会吵醒她。”
我不介意和特纳奶奶一起睡，只是觉得弗洛伊德夫人占了我的便宜。尽管如此，这个时候跟她大吵大闹对我也没有任何好处。她已经收了我的钱，我也累了，而且天色已晚，不太好去找别的住处。
卧室里又冷又暗，有一股药味。地板的裂缝里透进一阵寒风。特纳奶奶熟睡时比弗洛伊德夫人描述的要更活跃。我上床时，发现她把被子都卷到了自己那一边。我扯过来一些，做了祈祷，很快就睡着了。我半夜醒来，发现特纳奶奶又把被子抢走了。我没被子盖，冻得蜷作一团，直打哆嗦，于是又把被子抢过来一些。当天夜里，这样的桥段又重复了一遍，我的双脚都被冻僵了，我只得起身，拿出爸爸的毯子和雨衣盖在身上，权当被子，这才踏实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