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1.历史上的研究概况
纵观整个中华文明史，以儒家礼学为代表的礼仪文化和礼仪德育研究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政权建设、教化民众、修身治家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呈现出盛世则礼仪兴、乱世则礼仪衰的特点，礼仪和礼仪德育在我国古代社会堪称社会发展的一种风向标。
（1）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是我国传统礼学和礼仪德育研究的重要特征
礼仪和礼仪德育在我国古代一直是政权建设、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早在先秦时期，礼学和礼仪德育思想就已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开启了礼学和礼仪德育研究的先河。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我国奴隶制走向衰退，常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盛赞西周文化，崇尚传统礼制——“周礼”，阐述了“礼”与“礼仪”“礼”与“仁”的关系，构建了“仁”“礼”统一的社会伦理模式。孔子认为，礼是治国安邦的基础，《论语》中有“不学礼，无以立”[18]，“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19]等说法。他以“存亡继绝”为己任，建立了以“德政”“礼治”为核心内容，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20]为主要方法、途径，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1]为宗旨的思想道德教育学说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学将孔子的礼学和礼仪德育思想不断系统化。战国时期的孟子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孟子以“性善论”和“民本论”为理论基础，主张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尤其强调以礼仪为手段加强人格塑造，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2]。先秦时期的儒学以荀子的礼学思想最为完善。荀子把“礼”作为道德规范体系和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阐述了“礼”的起源和作用，提出了一个关于封建等级制度和等级道德的理论体系——“礼论”。《荀子·修身》提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23]，成为世代流传的千古佳句。荀子主张人性恶，强调以礼矫性，认为圣王制定礼义法度的目的就是引导恶的人性转化为仁义道德。在以礼劝善的同时，他还引法入礼，提出以刑罚来补充、完善礼之不足。可见，礼学和礼仪德育思想作为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服务于政权建设为鲜明特征的多层面、全方位的思想体系。
先秦儒家之后，我国历代学者从经学的角度把古代礼仪当作一种“金科玉律”，反复进行传、注、笺、疏，并将《四书》《五经》等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教育内容，使得礼仪和礼仪德育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功能日益强大并世代绵延、长盛不衰。
（2）以礼仪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教育是现代礼仪德育的雏形，也是我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
我国古代教育是在先秦儒家礼学和礼仪德育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圣先师”[24]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他率先广招平民学生，并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作为教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育内容，确立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格调。两汉时期，政府通过学校推行礼制，太学是传授礼学的最主要途径，从中央到地方分别设立太学、县学、乡学，以仁义来教化人民，以礼来节制人民，成就了美好的公序良俗和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正如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所称：“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教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25]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良策，专设五经博士官负责经学传授。正是在这种太学传授体系的作用下，礼学得以按照自身的规律演化并日益系统化，形成了《周礼》《仪礼》和《礼记》，后人将其并称“三礼”，成为我国礼仪研究的最早成果，也将我国礼仪文化建设和礼仪德育实践推到了一个新高点。
（3）历朝历代的“制礼作乐”为礼仪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并推动礼仪文化和礼仪德育在时代更迭中不断演进
由于礼仪在社会治理、教化民众方面的独特功能，历代统治者常常通过“制礼作乐”、振兴礼乐文化来达到序尊卑、和谐社会关系的目的，这为礼仪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尤其在唐宋时期，伴随我国封建经济不断壮大和社会文化繁荣发展，我国礼仪文化日益发达，礼仪制度日趋完备。唐太宗时期定《五礼》（后世称为《贞观礼》），唐高宗时期修《新礼》（后世称为《显庆礼》），唐玄宗开元盛世时期纂修《大唐开元礼》，一步一步把我国的礼学研究和封建礼制推向巅峰；唐末杜佑撰写的《通典》中有《礼典》一百卷，堪称仪制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北宋时期的李觏把“礼”扩展到包括行政、法律、艺术、道德及生活方式等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所有方面，发展了自“荀子”以来的儒家“礼论”，完成了《礼论》《周礼致太平论》和《庆历民言》等思想和学术代表作。同期，张载提出“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修养之道，使关于“礼”的学说更加完善，礼仪德育内容体系日益庞大。
元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缺乏对儒家礼学的深入了解，我国礼学研究一度跌入低谷，直至清初的礼学复兴运动才得以扭转。即便如此，礼仪无论在朝堂还是在民间，也并未完全退位。明朝嘉靖皇帝即位之初，朝廷上发生了一场有关礼仪问题的争论，史称“大礼仪之争”[26]。争论围绕着对嘉靖帝的生父的封号问题而展开，一方是以嘉靖帝为首的议礼派，另一方是以执政的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护礼派”。由于“大礼仪之争”是围绕祖宗所创立的规章制度展开的，争的是祖宗之法、朝廷大礼，且是历史与现实的争论，所以“大礼仪之争”之后，人们更加普遍地关注与礼仪相关的典章制度的研究，关注时政问题，开启了经世致用之风。
清王朝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礼仪再度被奉为金科玉律。礼学复兴运动以万斯大为代表，他将治礼作为终生追求，目的是通过习礼以明其义，正本清源，通过心性道德的修养以实现修齐治平，拯危致治。为此，他与清初儒家一起倡导复兴礼学，对于振兴礼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礼仪研究趋于昌盛，涌现了一批礼经学的名家、名著，徐乾学及其《读礼通考》、凌廷堪及其《礼经释例》、胡培翚及其《礼仪正义》、黄以周及其《礼书通故》、孙诒让及其《周礼正义》等，对于我国新时代礼仪文化和礼仪德育实践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4）官礼与民间礼仪随着时代进步由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为我国古代礼学和礼仪德育研究与实践增添活力
早期的中华礼仪是尊卑有序的主要表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上层社会的特权和身份的象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曾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7]，“制礼作乐”只服务于朝堂，而“下等的庶民”没有实施礼的资格，为此不为其制定礼仪法条。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礼仪的缺失。中国自古就有重视家庭、家族的传统，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宗族关系在封建时代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为此，在国家礼仪制度、官方礼仪体系之外，家礼和民间礼俗研究自成相对独立的体系，为我国古代礼学和礼仪德育研究增添活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佛教、道教异军突起，儒家的传统礼仪一度受到严重冲击，这一背景恰恰为家庭教育以及家礼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使之得以迅速发展。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堪称我国家礼的典范，对古今家训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私家修礼之风兴盛，民间礼俗的规范化研究蓬勃发展，并逐步与官礼相融合，进而形成通用礼。北宋末期编纂的国家礼典《政和五礼新仪》，首次单列“庶人之仪”作为独立的类目，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面。北宋司马光所著《书仪》和南宋朱熹所著《家礼》，是我国古代家庭礼仪的两部代表作；另外《乡约》《乡仪》等蒙学读物也在此期间广为流传。
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朱熹所著《家礼》。朱熹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一生讲学五十余年。他承袭孔孟儒家的教育方法，同时综合了宋儒名家主张，所著《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历代科举考试的标准。他秉承《仪礼》及宋代官方礼书，中和民间与官方礼仪，删繁就简，完成《家礼》，具有“士庶”通用的特点，使礼仪与民众更为贴近，更为实用和易于操作，更便于化民成俗、重整秩序。《朱子家礼·昏礼》于元世祖时期被国家礼典所采用，使得《朱子家礼》成为国家通用礼仪，大大促进了礼仪的推广普及。《家礼》不但在明清时期传遍全国，而且对我国周边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奉其为儒教的“新古典”，并置于与《仪礼》同样重要的位置[28]。明代思想家丘濬以朱熹《家礼》为蓝本，站在人类区别于禽兽、华夏民族区别于夷狄，建设太平盛世、和谐家庭的高度，根据时代变迁撰《文公家礼仪节》八卷，赋予朱熹《家礼》新的时代特征，成为家礼传承的又一代表作。
综上所述，我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和礼仪德育一向被作为社会治理、教化民众的有效手段，也是家庭建设、律己修身的重要举措。沿袭数千年的中华传统礼仪文化和礼仪德育思想，为新时代礼仪德育研究与实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当今研究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礼仪文化和礼仪德育研究可谓一波三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虽然历经百年战乱百废待兴，但礼仪文化研究与礼仪德育实践却并未被忽视。国家对政务礼仪特别是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涉外礼仪及礼仪德育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典礼局[29]，负责制定我国建国初期的外交礼仪以及外国大使呈递国书、国家庆典、授勋、国家领导人新年春节聚会活动、国家集会等方面的礼仪，同时负责接待外国元首来访和我国主要领导人出访欢送、迎接的礼仪等。笔者藏有一本珍贵的小册子，是当时典礼局制定的《接待外宾须知》。《须知》分设10余章、30多节，包含礼貌、服装、迎送、住所、饮食、拜会、茶会、舞会、游园会、酒会、宴会、晚会、参观游览、照相、拍电影人员应注意的事项、礼品等文字内容和十余幅布置设计图。这些内容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和重大内政活动中所应遵守的最基本的礼仪规范，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国事礼仪专用教科书，又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礼仪典章制度建设的基础。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华传统礼仪文化视为“封资修”予以彻底铲除，这对我国礼仪文化和礼仪德育研究与实践堪称毁灭性打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得以恢复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为礼仪文化和礼仪德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近30年来出版相关书籍有数百部，论文数以千计。
（1）关于礼仪德育概念及其功能、定位问题的研究情况
虽然我国礼仪德育实践探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复兴，礼仪文化建设和礼仪德育研究随之不断深入，尤其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呈几何级数增长，但绝大多数属于教学实践成果，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占比明显偏小。至今未见对礼仪德育概念的解析研究成果。
关于礼仪德育的功能、定位问题，柳斌认为“礼仪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范，有礼仪规范，才能使社会生活井然有序”[30]。他主张加强德育要从文明礼貌做起，强调文明礼貌的优良传统不能丢失，否则轻则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重则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和耻辱。这一论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针对性，随后不仅促进了礼仪德育实践，而且引出一大批相关论文论著。
在德育、伦理学领域以“礼仪课德育功能”或“礼仪活动德育功能”为题进行礼仪德育功能研究，始于2004年蒋璟萍发表《高校礼仪课德育功能简论》，该文阐明高校开设礼仪课程是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在着力培养大学生的服务意识、和谐精神、谦逊态度和严谨习惯的同时，还要注意把礼仪教育与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纪律观的教育结合起来，充分展示其德育功能。其后，佟丽华（2005）、杜鹃（2012）、王迎新（2014）、邢雪平（2018）等人也陆续产出一些相关成果，但这样的专题研究成果数量相对不足，在系统性方面也存在明显欠缺。
关于礼仪德育功能研究的有些成果散见于非专题研究之中。邓剑华、陈万阳于2009年发表《德育视域下的礼仪教育》，认为礼仪教育具有引德、显德、保德的德育功能。张小平、李作南、李仁孝、李树青、薛德合、付红梅、康琳、郝德军、李衡眉等人从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礼仪和礼仪教育，均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礼仪课的德育功能。
在有关礼仪的论著中，仅有少数学者利用一章或一节的篇幅分析礼仪与道德的关系。如陈戍国的六卷《中国礼制史》（1998—2002），顾希佳的《礼仪与中国文化》（2001），邹昌林的《中国礼文化》（2000），葛晨虹（2001）、刘青（2009）先后所做的《中国礼仪文化》等。易银珍、蒋璟萍等人的研究较为深入，二人于2006合著出版《女性伦理与礼仪文化》，系统研究女性礼仪的道德本质、道德功能和道德特征以及女性伦理的礼仪要素和礼仪要求，从而概括女性礼仪的伦理道德内涵和女性伦理的礼仪文化内涵，揭示女性伦理与礼仪文化有机结合的客观机理和发展趋势。从礼仪与道德关系研究的角度看，此书不失为一部具有突出创新意义的佳作，但仅论及礼仪与道德的关系而没有研究礼仪德育问题。
关于礼仪德育定位问题的研究，笔者于2008年发表了《礼仪教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合理定位》一文，阐明社会主义新时期大力加强中小学礼仪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深入开展中小学生礼仪教育，是传承中华美德、弘扬先进文化的需要，是青少年一代不断完善自我、成人成才的内在需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要求，也是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提出礼仪教育应成为中小学德育的载体和有效途径，成为中小学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成为基础教育三级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对中小学礼仪教育的定位问题有所突破，但限于彼时的认识局限性，未能明确使用礼仪德育概念。尤文静（2016）、殷姿（2016）、武少玲（2015）、李云燕（2014）、吴蕴慧（2013）、王苏辽（2009）等人从不同的切入点也做了关于礼仪课程、礼仪教育的定位研究，但均未及应有的深度和系统性。
（2）关于礼仪德育的目标、内容、运行机理问题的研究情况
关于礼仪德育目标的研究目前仍散见于相关研究之中。蒋璟萍（2008）研究了成人教育背景下学生礼仪素质培养目标，提出针对成人学生，礼仪素质培养目标是具有道德修养的和谐社会公民、具有高尚情操的大学生、具有职业道德的从业者[31]。杨爱琴（2012）认为大学生礼仪教育的目标是行为养成[32]。蒋含真（2014）从基本目标、核心目标、发展目标三个层次研究了高职院校礼仪文化育人目标体系，主张根据差异化教学理念，对礼仪文化育人目标进行合理定位[33]。薛新芝（2015）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指导，遵循学前心理学和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从终期目标、分类目标和具体年龄目标三个层次来界定幼儿文明礼仪教育目标体系[34]。林琳（2017）通过研究孔子的德育培养目标，提出培养初等教育专业教师礼仪素养的目标[35]。
关于礼仪德育内容的研究，我国近年出版的大量论文论著，多注重对礼仪知识的介绍和礼仪规范的传授，重视具体礼仪规范的分析和讲解。其中，影响较为广泛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金正昆教授编著的实用礼仪系列教材，如《社交礼仪教程》《政务礼仪教程》《商务礼仪教程》《涉外礼仪教程》等，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礼仪规范要求和技巧，宣传普及礼仪知识，但对礼仪知识背后的思想性挖掘不够。再有，许多教材编写的框架是国际礼仪通则，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礼仪知识，但却未能从理论上讲清楚中国礼仪文化与西方礼仪文化的关系、传统礼仪文化与现代礼仪文化的关系，这就往往容易对读者形成误导，即错把礼仪与西方礼仪画等号，忽视中华传统礼仪文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意义和价值，舍本逐末。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彭林以其丰厚的史学底蕴，潜心投入于礼仪文化教学与研究，对中华传统礼文化进行现代阐释，著有《中国古代礼仪文明》（2004）、《礼乐人生》（2006）、《中国礼仪要义》（2014）、《中华传统礼仪概要》（2018）等。彭林教授作为史学家的探究大大加速了今人解读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进程，却在某种程度上钳制了其探索礼仪德育理论的脚步，但这又为礼仪德育内容研究做了良好的铺垫。
关于礼仪德育运行机理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已有少量关于其他教育领域、教育过程等运行机理的研究。翟中杰（2017）从运行环节、运行状态和运行控制三方面着手，层层剖析了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动态运行机理[36]。吴恺（2017）提出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运行机理有微观机理和宏观机理，微观机理包括环境熏陶机理、素质建构机理和动力激励机理等；宏观机理包括制度引导机理、竞争催动机理和评价反馈机理等[37]。武传君等人（2007）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动的运行机理进行分析，提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动的矛盾机理和调节机理，并从价值取向、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关于规范观念的矛盾三个方面解析了矛盾机理，从自我调节、社会调节两个方面解析了调节机理[38]。以上，可以作为礼仪德育运行机理研究学习的借鉴。
（3）关于礼仪德育的实施途径与策略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礼仪德育的实施途径与策略问题的研究并不少见，但研究的深度明显不够。从研究论文情况看，多数研究是介绍自身教育实践过程中的若干做法，具有较强的随笔或反思的痕迹，形式鲜活但理论色彩明显不够。其中，刘汉生（2008）的研究较为深入，从不断革新德育的内容和形式的角度倡导开展礼仪教育，号召学校、社会和家庭在礼仪教育中应在各自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相互配合，使青少年德育提升一个新的水平[39]。目前已有数十篇硕士或教育硕士毕业论文关注礼仪德育问题，其中，李婷婷（2020）、文琼（2018）、聂斌（2018）、杨芷茜（2017）、吕承烨（2015）、国金平（2012）等均在礼仪德育的实施途径与策略研究方面有所创新。李中亮（2007）的硕士学位论文《18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研究》，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到了仪式，探讨了成人仪式教育活动的意义、内容、实践以及效果提升等问题，不但为18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的普及推广、规范开展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而且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作为礼仪德育重要内容的仪式教育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对礼仪教育研究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冯艳（2019）从提高大学生文化自信视角，张琪如（2018）、张莹（2019）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视角，李亚萍（2019）从组织认同视野，分别研究了通过仪式教育来改进和实施礼仪德育问题，也值得关注。
综上，当今我国礼仪德育研究虽相关成果数量多，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偏少；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学校（幼儿、中小学、大学及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家庭和社区礼仪教育方面。这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也为本书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国外研究综述
1.历史上的研究综述
国外对礼仪和礼仪德育的研究也有较长的历史。在《荷马史诗》等文献资料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经典著述中，就已有大量关于礼仪的描写或论述。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礼仪研究迅速发展，有很多礼仪著作传世。如16世纪意大利作家加斯梯良编著的《朝臣》，被作为文艺复兴时期青年的手册，该书论述了从政的成功之道和礼仪规范及其重要性，不仅是一部文学经典著作，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礼仪著作；尼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撰写的《礼貌》，着重论述了个人礼仪和进餐礼仪等，提醒人们讲究道德、清洁卫生和外表美；生活在此期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礼节和仪容》中不仅谈到仪容的重要性，并且告诉人们讲究礼节要注意分寸。虽然研究成果数量不在少数，但这些研究大都是从民族传统文化、宗教礼仪和社交礼节等角度展开的，基本没有涉及礼仪德育的理论问题。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礼仪文化和礼仪德育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编撰了《青年行为手册》；英国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于1693年写作了《教育漫话》；1716年汉堡出版缅南杰斯的著作《论接待权贵和女士的礼仪——兼论女士如何对异性保持雍容态度》；英国外交家查斯特菲尔德勋爵写给儿子的84封信（被称为《教子书》）等。其中，《教育漫话》系统地、深入地论述了礼仪的地位、作用以及礼仪教育的意义和方法，不但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至今对包括礼仪德育在内的学校教育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当今研究综述
西方现代学者编纂、出版了大量的礼仪书籍，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法国让·赛尔的《西方礼节与习俗》、英国学者埃尔西·伯奇·唐纳的《现代西方礼仪》、德国卡尔·斯莫卡尔若的《请注意您的风度》、美国伊丽莎白·波斯特的《西方礼仪集萃》、美国教育家卡耐基的《成功之路丛书》等。这些书籍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其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多为礼仪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不是礼仪德育的思路与方法等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国外开始出现“礼仪与品格”（Etiquette and Character）、“礼仪与伦理”（Ethics and Etiquette）、“礼仪与道德”（Morality and Etiquette）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强调道德是礼仪的伦理基础，礼仪是道德的起点和表现形式。法国当代哲学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在其《小爱大德》一书中，比较了礼仪与道德的关系，强调礼仪是道德的开始和源泉。西方的社群主义也做过一些探讨，主张重视约束社会群体的传统规范。新加坡将“礼”列入“八德目”作为“治国之纲”，认为“礼”的形式可以随时代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礼仪德育不应局限于礼仪的具体形式，更需继承的是“礼”的精神。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历史还是当前，国外对礼仪德育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也比较薄弱，在深度、广度上都很不够。
总之，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对礼仪德育的研究状况，与我国迅速发展的礼仪德育实践相比，不但相对滞后，而且依然停留在初步的、浅表的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