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三藏记集》

《出三藏记集》，梁建康建初寺僧僧祐撰。此书是僧祐《法集》八种中的一种。出，译出；三藏指全部佛籍；记，记录；集，汇集。把译出的经、律、论等的记录聚集在一起的意思。“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高僧传》本传），由此知道僧祐撰此书，是他编辑经藏之后的产品。因为他先编辑了经藏，在编辑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所以在经藏编完之后撰此书，僧祐自己曾说他撰此书是为了“订正经译”。可见此书之撰不是率尔操觚，是为了“订正经译”而撰。因此，撰书的用意和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此书在当时又称《三藏记》，见前引《高僧传》，隋唐沿用，见《历代三宝纪》卷七和《大唐内典录》卷一。隋时又叫《出三藏集记》，见《历代三宝纪》卷五，唐时又简作《僧祐录》（见《内典录》卷四）或《祐录》（见《内典录》卷一）。

僧祐，《高僧传·明律篇》有传。他出家钟山定林寺，后在建初寺。齐永明中（483—493年，北魏孝文帝中期，即太和七—十七年）已是南朝的律学名匠，“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斋等，及造立经藏，披校卷轴”（见《高僧传》本传）。撰写《出三藏记集》的时间，《历代三宝纪》记在建武时（494—497年，即北魏太和十八—二十一年）。书分十五卷，内容有四部分：

一、“撰缘记”（卷一），祐序曰：“缘起撰，则原始之本克昭。”汇集经论中记载佛籍出现的缘由。附录译经注意事项及旧译、新译中不同的重要名词的对照。这部分告诉我们佛籍来源有梵、佉卢文和西域三十六国字。旧译指汉魏译，新译则自鸠摩罗什始。

二、“诠名录”（卷二至五），祐序云：“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以时代撰人为序，记录历代译书的名目。这部分记录，引用不少以前的译经目录，特别重视《道安录》，考订年代多赖《道安录》。僧祐说，“爰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敢以末学，响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可见僧祐是以继安公事业为己任的。“诠名录”这四卷书原分上、下卷。卷二、三为上卷，卷四、五为下卷。

上卷：首先是“经律论录”，以时代撰人为顺序，记录了当时译经的全部，凡一个人译的都集中到一处，先记“有”或“今缺”，然后说明何时译，为何译，在什么地点译。这些是我们了解当时各地佛教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记“胡本同而汉文异”的“异出经录”，即汉译的不同译本。再次记缺译人姓名的“失译经录”，失译经是根据《道安录》编辑的。最后记“律录”，此录记载译出戒律的经过，很详细，这是因为僧祐本人专精律部的缘故。

下卷：首先是“失译经续录”，这部分是僧祐新续的。其次是“抄经录”，即佛籍的撮要、摘要、提要之类的简本。再次记伪经和真伪未辨的“疑经录”。最后记有注释的“注经录”和“杂经志录”，后者是未归类的杂品。

三、“总经序”（卷六至十二），分译经的前序后记（卷六至十一）和此土著述的序记（卷十二）两部分。卷六至十一，录各翻译佛籍的前序、后记，这部分可和“诠名录”的“经律论录”即卷二合读，可以发掘出为过去佛教史所忽略的新资料，下面举几个例子：

a．卷二录北魏延兴二年（472年）西域吉迦夜与僧正（沙门统）昙曜译、刘孝标笔受，出《杂宝藏经》十三卷、《付法藏因缘经》六卷、《方便心论》二卷。延兴二年前一年，即延兴元年（471年），是北魏孝文帝即位改元之年，其时孝文帝五岁，文明太后三十岁掌权，当时云冈昙曜五窟已开工十年，七、八洞将要开工，即已进入云冈工程的兴盛期。这个时间，主持云冈工程的昙曜翻译这类佛经，应当和云冈的情况联系起来。《方便心论》已佚，内容不详。《杂宝藏经》多记本生和因缘故事，其目的是为了说明累世行善才能解脱成佛。《付法藏因缘经》是强调佛教渊源久远，代有传人，而暗示这里得到了佛教的真传。前者是针对佛教信徒的；后者是针对前此不久的废佛（445年）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针对统治阶级上层的。因此，昙曜翻经，也可以说是为了宣扬佛教以利于云冈石窟的兴建的。

b．卷五录东晋慧叡《喻疑》，其中记有“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的记载，说明汉末三国佛教自洛阳而东盛行于今徐州、扬州一线，此事可与《三国志》所记笮融事迹互证。又记“三十六国小乘人也，此釁（学）流于秦地，慧导之徒遂复不信大品”，说明十六国前期中原地区一度流行小乘，这是受到当时新疆佛教的影响。

c．卷七录《首楞严后记》：“咸安三年（373年）岁在癸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于时有月支优婆塞支施崙手执胡本……归慈王子帛延善胡晋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受者常侍西海赵、会水令马奕、内侍来恭政……有心通德。时在座沙门释慧常、释进行，凉州自属辞。”《开元释教录》也录此事，但《祐录》比《开元释教录》早二百多年。这是现存关于前凉译经的最早记录。这段记录告诉我们：一、前凉佛教得到张骏子（当时的凉州统治者）天锡的提倡，“凉州自属辞”，甚至他自己也参加了译事；二、译经执胡本者为月支人，大约该经来自今中亚地区；三、译经过程中，一个重要人物是龟兹王子帛延，他既“善胡晋音”，又娴内外籍，这一方面说明当时龟兹佛教之盛，一方面又说明龟兹和凉州关系的密切。龟兹与内地关系密切，据卷七、八所录经记知太康五年（284年）有龟兹副使羌子侯在敦煌，泰始二年至太康七年（266—286年）龟兹居士帛元信在长安，他们东传佛教和参加译经。

d．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等记前秦时拘夷有四个僧寺、三个尼寺和高僧佛图舍弥事迹及从此处传来的戒本情况，这也是了解当时龟兹佛教的重要资料，是今天我们整理库车、拜城一带早期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凭借。

此外，关于孙吴在武昌译经和沮渠氏在河西译经，也都有不少记载，是今天我们研讨长江中游发现的佛教遗物和河西早期佛教遗迹的重要的参考文献。

“总经序”的最后一卷（卷十二），内容汇集此土著述的序记，但标题不作序而作“杂录”。叫杂录是自谦的意思。这部分不仅列序记，还录出了章节细目，不少已佚的书，赖此卷略知其大概。如宋陆澄的《法论》和僧祐的《法集》等，都是研讨当时佛教史的重要文献。今天靠此类目录出的细目，得知它们的大概内容。在这类序目中，我们可以《法苑杂缘原始集》的序目作例，说明“总经序”对我们搞佛教考古的重要性。

《法苑杂缘原始集》是僧祐《法集》八种之一，《出三藏记集》也是八种之一。《法苑杂缘原始集》僧祐自己又简作《法苑》或《法苑集》，此书的序和目都值得我们注意。祐序云：“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新进晚习，专志于转读。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余以率情，业谢多闻，六时之隙，颇存寻览。于是检阅事缘，讨其根本……是故记录旧事，以彰胜缘，条例丛杂，故谓之法苑。”这段记载告诉我们书名的意思应是“佛教重要事迹和礼仪渊源杂考”。书分十四卷，前五卷标目下，注明出处，知皆抄自藏经。后九卷多此土著述，基本上都已佚了。内容看不到，留下目录也是很重要的。这里想强调卷八、卷九“杂图像”二卷的目录。这个杂图像目录告诉我们东晋、宋、齐、梁四代曾有些什么重要佛像。这些重要佛像，有些我们可根据现存遗迹和其他文献了解得更多些。现在我们结合僧祐本人，注意一下在《法苑杂缘原始集》的卷九中所著录的三个内容：齐文皇帝造白山（剡县）丈八石像并禅岗像记、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记、光宅寺丈九无量寿金像记。

《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文惠太子长懋……世祖长子也……为太祖所爱……（永明）十一年（493年）卒……时年三十六。（其长子）欎林（王、昭业）立，追尊为文帝，庙称世宗。”《南齐书·高帝十二王传》：“临川献王映……太祖第三子也……（永明）七年（489年）薨……时年三十二。”齐文皇帝与临川王为叔侄关系、同龄，可见造像时间接近。

这三个题目（内容）所记录的佛像，就是《高僧传·僧祐传》所说祐“为性巧思，能自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中记载的三座大像。三座大像的白山（剡县）、摄山两像尚存遗迹。

白山石像，《高僧传·僧护传》记在剡县，即今浙江新昌。《高僧传》说：“释僧护，本会稽剡人也……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齐建武（494—497年）中，招结道俗，初就雕减。疏凿移年，仅成面朴。顷之，护遭疾而亡……（梁武）敕遣僧祐律师专任像事……像以天监十二年（513年）春就功，至十五年（516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此佛现存，依崖雕，前架楼阁，经历代妆銮已失原貌，但躯体巨大，确为江浙间第一大佛。

摄山龛大石像，即指今南京栖霞山齐隐士名僧绍所凿无量寿佛（永明元年，483年），也即千佛崖第1窟像。名僧绍与定林寺僧远关系密切（见《高僧传·僧远传》），僧祐所经营的摄山石像当即是此。

光宅寺无量寿金像，此像早已不存，但在《高僧传·法悦传》中有记载：“悦乃与白马寺沙门智靖率合同缘，欲造丈八无量寿像……鸠集金铜，属齐末，世道陵迟，复致推斥。至梁初，方以事启闻，降敕听许……悦、靖二僧，相次迁化。敕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天监八年，509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僧祐所造三像，一弥勒两弥陀，反映当时长江下游净土崇拜的流行。僧祐治像的时代，从齐建武二年迄梁天监十五年（495—516年），即北魏太和十九年迄宣武帝延昌末，这个时间相当于云冈第三期，龙门北魏期，但云冈、龙门造像内容却与此不同，云冈、龙门主要是释迦和弥勒，此弥勒作交脚菩萨形象与剡县坐佛形式者异，其意义也不是弥勒净土的本尊。造像内容不同，说明南北虽都盛行佛教，但佛教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

四、“述列传”（卷十三至十五），是译经人的传记，前两卷多外国和西域僧之东来者，后一卷为中原和南方即所谓本国的僧人传。共收了32位译人传记，即内地12人，西域11人，天竺12人，安息2人。其实不止32人，因为好多人传内还有附传，有人统计附传还有53人之多。这些传记人物的时代是从汉到齐，他们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这部分的缺点是详南略北，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僧祐在南方，不易得到中原和北方资料的缘故。“述列传”中的史料更多了，我们按时间顺序也举几个例子：

a．卷十三《支谦传》，记其“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是说明汉末较多的西域僧人来洛阳译经的背景资料。

b．僧祐是建初寺僧，建初寺创自吴孙权，所以僧祐对吴的佛教了解颇多，因此关于和建初寺有关的僧人，如卷十三康僧会、支谦等，传记多记东吴佛教事，这是东吴佛教史料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安玄传》所附《维祗难传》记武昌译经，反映了武昌（今湖北鄂州）发现佛教遗物并不是偶然的事。

c．汉以来佛教通过海路东来，卷十四《佛驮跋陀传》记义熙八年（412年）还荆州即今江陵，遇天竺五舶主。那么早就有天竺海船溯长江到江陵，出人意料。卷十四《僧伽跋摩传》记宋元嘉（424—453年）中随西域商人舶还天竺。至于随海舶东来的人数更多，不能一一列举了。僧祐《法苑集》中有《晋孝武世（373—396年）狮子国献白玉像》《林邑国（越南南部）献无量寿鍮石像》都是从海路运来，非佛教遗物近年发现更多，如南海特产玳瑁的制品，印度、缅甸一带的钻石和西亚的玻璃器与货币等。

d．陆路往还，无论南方、北方，都有大量佛教徒东来西往，晋宋之际即5世纪前半，好像形成一个高潮。卷十四罽宾人昙摩蜜多东来，经行的路线是：罽宾→龟兹→敦煌→凉州→入蜀→荆州→建康。到建康住钟山定林寺。卷十五智猛往返的路线是：长安→凉州→阳关→鄯善→龟兹→于阗→葱岭→罽宾→渡印度河入恒河流域抵华氏城（摩揭陀国都故城；阿育王迁都于此；佛灭后，第三次结集于此；唐玄奘至此时，已荒废。今印度巴特那），归途经凉州→入蜀→建康也住定林寺。由上可知当时主要陆路交通线的位置。看来凉州以东今兰州附近大约是一个交叉路，东去中原则向东去长安、洛阳；要去东晋南朝就南下入川，沿江东下。长途跋涉的僧人到建康，钟山定林寺是他们集中的地点之一，又定林寺又是僧祐的本寺，所以僧祐对这方面的记录，是有权威性的。

以上我们讲《出三藏记集》这部书的情况，从内容编排到史料利用，都充分表明这个目录书对佛教考古的重要性。此书收在大藏内，无单行本，可用《大正藏》（卷五十五目录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