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文佛籍的版本问题

在讲汉文佛籍目录之前，讲一点汉文佛籍的版本问题。版本本是目录的一部分，由于问题多了，不能不从目录中抽出来单讲。版本问题就是书的本子问题。看书，主要指看古书，一定要了解一下该书各种本子的渊源，这样才可以选择好的本子。汉文佛籍各种版本系统清楚，比一般古书容易选择，但我们要知其“所以然”。

汉文佛籍都有单行本，但重要的是以丛书面目出现的大藏经。大藏经和宋以来流行的各种丛书有不同，它在编排上有较严密的系统。

有较严密系统的大藏经，从东晋十六国起就开始出现了。不过最初不叫大藏经，叫“众经”。东晋道安编成的佛籍目录叫《综理众经目录》，也叫“一切经”。如敦煌发现S．996《杂阿毗昙心经》卷六尾题“……昌黎王冯晋国仰感恩遇，撰写一切经……一千四百六十四卷……大代太和三年（479年）……于洛州所书写成讫”。《广弘明集》卷二十二收有北周王褒《周经藏愿文》“奉造一切经藏”和魏收撰“北齐三部一切经愿文”。这两种叫法一直到隋仍如此。仁寿二年（602年）翻经沙门学士撰《众经目录》，而敦煌发现开皇九年（589年）“皇后为法界众生敬造一切经”的零卷不少（S．2154、P．2413），还有大业十二年（616年）“大禅定道场沙门智首敬写一切经”的零卷（中村不折0772）。唐初也还如此，敦煌出有龙朔二年（662年）鄂国公尉迟宝琳等写的“一切尊经”的残卷（P．2056），日本藏有咸亨四年（673年）章武郡公苏庆第为父邢国公定方敬造的“一切经”的残卷（《大楼炭经》卷三，见《知恩院——国宝》），而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明佺等撰的经录又叫《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一切经”的叫法，大约到元和二年（807年）慧琳撰《一切经音义》时已成尾声。“众经”叫法的消失，可能更早些。慧琳时出现了“大藏”的名称，慧琳书成被“敕入大藏”。敦煌发现S．3565佛籍目录中出现了“大藏”的名称，这卷目录没有看见，不知它抄写的准确年代，估计应属唐后期。以上这些“众经”“一切经”和“大藏”都是抄本、卷子本。它们在国内都没有一部完整的被保存下来，所以今天只能看到一些零卷，这些零卷主要是敦煌的发现。这些残存的零卷在学术研究上是有价值的：一、有可能是佚经和异经；二、可与北宋以来的刻本对勘。日本也存有零卷，正仓院还保存有相当于唐时的比较完整的写本全藏。

汉文佛籍刻板印刷，始于唐代。现存刻有纪年的以斯坦因从敦煌窃去的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刻《金刚经》为最早（博物馆编号Serial No．8083）。该经卷首有说法图扉画，无论画、文字和雕版均已较纯熟，而且经板合起来的总长达16尺，可知已不是初期的雕版了。初期的汉文佛籍雕版印刷，国内没有确切的资料。日本存有神护景云四年（770年）雕印的《陀罗尼经》，770年即唐大历五年，其时日本先进的文化遗物大都渊源于中国，雕版印刷也不应例外，所以770年他们雕印佛经，应是学自我国。上世纪70年代，南朝鲜（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曾发现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国内宣传这是704—751年间的雕版印刷品，那就是现知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了。这个年代虽然还有问题，但是8世纪的印刷品问题不大。据该寺所藏17世纪的《古今历代诸贤继创记》根据以前的记录记：建筑这座释迦塔的“匠工自唐来人”。这座释迦塔的形制为方形三层石砌，纯仿唐塔样式。工匠来自唐朝，塔内“装藏”当为唐制，那么作为装藏的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就有可能也来自唐朝。总之，在咸通九年（868年）王玠雕印《金刚经》之前大约百余年，就出现了雕印的佛经，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868年前百余年正是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

把有系统的全部佛籍雕印出来，最早的是北宋初开宝四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1—983年）历时十二年皇帝敕益州雕刻的。这个佛籍，据熙宁辛亥岁（四年，1071年）印本木记知叫“大藏经”。这部大藏经，从上世纪初国内外不断有零卷发现，才重显于世。首先在日本发现了附有“熙宁”或“大观”印记的零卷，接着国内也发现了“熙宁”“元符”“崇宁”“大观”等印记的零卷（图1）。1959年，山西孝义兴福寺发现了此藏的初印本零卷［《大般若经》第五百八十一（李）残卷和《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大），两卷现藏山西省高平县博物馆（图2）］。由于这些发现，可知此藏的特点是：1．卷子装，这是上承写经的形式；2．每板23—25行，行14—15字；3．基本上是使用了《开元释教录略出》的千字文编号。以上都是沿袭写本大藏经系统的。这部最早的雕版藏经，因为始刻之年是开宝时期，故名“开宝藏”；因为是皇家敕刻，又名“官板大藏”；也有因刻在四川，又叫“蜀版藏经”的。刻在四川，是根据淳熙间（1174—1189年）志磐撰《佛祖统纪》的记录。但根据印记，似乎在太平兴国八年刻成以后，经板共十三万块运来汴京，置于开封太平兴国寺的印经院。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的零卷有“咸平元年（998年）奉敕雕”的尾题，可知板入汴京印经院后，还有续雕之事。最近了解到988年或989年（端拱元年—二年）完成的宋太宗《御制秘藏诠》的注释（惠温撰）995年或996年（至道元年—二年）诏下印经院开板模印编入大藏。这件事更可证明，此藏经板入汴后还不断有续雕的情况（图3）。经板入汴之后，《宋会要·鸿胪寺》记载熙宁四年时曾有变动，“熙宁四年三月十九日诏废印经院……明年八月乃以（经板）付京显圣寺圣寿禅院，令僧怀瑾认印造流行”。因知现存熙宁以来印本不是板在太平兴国寺时刷印，而是经板在显圣寺圣寿禅院时所刷印。现存熙宁间刷印的零卷后面的印记中也正有有关的记录：“中书札子奉圣旨赐大藏经板于显圣寺圣寿禅院……”由上可知，此藏刻于蜀，续刻于汴，印刷于汴，因此“蜀版藏经”的叫法，不如叫“开宝藏”为好。这部最早的雕版藏经，给以后藏经影响很大，不仅影响了我们自己南方、北方所刻的藏经，而且也给日本、朝鲜、越南以影响。雍熙四年（987年）日本僧奝然请去的，淳化二年（991年）王氏高丽韩彦恭请去的，景德四年（1007年）和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安南黎氏王朝请去的，都是这个《开宝藏》，即“官板大藏”。关于日本、高丽的影响问题以后再讲。

《开宝藏》之后有福州《东禅寺大藏》，以前有人叫《崇宁万寿大藏》。刻此藏从元丰三年（1080年）开始，政和二年（1112年）完成，共刻了31年，是由福州东禅寺和尚募款为庆圣寿（神宗）开雕的。此藏零本残存较多，从卷子装改为梵（经折）装，由此藏开始（图4）。此藏每板30行，每折6行，行17字。行17字是唐宋写经的旧式，与《开宝藏》不同。这部大藏因为刻工精致，所以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时，曾敕印赐给各寺院（见《释氏稽古略》）。因为皇室敕印，所以补刻了《开宝藏》在汴续增的部分，又增刻了天台章疏，所以比较齐备。日本藏有此藏的零本很多，还保存了该藏的目录，《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三所收此藏目录即是据日本存本排印的。

福州东禅寺刻完大藏以后，接着福州开元寺又雕《毗卢大藏》（图5），自政和二年迄乾道八年（1112—1172年），刻了六十年才完成。日本原宫内省图书寮藏有全藏，外间只存零卷。从残存的零卷可知是复刻《东禅寺大藏》，所以每板的行数、字数与《东禅寺大藏》完全相同，但工整不及《东禅寺大藏》，所收的佛籍也比《东禅寺大藏》少了三百多卷。《毗卢大藏》是此藏的自名，见卷前题记。

从北宋开始，四川、开封和福州都大量雕版，另一个地点是杭州。南迁后，以南宋行在所临安——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民间雕版手工业也发展很快。首先杭州北的湖州（今吴兴，在太湖西南岸）曾雕印过两部大藏，后来苏州（平江）又雕了一部。苏州这部，宋未雕完，元代续雕。元代在续雕苏州这部大藏之外，还在杭州雕了一部。上述南宋至元这四部大藏，基本上都全部地被保存下来。

这四部大藏中最早的是从北宋宣和（1119—1125年）末年开始雕刻，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完成，叫《思溪圆觉藏》（图6、图7）。此藏每板30行，《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三有目，行款、编号与福州两藏同。这部大藏是住在湖州归安县的一个致仕官（左武大夫、密州观察使）王永从和他弟弟永锡两家出资刊刻的。所刻的经板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王家大约很有钱，他们备的雕版木料，刻了一部大藏经还未用完。绍兴三年（1133年），用剩板还刻了一部250卷的《新唐书》。

其次是淳熙二年（1175年）开雕的《思溪资福藏》（图8）。此藏是复刻《思溪圆觉藏》，但比《圆觉藏》增刻了五十一函。过去曾有人把它们误混为一部藏。《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一有它的目录，因为除增刻的之外，仅系复制《圆觉藏》，所以其目录除增刻的部分外，与《圆觉藏》目录同。

这两部大藏，我们原只存零卷，但日本都有全藏。日本明治（1868—1912年）间排印的《缩刷藏》，即据《圆觉藏》校勘。《资福藏》，清末杨守敬曾从日本购进一部，后归北京图书馆。

再次的一部是平江碛砂延圣院雕印的《碛砂藏》。此藏雕造从宋嘉定九年起，迄元至治二年（1216—1322年），共刻了一百多年（图9）。这部大藏的行款、编号与《思溪》两藏同，但字体不一样（前者较肥，近欧；后者挺瘦，近柳），可知是根据《思溪藏》重写后雕板的，因此，它和《思溪藏》的关系不是一般所说的“复刻”。另外，入藏的佛籍较《思溪》两藏都多，特别是入元以后补刻的部分（图10），有不少是以前诸藏所没有的，那就是密宗的一些经。

这部大藏国内外现存零卷不少。1930年在西安卧龙、开元两寺发现了一部元迄明初的印本，虽然不全，但保存了80%。1933—1935年在上海影印了，是容易找到的一部宋藏，原书现存西安陕西省图书馆。在西安发现《碛砂藏》之前，约在1926—1927年间，一个美国人在北京大悲寺也发现了一部《碛砂藏》（存约40%宋元刻，其余为明刻和抄记）。他偷偷地买走，运到加拿大，后又运到了美国，现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Gest）东方图书馆。影印的《碛砂藏》有目录，另外，《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一也有目，后者无后面元代补刻部分，所以检查要据影印本的目录。补刻的《碛砂藏》附有扉画，这是大藏明确有扉画之始。扉画的形象是藏传佛教的形象。

最后一部是杭州南山大普宁寺雕印的《普宁藏》（图11）。此藏开雕于至元六年，迄于至元二十二年（1269—1285年），仅用了十七年就雕完一部大藏，这是由于有官家支持的缘故。赵璧《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中说，“松江僧录管主八翻梓余杭，凡诸路庋经而未有者，许自装印”，即是指装印此《普宁藏》。日本《缩刷藏》校勘用的元版，即是此藏。清末康有为曾藏有此藏一千二百余册。此藏的行款与以上三藏相同，有人认为是翻刻《思溪资福藏》，但加雕了秘密部与《碛砂藏》同。此藏日本有收藏，所以《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二有元释如莹编的目录。

《思溪圆觉藏》《思溪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四藏刻地相近，而主持《普宁藏》的管主八，又是续雕《碛砂藏》的施主，《法宝标目》克己序云：“管主八累年发心，近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施中统钞二百定，乃募缘雕刊，未及一年，已满千有余卷。”因此，四藏互有关联，就不是偶然的事了。

宋元时期江、浙刻藏相互因袭之风，还可下及明太祖敕修、洪武五年至二十五年（1372—1392年）的大藏（参看《现代佛学》1954年8期）。此藏刻成不久，板即被焚，流传极少。四川崇庆县上古寺曾藏一部，今存四川省图书馆。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曾重刻此本，此重刻本现藏较多，零本更多见。此藏因刻于南京，故一般叫《明南藏》（图12），其行款同以上诸藏，即每板30行，半叶6行，行17字，当是渊源于江、浙的宋元藏。有人认为系利用《碛砂藏》旧板，对比一下，不像，而且编号也与《碛砂藏》不尽相同。看来，《碛砂藏》是《明南藏》的根据之一。这个敕修的《明南藏》，还是有它自己的经板。此藏从学术上看，它虽根据宋元藏，但校勘不精，讹误较多，远不如以上诸藏。《明南藏》，《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二有目。

明成祖永乐八年迄正统五年（1410—1440年）在北京敕修的大藏，一般叫《明北藏》（图13）。万历十二年（1584年）又有续刻。《明北藏》虽然纠正了《明南藏》的一些错误，但没有广集善本校勘，所以在学术上地位不高。《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二有目。《明南藏》尚勉强属于江、浙宋元藏系统，《明北藏》就难说它是宋元藏系统了，不仅行款变了，每板25行，半叶5行，行仍17字，字体也变了，不是仿唐人字体，而是改用元代以来流行的赵孟字了。《明北藏》有扉画，其本尊的形象也是上承元代藏传佛教释迦的形象。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皇室开雕的大藏，俗称呼为“龙藏”（图14），乾隆三年（1738年）刻成，仅仅用了四年，刻印精工，反映了当时正当清代的盛世。此藏是以《明北藏》为底本，字体也沿用《明北藏》字体。《明北藏》学术上的意义就不大，清《龙藏》就更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意义了。但增加了不少新的佛籍，卷数多达7838卷。《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二有目。《龙藏》的刻板保存了下来，是汉文大藏唯一存下经板的。经板原存清宫武英殿，后运柏林寺等处，现归北京图书馆保管。此藏经板一直由皇室保管，只有皇帝敕印本，所以印本很少。据统计，前后一共印了不到二百部。

明清的《南藏》《北藏》和《龙藏》，板在内府，印刷不易，所以还有两部私刻的大藏经。这两部私人藏经，形式上有了改革。自福州《东禅寺藏》以来都是梵装，这两部私人大藏改易为方册。

两部私人藏经皆刻于明代后期，一部是嘉靖（1522—1566年）年间在杭州刻的。据前支那内学院所藏明刻《华严疏抄序》的记录：经板存杭州昭庆寺，改梵本为方册；序还说刻工不良，印行不过六十年，经板就模糊了。这部藏连零本也没有保存下来，所以详情不明。一般叫它《武林藏》，武林是杭州的古名。

另一部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始刻，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完成“正藏”，之后还有“续藏”“又续藏”，一直补刻到乾隆、嘉庆（图15、图16）。此藏开始在五台开板，后因五台山寒冷不便雕刻，便迁到浙江嘉兴径山楞严寺，所以名为《嘉兴楞严寺大藏》，一般叫它《嘉兴藏》，也有人叫《径山藏》。此藏刻时，已找不到宋元旧藏，所以只能依据《明北藏》，缺者据《明南藏》，而且妄改卷数，致使本既不善，许多佛籍的卷数又与其他大藏本不同。其版式每页20行，行20字。由于此藏属于私刻，所以既可印全藏，也可印零本，故流传较多。清乾嘉以来，许多人注意到大藏中的“东土撰述”的音义、事汇、史传和目录书，利用它辑佚、证经、考史，他们使用的本子除《南藏》《北藏》外，也有此藏。《南藏》《北藏》不易找，所以更多用此藏。日本《缩刷藏》使用的“明本”，也是此藏。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所收的佛籍，诸如《弘明集》《广弘明集》《法苑珠林》，主要也是影印此藏。实际这部大藏最差，我们最好不用。但此藏也有它的优点，即在它的“续藏”“又续藏”中，收了不少明末清初僧人的语录，是此藏所独有的，是研究明清佛教史的重要资料。此藏的“东土撰述”部分，有的在书口上刻有“支那撰述”四字，所以有些人又叫此藏为“支那本”（图17）。此藏零本多有收藏，但全藏罕见。北京嘉兴寺和故宫曾各藏一部较完整的。此藏有一简目，名《藏经板直划一目录》，又叫《嘉兴藏目录》。

以上所讲，从《福州东禅寺藏》起都是从《开宝藏》传下来的南方系统，从《开宝藏》传下来的，还有北方系统的大藏。此系统过去不清楚，近年才逐渐了解得多了。

北方系统主要有三部，一是辽时刻的《契丹藏》，一是金时刻的《赵城藏》，一是元初刻的《弘法藏》。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部是朝鲜刻的，一般叫《高丽藏》。《高丽藏》问题，我们拟另讲。

《契丹藏》开雕于辽圣宗统和时期（10世纪末），大同（辽西京）华严寺金碑记兴宗重熙（1032—1055年）间编一切经目，契丹僧觉苑撰《大日经义释演密抄》记：“洎我大辽兴宗御宇，志红（弘）藏教，欲及遐迩，敕尽雕镂。”重熙七年（1038年）西京华严寺建薄伽教藏专为贮藏其经，知该藏之雕刻主要在兴宗时期，其后道宗又有补刻。此藏刊刻的地点在燕京，原藏金以后即不存。所幸薄伽教藏沿内壁兴建附有天宫楼阁仿大木建筑的佛帐尚存，该帐上龛奉佛，下列经帐，这是现知唯一一座近千年的大型小木作佛道帐实物（图18，佛教考古注意古本佛经，更应关注贮藏佛经原来的佛帐）。经帐内宽40.3厘米，因可测知契丹藏帙或函的高度。1966—1974年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的塑像腹中发现不少装藏的文物，其中有十二种《契丹藏》的零卷或残卷，于是我们才知道此藏是卷子装（此藏刊刻在《开宝藏》后，《福州东禅寺藏》之前），每板27—28行，每行的字数有两种，行17字者多，也有行15字的。有的卷前有扉画，扉画中有大日如来的本尊像（图19）。大日如来是密教胎藏部的主像，辽代流行密教，所以经前附有他的形象。藏经前附扉画，北方系统比南方系统为早。辽藏的编号与《开宝藏》和南方系统依据《开元释教录》者不同，比《开元释教录》迟一字，迟一字的编号是后晋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的编号，从这编号的不同，可知《契丹藏》的渊源并不完全是《开宝藏》。《开宝藏》传到契丹是太平元年（1021年）。这反映到行、字的问题，《开宝藏》是行14—15字，《契丹藏》行15字者大约与《开宝藏》有关，行17—18字者是唐写经的字数，因此可以推测《契丹藏》行17—18字的部分就有可能是与北方流行的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系统的大藏有关了。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以上讲的大藏都是《开宝藏》系统，而《契丹藏》中有非此系统者。北京清水院咸雍四年（1068年）辽碑记《契丹藏》五百七十九帙，比《开元释教录》即《开宝藏》及其续刻多六十九帙，可知《契丹藏》有它自己所特有的佛籍。如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为各宋藏所无，而见于根据《契丹藏》续刻的《高丽藏》，因此它出于《契丹藏》。另外，据高丽高宗时（南宋理宗时，13世纪前半）僧守其勘校宋辽等藏时所写的《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所记，知《契丹藏》有比宋藏好的地方，它比宋藏缺文少，此外它还收了不少辽僧的著作。可惜残存的太少，我们无法知其详细了。解放后，我们整理房山石经，发现辽刻部分，其中有不少是根据《契丹藏》印本上石的（这可从石本也用《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编号所得知）。这样，印本虽不多，但还保存了不少石本。关于房山石经，在这章的最后，还要单独讲它。《契丹藏》的形式前面讲了，应县的发现都是卷子装。但高丽僧密庵撰《丹本大藏庆赞疏》说，“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东文选》卷112），知也有梵装者。

北方系统的大藏的第二种是《赵城金藏》（图20、图21）。金皇统八年至大定十三年（1148—1173年，南宋高宗—孝宗时，即南宋初）在今山西南部刻成，是一位叫崔法珍的女子倡议捐募完成的。此藏刊刻很快，只用了二十五六年，这大约是因为它主要采取了翻刻的办法，减去了重新书写这道工序，翻刻的根据有一部分是宋《开宝藏》，更多的是一些单刻的经卷，所以这部藏的形式（版式）极不统一，每板的行数少的22行，多的30行，每行字数少的14字，多的可达27字。此藏不见任何著录，是1933年南方和尚范成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访经时发现的，现存约五千卷，有残缺，卷子装。因不见著录，也不知其名，以藏发现于赵城，故名曰《赵城金藏》。有人从经尾题中找出金贞元三年（1155年）在解州天宁寺开雕的记录，定名为《解州天宁寺藏》，但当时是否全藏皆在天宁寺开板？不敢肯定，因此还叫《赵城金藏》为好。经查对全藏之后，知道其中有三百多卷不见于宋藏。1935年，北平三时学会居士发起在这三百多卷中选择了大约有二分之一影印了，题名叫《宋藏遗珍》行世。1949年后，《赵城藏》全部移存北京图书馆。此藏元代广胜寺曾重装了一次，卷前有元重装时补入的说法图扉画。此藏在清时曾有抄配，抄配所据的本子是《明北藏》，用此藏时要注意。此藏经板崔法珍刻成后，运来中都，献给皇室，板存燕京弘法寺。赵讽《济州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记照公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在寺建立轮藏事：“闻京师弘法寺有藏经板，当往彼印之，即日启行，遂至其寺，凡用千二百万有奇，得金文二全藏以归。一宝轮藏，黄卷赤轴……皆□梵册，漆板金字以为严饰，庶几请众易于翻阅。”可知济州照公在弘法寺所印一卷子装，一梵装，是燕京《弘法藏》的装订也有两种形式，也许是受到此地前此的《契丹藏》的影响，也和《契丹藏》相同，现在梵装者还未曾发现。

文献记载元初的《弘法藏》，以前是个谜。1959年在西藏萨迦寺曾发现了元朝印本的卷子装的佛经百余卷，与《赵城金藏》对照，知道它是利用了《赵城金藏》即金燕京《弘法藏》的板子补刻重印的（图22），因此推测这百余卷即是部分的元初《弘法藏》。此藏名“弘法”，亦即因板在弘法寺的缘故。经过考证，还知道《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所收的经种、卷数皆与此同，因此《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即可视为《弘法藏》的目录。

汉文大藏经还有国外版，有高丽藏和日本印刷的大藏。

王氏高丽王室曾雕藏两次。初雕约在1020—1070年（宋真宗到神宗初），费时约六十年，系复刻《开宝藏》，包括《开宝藏》的续刻部分。日本藏有零本（图23）。《高丽藏》刊刻后，11世纪80年代（神宗、哲宗时）有王子义天入宋蒐求章疏回国续刊4000卷，已佚，惟所编目录《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尚存，《大正藏》收在目录部，可借此目知道当时诸宗章疏的情况。1235年，蒙古入侵高丽，初雕丽藏板焚。1236年，高丽王室又重雕，经15年告成（宋理宗时）。高丽重雕大藏时，他们藏有初雕印本、各种宋藏和《契丹藏》，以初雕本为主，取材多宋藏和《契丹藏》，主其事者为高僧守其，曾撰《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记其事。新雕本仍用初雕形式即《开宝藏》的行款，行14—15字，共6557卷。此经藏板尚存南朝鲜（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的海印寺。1976年南朝鲜（韩国）东国大学，将全藏影印流行，1983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据南朝鲜（韩国）本影印。新雕《高丽藏》原本是《开宝藏》，又据其他宋、辽藏校勘，所以是现存大藏中最重要的一种。日本弘教书院排印的《缩刷藏》和后来排印的《大正藏》，即以此为底本。

日本所印大藏有四种，时间都较晚。

《天海藏》：1637—1648年（明崇祯十年至清顺治五年），日本僧正天海得到德川幕府的支持，以木活字排印大藏一部，号《天海藏》。形式大体仿《思溪藏》梵装，当时中国人称为《倭藏》。此藏学术价值不大，《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二有目。

《黄檗藏》：1669年（康熙八年）僧铁眼于宇治黄檗山开雕，1681年（康熙二十年）完成。因主持人铁眼，又称《铁眼藏》。此藏以《嘉兴藏》为底本，方册装。《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二有目。此藏学术价值也不大。

《弘教书院大藏》（《缩刷藏》）：明治十四至十八年（1881—1885年，即清光绪七至十一年），弘教书院和增上寺僧以铅字排印，谓之“缩刷”。以明蕅益智旭《阅藏知津》顺序编次，以增上寺所藏《高丽藏》为底本，勘以宋《圆觉藏》、元《普宁藏》、明《嘉兴藏》，标记异同，并加句读。此藏流传来我国不少，是《大正藏》之前较好且易找之本。宣统元年迄民国二年（1909—1913年），上海频伽精舍曾重排印此藏，错误颇多，又去其校注，最无道理。这个《频伽藏》流传很多。《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二有目。

《卍藏》及《卍续藏》：明治三十五至大正元年（1902—1912年），日本京都藏经书院排印，汉文施加训点。《卍藏》底本是用日释忍澂以丽本（《高丽藏》校勘的《黄檗》本）为底本。《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二有目。《卍续藏》既收了明《续藏》及《又续藏》，又收了不少我国已佚的章疏。因此，这部《卍续藏》，对研究唐以来各宗的情况，提供不少新资料。所以这部藏，也是日本的一部较重要的大藏。我国因为有了《频伽藏》，所以商务印书馆只影印了其中的《卍续藏》。

《大正藏》：其全名叫《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十三年（1924年）由日本学术界和佛教界共同组成“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组织修藏事宜。由梵文学者高楠顺次郎领名都监。1925年开始出版，到昭和九年（1934年）印竣。之后还出了《图像部》和《昭和法宝总目录》，接着编辑每卷一册的《大正藏索引》，1941年出版第一册，1980年代初出完。该藏在前述弘教书院《缩刷藏》的基础上，对校宋、元、明各藏和《高丽藏》，并参照了日本正仓院等处所藏抄本藏经，进行校勘补缀。校勘面还及于巴利文和梵文佛籍。收集数量大，除比以前各藏多图像外，还收了一些新发现的佛籍，如收入了大部分敦煌写经中的已佚的佛籍。全藏还进行了句读。此藏在体例上改变了历来按大、小乘佛教的分类法，而按佛籍本身的基本内容分类，即从学术上考虑的新分类法。全藏分三部分：

1．正藏55卷，分印度撰述、中国撰述（包括日本撰述）。前者分经部：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律部：上座、化地、大众、法护、有、菩萨戒；论部：释经论、毗昙、中观、瑜伽、论集。后者分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日籍等。

2．续藏30卷，收日本撰述的续经疏、续律疏、续论疏、续诸宗、悉昙，附古逸（敦煌古遗文等）、疑似（疑伪书）。

3．别卷15卷，即图像12卷、《昭和法宝总目录》3卷。

以上一百卷，原计划收佛籍3360部，实际上则收3283部（《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三记）。《大正藏》有很多优点，但缺点也不少，分类太繁，系统不清，校勘不细，断句多误。搜罗虽富，但也有不少重要佛籍没有收入，如南朝宝唱《名僧传》佚，但日本有《名僧传抄》，为摘要；又如唐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和五代和尚可洪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佚经收得不全等。但目前此藏最易找到，台湾近年有了翻印本，包括索引全部，那就更加方便了。所以可以作为我们常用的本子。用时要注意脚注。子目不好找，可先检《大正藏勘同目录》。《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一、卷三有此目。关于《大正藏勘同目录》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讲。

以上所讲是丛书性质的大藏经系统的汉文佛籍的版本问题。大藏经系统以外单行本的汉文佛籍为数也不少。现在常见的清末以来各地散刻的佛籍，有金陵、扬州、江北、北京刻经处和常州天宁寺所刻的方册装半叶10行、行22字的单行本。这些刻经的地方，原有一个共同目的，然后分工刊印，这是想搞成一部全藏（百衲印），但未完成。由于便于零本购买，所以这部方册本流传很广。这批单刻本目的是广流传，不是为了研究，所以并不讲究校勘，而且还妄有改动，甚至还新编书名，如《高僧传》初集、二集、三集之类，所以，我们用时要参考其他版本。

单本流传的佛经，除了现在较流行的金陵刻经处等四处所刻的本子外，现存自古的单本是很多的，有抄本、刻本，还有所谓石本，即石刻及其拓本。这些单本凡是明以前的，都有校勘价值。经过校勘，我们才能知道某个单本的渊源。如果是源于已佚了的刻本藏经，甚至源于刻本藏经以前或以外的系统，那就很重要了。当然，这是指一般佛籍而言；如果是与佛教考古有关佛籍，对我们来讲就更重要了。

明以前的单本佛籍，历代传下来的，如陕西、山西、江浙、川滇一带的大寺的收藏之外，近年有几项重要发现。较早的著名的发现是新疆吐鲁番和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前者一直到现在还陆续有发现。后者虽然发现较早，但分散得很厉害，也是一直到近年还不断出现一些过去不清楚的藏地和内容。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才知道苏联还收藏10000卷以上，法国巴黎所藏伯希和劫去的书籍中的藏文卷子里还有一批未编号的汉文经卷和文书。此外如日本，也有一些过去不知道的卷子出现了。在国内，除了北京图书馆收藏外，现知道三处收藏较多的是敦煌文物研究所（300卷）、台湾“中央”图书馆（100多卷）和北大（也有100多卷）。此外，上海、济南、天津、北京等地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抄出数十乃至数百卷过去不知道的敦煌经卷。这批东西还处在未公开的时期，但总有一天要公开，注意这方面资料的人，要随时留意，不要以为敦煌遗书有了总目，查查总目就可以大体一目了然，其实并不如此。这里所说的总目，即是指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这个目录是王重民先生编辑的，它包括四个目录，最后一个又包括19个子目，是现在国内外收录敦煌遗书最多的目录，而且书后还有一个合起来的索引。我们想知道敦煌有哪些佛籍，检查起来很方便。吐鲁番、敦煌所出的佛籍对我们从事佛教考古的人，有特殊意义，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很重要的佛教遗迹——石窟群。与石窟同出的佛籍往往是了解石窟内容、历史背景的最重要的资料。这一点已超出了佛籍版本问题，以后我们搞石窟工作时，再进一步介绍这个问题。

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安徽、四川、云南等地唐宋塔的发现，说明塔底的地宫、塔上层的天宫、塔顶覆缽和塔内夹层、塔内塑像都有存放佛籍的可能。塔内藏经，清代四川就发现了。解放前的发现，随发现也就随毁掉了。解放以后注意了这个问题，于是很多地方的发现都保存下来。塔里发现的佛籍，绝大部分是单行本，有抄本，有刻本。经名虽然都是常见的，但有时也有不经常见的，特别是许多单刻的经，前附有扉画，后有尾题，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山东胶东莘县北宋塔出了一批《妙法莲华经》，是北宋仁宗——神宗时代杭州私家所刻，其扉画内容丰富，与常见的简单说法图不同，甚至有法华经变的内容。陕西某县曾出土金明昌七年（1196年）平阳府临汾县私家刻经，这是很重要的佛经刻印史史料。应县木塔塑像腹中也出了不少单刻经和抄本经。刻本都是燕京所雕，《妙法莲华经》单本有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仁宗即位的第三年）“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尾题，尾题还记“摄大定府文学庞可昇书”（图24）。庞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字写得好，刻得也好，印得也好，字的雕印水平并不比北宋差，这说明辽时燕京文化水平是相当高的。有的经有扉画，值得重视的密教扉画为大日如来说法，这个题材前边未见，以后也未见，此事上面已谈过了。

石本佛籍，我们常见的是各地的经幢。关于经幢，大家要看一下叶昌炽《语石》的记录，不多讲了。开元以前的经幢很少，再早有一种小石塔，其座上刻经，酒泉、敦煌和吐鲁番都曾发现北凉的遗物，经文内容是《十二因缘经》。此经对了解北凉佛教很重要（小乘），塔座上还刻有小佛龛，龛中的形象对早期石窟寺的探索，有参考价值。我们从佛籍的版本问题考虑石本佛籍，最重要的为大部头的石经。

佛籍刻石，源于佛教徒怕佛经湮灭，刻在石头上可以长久保存，它的出现是和北魏昙曜雕凿石像的意义相同。北朝晚期，由于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包括佛教界的上层人物）为了挽救他们的灭亡，对佛教徒宣传佛教中的末法思想极为重视，即对即将到来的灭法时期，如何保存佛教，特别是宣传佛教的重要手段佛籍的不遭灭亡，于是提倡除了刻石像之外，还要把佛经刻在石头上。北朝晚期关东地区适于雕刻的石质，分布地区较广，于是石经就在北中国的东部发展起来。东魏、北齐，主要是北齐的石经有三种形式：一是直接刻在山石面上，如泰山经石略；一是刻在修治后的石壁上，如北响堂有名的唐邕刻经（天统四年—武平三年，即568—572年）；还有一种刻在石块上，如原存太原凤峪的《华严经》刻石，这批刻石现存晋祠。前两种，北齐以后基本没有继续下去，但凤峪这种形式却改进刻成碑板的形式，被继续了下去。

574年北周武帝废佛，时间虽不长（579年复法），但好像证实了佛教徒宣传的末法世界，这件事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到隋炀帝时，阶级矛盾又一次激化时，雕造石经在幽州的涿鹿山（后名石经山，俗称小西天）发展起来了，即今天所谓的“房山石经”。房山石经的情况，过去是根据几块碑记和雷音洞的石经只知道个大概，较详细的内容并不明了。1955—1957年，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了考古和传拓的力量，对石经进行了全面清理，墨拓了全部，大小石经板共14274条。这样，房山石经的历史、内容才逐渐清楚。近年又开始了整理校勘，并制定了逐步影印的计划，于是，对房山石经的学术意义也有了初步的认识。下面，对这个重要佛教遗迹从考古、目录和佛教史等方面大致作些介绍。介绍的内容，限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后关于房山石经的研究还没有发表什么重要著作。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房山云居寺石经》，实际是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

房山石经分贮在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西南角的一个地穴和开凿在云居寺西石经山腰的九个洞窟中。九个洞窟分上、下层排列，下层两个从南向北编号即1、2洞；上层七个，从北向南为3、4、5、6、7、8、9。九个洞窟中的上层七个开凿在隋末唐初，下层两个开凿在玄宗时，地穴开凿在辽代末年天祚帝时（1101—1125年）。

房山石经的开雕，据唐初唐临《冥报记》记载，知道是幽州和尚静琬于大业中（605—616年），得到炀帝后萧氏及其弟萧瑀的资助，开始雕造，刻了三十年，贞观十三年（639年）静琬死去。静琬经手刻的石经“已满七室”，“每一室满，用铁锢之”。这七个室即是现在编号的3—9洞。估计其中第5洞，即俗称“雷音洞”，是最早开凿的。此洞与其他洞不同，是敞开的石室，中部立有四根满雕千佛的石柱，石经都镶在壁上。另外的洞子都设有严封的石门，石经都是堆叠放置的。比较明确的是静琬时期雕造的有第7洞的《涅槃经》和8洞的《华严经》。静琬造经的目的，在他刻的碑记有这样的记载：“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贞观八年）可知它是为了存贮到灭法以后复法用的。从他的刻经，我们可知以下几点：1．雷音洞的布局（雷音洞正壁和右壁刻《法华经》，左壁从后向前依次为《无量义经》《金刚般若经》《胜鬘经》《弥勒上生经》，前壁左侧为《华严经·净行品》，右侧为《维摩经》）。主要是表现了《法华经》（《无量义经》是《法华》三部之一，南齐昙摩伽陀耶舍译，说《法华经》之前说此经，为《法华》之开经；《观普贤经》与《法华经》之《普贤菩萨劝发品》相表里，故为《法华》之结经，刘宋昙摩蜜多译），千佛四柱和《千佛经》大约也是配合《法华》的；2．《涅槃经》《华严经》是大乘四部中的两种，《金刚般若经》是大乘四部中一种的零品，《胜鬘经》是流行于在家妇女间的大乘经，《维摩经》是流行于在家男人间的大乘经。静琬所刻这部分经的内容，既反映了救度一切众生的大乘教义的流行，也反映了在家修行的盛行。在家修行说明佛教的世俗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远比以前更为扩大了（图25）。

雷音洞经文的布置，有些可与北朝晚期流行的佛教衔接起来，又可与敦煌初唐洞窟壁画相比较。这种情况还表明了中原地区从南北朝向贞观以后佛教的过渡。

静琬卒后，他的弟子们（玄导、僧仪、慧暹、玄法）继续了他的刻石经事业。玄导的活动主要是在高宗时，他刻的经有《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大品般若）《般若心经》《胜天王般若》《楞伽经》《思益梵天所问经》《高王观世音经》《佛地经》等大乘经。助刻的人，较多的属于幽州地区的地方官。玄导以后的僧仪情况不明，从年代上排，应在武则天时期。武周时出现了不少附近的农户施舍刻经的情况，佛教在这个地区已蔓延到农家的下层了。武周时刻经中有不少《弥勒经》，有《下生成佛经》，也有《上生兜率经》。《弥勒经》的流行，似乎与武则天宣传她自己是弥勒下生有关。僧仪以后的慧暹，主要活动在开元时期。当时得到玄宗亲妹金仙公主的施助，在经洞下层新开了两座石洞，即今第1、2洞。开元八、九年（720—721年）募刻的《正法念（处）经》，全部置于第1洞。由于开元十八年（730年）金仙公主的奏请，从长安送到四千余卷新旧译经作为“范阳县（今河北涿县）石经本”，送来的人是有名的长安崇福寺（休祥坊东北隅，位今玉祥门外路北）僧智昇，就是撰《开元释教录》的人。经本到时，这里的主持人大概已是慧暹的弟子玄法。不久开雕大乘经典中的根本佛经、玄奘译的600卷的《大般若经》。由于这部经量大，一直刻到唐亡还未刻完，最后有纪年的石条是《大般若经》第505卷，有昭宗乾宁元年（894年）题记，下距唐亡（907年）不过十三年了。刻了一百五十多年，大约才刻到520卷。刻这部大经的同时，也还刻了150种以上的小部佛经，如《法华经》《金光明经》《阿弥陀经》《弥勒经》《药师经》《父母恩重经》及各种《陀罗尼经咒》等，存在第7、8、9三洞，9洞更为集中。从开元晚期到唐亡刻《大般若经》期间，看来应是房山刻经的第二个高潮（第一个是静琬时），在这第二个高潮所刻的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大乘根本经典《大般若经》的雕造，能够延续一个半世纪，即使在安史之乱期间也没有中断，说明佛教在华北地区的盛行。

二、从开元年间开始就出现了《尊胜陀罗尼》之类的密教经，晚唐所刻小部佛经中，属于密教的经咒不断在增多，说明在大乘佛教中主张即身成佛的密教这一派开始兴起。唐代从佛教迷信这方面看，大体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安于现世的安乐；一个系统以祈求往生乐土。前者主要着重《般若经》《法华经》《金光明经》，后者主要着重在《阿弥陀经》《弥勒经》。从房山唐石经内容上看，很显然是偏重于前者。房山唐石经大部头的主要都是前者，小部头的虽有后者，但前者也不少，晚唐出现的密教经咒也是着眼于解决现世问题。以上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它反映了这个时期这个地区佛教的特点。我们知道，唐时华北地区的佛教和两宋的关系是密切的，但也有不同。《历代名画记》和《酉阳杂俎》所记与房山石经反映的情况不同。这个问题是我们搞佛教考古的人要研讨的。

三、房山石经从开元初的刻经开始较多的附刻形象（开元初幽州总管梁践悊出资刻《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镌弥勒像，晚唐开成、咸通（836—873年）间这类形象线雕越来越多，内容复杂，这是晚唐佛教图像的一批新资料，对注意佛教形象的人，也就是注意佛教迷信的人是很重要的。

四、另外还有有关地方历史方面的资料。天宝（742—755年）初到贞元（785—804年），有五十多年，刻经人以幽州范阳郡、蓟县、涿州等地各工商行业所组织的石经邑所刻的为多，它说明华北地区的工商业，在这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佛教在工商行业中，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五、自贞元以后迄晚唐，地方官吏刻经的数量激增，几任主要的地方官，如幽州卢龙（镇）副大使刘济（贞元—元和），宝历（825—826年）、大和（827—835年）间好几任的涿州刺史，开成（836—840年）间幽州卢龙节度使史元忠父子，大中（847—859年）、咸通（860—873年）间幽州卢龙节度使张元仲等，他们有的刻了几十条，甚至百条以上，这一方面说明房山刻经得到了地方官的支持，同时也表明了当时地方官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实力。中晚唐藩镇势力强大，在房山石经中也有了反映。

综观房山石经中的唐代刻经，从佛经本身的学术意义上看，这样一大批唐代佛经不仅在佛经校勘上有重要意义，它的不同译本、同译本的异译本、简本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问题。此外，还有不少唐世已佚的佛籍，如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后附的《忏悔灭罪传》等。有些已佚佛籍正是我们佛教史所需要的内容，以所举上面两书为例，唐玄宗注《孝经》、注《道德经》皆传世，独此《金刚经注》不传，房山石经补了这个缺，它给我国宗教史上三教合一的问题增加了具体的资料。《忏悔灭罪传》是记《金光明经》的灵异的，既然有专书记《金光明经》的灵异，说明此经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晚唐流行《金光明经》过去是不清楚的，在图像上也没有见到什么反映。

房山石经静琬开创了第一高潮，开元迄晚唐是第二高潮。晚唐以后，五代时期好像停止了一段，刻石经的恢复是辽圣宗（983—1030年）晚期即10世纪末开始，一直到金初即12世纪30年代，这一段可称第三高潮期。房山，辽最早的有纪年的刻经，是统和十三年（995年），但较大规模的开始，是涿州刺史韩绍芳于太平七年（1027年）清点了一次唐石经“验名对数”，补了一些已刻过的残损部分，然后正式续刻《大般若经》的后80卷（以前刻到520卷，共600卷）。之后刻《大宝积经》（唐菩提流志新译，取旧译合之，共120卷为全本。宝积者，法宝集积也，为大乘深妙之法，故曰宝，无量法门摄在此中曰积）。一直刻到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才刻完。这样，房山石经中所谓四大部刻经（《涅槃》《华严》《般若》《宝积》）即一小藏告竣。道宗时期（1055—1100年）是这阶段的最高潮。他自己所刻经，据统计刻了161种，87帙，经石约1084条。道宗刻经有一个特点是按《随函录》的千字文编号刻的（“莱”—“可”），这批经石堆放在第2、9两洞。道宗以后的天祚帝时期（1101—1125年），僧通理募捐续刻从“诗”到“杜”，他的弟子善伏又由“复”续刻到“景”，共刻了56帙。通理以来所刻经多是小碑，所以石块数量大，多达4000多条。以前九洞都盛满了。通理卒后，天庆七年（1117年）由他的弟子善锐等人在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把道宗100多块大石经和通理及其以后所刻的都埋了进去，并在上面造一塔，刻文为记，即是志才所撰《续秘藏石经塔记》，把所埋经名、卷数、帙数都刻了出来。这座塔现尚存有塔基，俗称此塔为“压经塔”。通理以来辽末的这次续刻，一直延续到金初天眷（1138—1140年）时，又刻了14帙，这批经石大约都堆挤到石洞中，其中有的在第3、6两洞中发现。

此后，房山石经的雕造就停止了。元至正元年（1341年）有高丽僧慧月来到这里，见雷音洞壁上石经残损，又见第8洞石门毁坏，他补刻了五块石经，又修好了石门。明代有三次刻经：一是明初；一是宣德三年（1428年），道教徒刻了一批《玉皇经》8条，放进了第7洞；一是万历（1573—1620年）、天启（1621—1627年）时，一批在北京做官的江浙人刻了《四十华严》《阿弥陀经》《譬喻经》《四十二章经》《法宝坛经》等十多种佛经，放进了第6洞。清康熙（1662—1722年）时也曾刻经，残石散存在雷音寺。

从唐以后房山石经的情况看：

1．续刻石经着重在“以成四大部数”（辽清宁四年，1058年，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可知房山石经的续雕，还是上沿唐代佛教系统。辽、金之际雕了一些密教经，但还限于入藏的，密教经籍并没有过多地超出晚唐密教经的范围，这一点与辽、金密教盛行并不相称，看来这大约与密教重视口传不重文字传播有关。在辽继续唐系统的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自唐武废佛以后在中原地区已衰微的华严，在华北地区好像影响不大，所以这里有已佚的华严初祖陈、隋之间杜顺的《漩澓偈》，五代僧惟劲的《释华严漩澓偈》，还有华严重要人物二祖法藏的《健挐骠诃（梵语，汉译华严）一乘修行者秘密义记》，辽在西京（大同）修建华严寺也反映了这一问题。

2．辽续刻石经，有了固定的顺序，即根据后晋可洪的《随函录》，这一点与唐不同，这件事说明华北地区在辽代较普遍地重视了佛籍的整理编次。

3．藏石经出现了一个新方式——掘地穴，上建塔。这种藏经方式应和唐宋塔中藏抄本和刻本佛经有关。

4．金初以后，房山刻经基本停止了，反映了华北地区佛教的没落。明代这里又杂入了道经，更说明了这个问题。

唐以后房山石经本身的学术价值、校勘的作用同唐石经，不过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即辽点查唐石经时，并不仔细，好像多存晚唐石经的第9洞被漏掉了，所以辽续刻的经有一部分与唐重复，于是就出现了唐、辽本的不同，石经本身可以互勘。也有不少已佚的佛籍，如上述华严经籍，还有辽道宗撰《发菩提心戒本》等（菩提心，求真道之心。新译为觉，求正觉之心。从广律中拔选戒律之每条者曰戒本）。前面谈到辽道宗时期以来所刻石经皆附帙号，帙号与《随函录》同，这一点正与《契丹藏》同，而《契丹藏》也正好在道宗初年完成，因此可以估计辽石经与《契丹藏》是同一底本，通理大师所刻4080小碑片的行款也正与《契丹藏》（行17字）同，因此，《契丹藏》所存虽少，但这里的房山石经却提供了大批石本，这批石本可以补充现存的《契丹藏》。

金以后元、明、清的石经，从学术上看，没有什么大的价值，现略去不谈了。

如有可能，最好去一趟房山云居寺。

关于房山石经的问题，以上仅就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所了解的情况介绍了一下，近年佛教协会对石经作了不少整理工作，应有不少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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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佛籍的版本介绍如上。阅读佛籍，可以《大正藏》为底，参见影印的《碛砂藏》《高丽藏》，必要时再取《赵城藏》对校。当然，有条件还应利用房山石经和敦煌卷子等。如果《大正藏》找不到，可用《缩刷藏》的影印本《频伽藏》。《缩刷藏》和《频伽藏》是以《阅藏知津》的顺序编排的，看此二藏时，可参考《阅藏知津》。如果利用《赵城藏》，可参考《至元录》，另外北京图书馆有新目。

下面介绍几本参考书：

1．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刊《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25—42。

2．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记略》，刊《现代佛学》，1954年4、5、8期。

3．林元白《房山石经初分过目记》，刊《现代佛学》1957年9期（《人民画报》1958年2期有图版）。

4．林元白《唐代房山石经刻造概说》，刊《现代佛学》1958年3期。

5．林元白《房山辽刻石经概观》（上、下），《现代佛学》1961年1期、1961年3期。

6．林元白《房山石经拓印中发现的唐代碑刻：介绍〈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刊《现代佛学》1958年1期。

7．阎文儒《房山云居寺》，刊《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9期。

8．林元白等《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