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 脑科学在中国

迪克·斯瓦伯

我和中国的联系始于 1991 年。那一年，我意外地收到一个名叫周江宁的中国学生的来信，他问我，他是否可以来阿姆斯特丹到我的实验室来做博士研究生。我回信说非常欢迎他来，但是我们需要先为他申请奖学金以支付他在阿姆斯特丹的生活费用。半年之后他再次写信给我，告诉我他已经成功获得 NUFFIC ①1奖学金的资助。不过，他不打算立即前来，因为他想先学习荷兰语。我给他回信说：“学习荷兰语是浪费时间，请立即过来。”

在我当时担任所长的荷兰脑研究所里，来自大约 12 个国家的科学家们在一起工作，大家用英语交流，有时候带着令人惊异的口音。在此后的8 年时间里，周江宁从博士研究生到博士后，一直都在我们研究所做研究。

从后续结果来看，周江宁的到来对于这本书在 20 年之后在中国出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江宁于 1998 年回到中国，在后来我和我儿子第一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江宁担任我们的私人向导。对于我来说，那一次访问不仅是一次文化震撼，也是我对中国产生强烈的热爱之情的开始。在那一次以及随后多次对中国的访问期间，我充分体验到了这个充满幽默感的勤劳民族的热情好客。在上海、北京、西安以及长江南部的“水乡”，我欣赏到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遗迹。我还在黄山、九寨沟、西双版纳、桂林等地观赏到美丽之至的自然风景。从我首次访问中国开始，我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就迅速扩展开来。我定期访问中国，做学术报告、授课、参加学术会议，启动中荷两国间科研合作。与此同时，许多既有天赋又肯努力工作的中国学生也陆续来到阿姆斯特丹，来到我的实验室，通常要学习和工作许多年。此外，我还被中国的多所大学和研究所聘请为客座教授：1998 年在安徽医科大学，1999 年在首都医科大学，2005 年在北京放射医学研究所，2007 年在浙江大学。2011年，我非常荣幸地被浙江大学聘任为光彪讲座教授。

这些年来，我目睹了中国的迅速发展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科学等领域获得领先地位，心中充满了钦佩之情。在我与中国科学家的广泛交流中，以及我对中国多地进行的多次访问中，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中国的知识。尤为重要的是，在我与中国合作者们的坦诚讨论中，我不仅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还带着快乐的心情和极大的兴趣学到了有关中国人性格、中国文化、传统，甚至是关于宗教的观点等方面的知识。我对文化之间的差异很感兴趣，例如中国人会对家庭、集体以及国家的利益给予优先考虑，或者说中国人对这些概念比更主张个性独立的欧洲人要看得更重。

我们的大脑受到遗传背景以及成长环境的双重影响。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和欧洲的确存在着差异。我总是将我培养出的 76 位博士看作自己的“科学孩子”。当他们最终成为教授并将自己的学生送到我的研究组来工作时，他们总是喜欢和我开玩笑说，那些孩子就是我的“科学孙子女”。这些“孙子女”中的一位是来自周江宁教授研究组的包爱民，她的部分博士研究生工作在合肥完成，另一部分在阿姆斯特丹完成。眼下她已成为浙江大学医学部的一位神经生物学教授。当初她在博士毕业之后，曾到我的研究组工作了很长时间 ①，足以充分理解我的见解—不仅是神经科学知识，还有脑科学研究在社会、文化、宗教和历史中的地位。她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促进东西方神经科学家之间以及神经科学家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这使得她在本书中文版诞生的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

这本书是我一生脑研究工作的总结，也是关于这些工作的社会效应的讨论。它的结构是简单的，遵循着以下路线：从大脑在母亲子宫内的孕育，到死亡后科研人员对大脑标本的研究，其间包括有关大脑的功能和疾病的至关重要的信息。它向普通民众、学生以及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们描述了胎儿大脑是如何发育的，在母亲怀孕的过程中子宫内外环境中有哪些威胁胎儿发育的因素，大脑的性别分化方式，以及人们性格中的很多方面是如何在母亲的子宫内就被决定的。这本书还阐明了胎儿和母亲的大脑是如何合作并调节胎儿的分娩过程的，此外又涵盖了其随后的阶段，例如青春期、恋爱中的大脑，大脑的衰老以及大脑在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中衰退的过程。

本书讨论了大脑在进化中的演变以及记忆的机制，还解释了大脑损伤和疾病的原因与结果，并解释了人们如何提高大脑的机能，如何借助诸如深部脑电极刺激和基因疗法等新技术来治疗大脑疾病。

此外，它还论述了源于大脑发育期间的疾病，例如成瘾、抑郁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症、进食障碍以及肥胖症等。读完这本书之后，你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你会是你现在的样子，正如这本书的题目阐述的：我即我脑。

在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我也提出了作为一位外国人，我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重要议题的观点，例如对于令我印象深刻的、被视为“生命的哲学”的传统中医学，包括草药治疗的观点。我非常期待看到在设立了良好对照的医学研究的基础上找到传统中医学作用原理的证据。我还认为，针灸的疗效不仅仅是安慰剂效应。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我还向我的中国朋友们提供了我作为一位脑科学研究者，对于那些仅仅是在近年内才在中国广泛讨论的话题的见解，例如关于同性恋、变性人，以及精神疾病对于道德行为、法律和社会支持所造成的影响。此外，关于我们生命终结时期的所有措施和过程，例如安乐死，我也发表了我的看法。

我还介绍了那些目前在荷兰被激烈讨论的涉及大脑的话题，例如恋童癖和自由意志中的大脑。同样，关于宗教，在欧洲的情形与在中国的佛教中的情形也大相径庭，这是我在参观九华山、普陀山以及那些遍布中国各地的寺庙时所感受到的。但是，所有这些章节都有一个共同点：大脑在这些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非常类似的。

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可以加强中荷人民之间以及中荷两国文化之间的联系，因为两者对我而言都非常亲切。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没有我的“小”学生和“大”合作者—包爱民教授的巨大努力，将这本书介绍到中国来的工作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俩曾经就本书中的几百条“困难的句子”进行过热烈的讨论，直到她可以向读者提供简明易懂的、正确的中文译句为止。非常感谢你，爱民！

① 荷兰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编者注

① 指博士后阶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