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大脑决定人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周江宁

我是迪克 · 斯瓦伯教授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按老师的要求，我一直称他为迪克。我的学生们则称他为迪克教授，因为他们觉得直接称迪克似乎有些不敬。看来，我的学生们比我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素养。

早就听说迪克最近写了一本书在荷兰异常“火”，近半年一直高居科普类畅销书榜首。很遗憾没有机会读到原书，因为他是用荷兰语写作的。不由得想起 20 年前，当我决定要去阿姆斯特丹，在迪克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和迪克讨论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学习荷兰语，他回答我说：“学习荷兰语是浪费时间，请立即过来。”大多数时候我都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这一点，我一直耿耿于怀。现在终于证明：如果我当时学会荷兰语，我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读迪克的这本书了。感谢众多的中文翻译者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包爱民教授的辛勤工作，我们终于可以阅读本书的中文版了。像往常一样，每次得到老师的文章时都会迫不及待地从头到尾读一遍。也像迪克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总是试图在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后，在脑研究的领域避开老师的影响。我已经试了 20 年了，但是读完本书之后，我又一次放弃了。

《我即我脑》（原书直译），迪克的这本书，从时间上涵盖了在子宫中诞生的“我脑”到死亡后一直延续的“我脑”的信息和编码。从功能上包括了从人类最原始的性功能到最高级的认知功能。现在的准妈妈们对怀孕时母亲对胎儿的影响非常重视，经常有“胎教”之说。读完本书后，你会知道胎儿的大脑对母亲有多大影响，是胎儿的大脑告诉妈妈应该何时分娩的。换句话说，“胎教”是胎儿对母亲的教育。

如今的社会对谈论性取向或性别身份的自我鉴定已经十分宽容了。可是在 20 年前，当迪克首次证明同性恋的大脑与异性恋的大脑有差异的时候，曾引起了轩然大波。书中描绘了当时社会上甚至包括科学界激烈反对的情况。幸运的是，当 5 年后我们证明变性人①1的大脑与正常人的不同时，社会上则是一片赞扬之声。

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脑的老化和老年性痴呆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迪克在 20 年前就提出了在大脑老化过程中，大脑的“用进废退”的假说。已经有许多证据表明：适当的刺激可以重新激活老化过程中失活的脑细胞，多锻炼脑比锻炼身体更重要。

脑科学的研究最终是为了解决脑疾病的问题，本书通过作者亲历的病例描绘了脑疾病发生时的表现和可能的原因。尽管它可能还不是最终答案，但是医学研究的美妙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脑科学从诞生伊始就不可避免地与哲学“混搭”。“我即我脑”可以说是“我思故我在”的拓展，也可以说是为意识的起源寻找物质基础。迪克不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从他对意识、自由意志、道德、灵魂，甚至是宗教的描述中，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建立“神经哲学”这一新的学科。事实上，完全可以说，大脑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在书的尾声，迪克描述了另一幅美丽的画面：在死后的脑组织中，如果及时取材，我们可以在体外培养，继续观察到生命的迹象，即“死亡后的生命”。再退一步，在志愿者死后捐献的脑组织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信息，这为我们研究脑的功能和揭示脑疾病的病因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资源。

迪克是荷兰人脑库的奠基者。数十年来，荷兰人脑库为全世界的科学家提供了大量的脑组织标本，为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及造福后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于1998 年回国的时候就希望在中国建立人脑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取得进展。每每想起这件事，总是觉得愧对老师。也许，这个心愿要由我的学生们来完成了。

① 即正文中提到的异性癖。周江宁教授这里采用的“变性人”一词即本书正文中为了区别大众词汇中的“变性人”而使用的“异性癖”一词。—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