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阿梅利科·卡斯特罗博士的警报

“问题”这个词貌似无害的外表下，却可能隐藏着一个预设命题。谈论“犹太人问题”就是肯定犹太人是个“问题”：是预言（和建议）追捕、掠夺、枪杀、断头、诱奸未成年少女和阅读罗森贝格[34]博士的文章。虚假“问题”的另一个坏处是鼓动同样为不实的解决方法。对老普林尼（《自然史》第八卷）来说，仅仅观察到龙在夏天攻击大象是不够的，他还大胆设想，龙这样做是为了喝干大象血，因为无人不知，大象血很凉。对卡斯特罗先生（《……语言特点……》）[35]来说，仅仅观察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语言的混乱”是不够的，他还大胆设想出“暗语化”和“对高乔语谜一般的热衷”。

为证明第一个结论，即西班牙语在拉普拉塔河遭到破坏，博士使用了一种——如果我们不想怀疑他的智力，就要说是“诡辩之术”，如果我们不想怀疑他的诚实，就要说是“天真”——的方法。他在帕切科[36]、瓦卡雷扎[37]、利马[38]、拉斯特·瑞松[39]、康图西[40]、恩里克·冈萨雷斯·图尼翁[41]、巴勒莫、延德拉斯[42]、马尔法蒂[43]那里搜集片语只言，像儿童般一本正经地抄写下来，然后到处展示，作为我们“堕落”语言的实例。他没想过，像这样的描述（“端着啡咖加奶牛[44]/和螺旋面包/你来到市中心/硬装有钱佬”）属漫画笔法，而是认定其为“严重受损之症”，究本溯源，则是“出于众所周知的情况，当西班牙帝国的脉搏到达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时，已经虚弱无力”。若以此类推，那么也可认为，在马德里西班牙语已经荡然无存，正如拉法埃尔·萨利纳斯收录的这曲小调（《西班牙罪犯：他们的语言》，一八九六年）所显示的那样：

El minche de esa rumí

dicen no tenela bales;

los he dicaito yo,

los tenela muy juncales...

El chibel barba del breje

menjindé a los burós:

apincharé ararajay

y menda la pirabó.[45]

与这么一团迷雾相比，下面这首可怜的暗语小调真可算是清澈见底：

El bacán le acanaló,

el escracho a la minushia;

después espirajushió

por temor a la canushia.[46]

在第一三九页，卡斯特罗博士向我们宣布，自己还写了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语言问题的另外一本书；在第八十七页，他洋洋得意地说自己破译了林奇写的一段乡下人对话：“里面的人物使用了最粗俗的表达，只有我们这些完全熟悉拉普拉塔河各种行话的人才能明白”。“各种行话”：这个复数很奇特。除了暗语（有限的监狱用语，没有谁会梦想将它与枝繁叶茂的西班牙吉卜赛话作比较），在这个国家没有其他行话。我们没有以方言为忧，但的确以方言学院为患。这些机构以谴责由自己发明的“行话”为生。它们根据埃尔南德斯，拼凑出“高乔语”；根据某个为波德斯达兄弟马戏团工作的小丑，想出“西意掺杂语”；根据小学四年级学生的语言，又想出“颠倒音节”。它们有语音学家：明天就可以给小鹦鹉的叫声注音。它们所仰仗的，就是这样的断章取义；而如此之“财富”，无论是现在或将来，我们都要归功于它们。

“口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表现出的严重问题”也同样不实。我曾游历过加泰罗尼亚、阿利坎特、安达卢西亚，卡斯蒂利亚，也曾在法德摩萨住过两年，在马德里住过一年，这些地方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我从未看到西班牙人比我们讲得更好（他们讲话的声音更大，这的确是事实，而且带着不知疑问为何物的笃定）。卡斯特罗博士指摘我们使用过时语言。他的方法很耐人寻味：他发现在奥伦塞省的圣马梅·德普加镇，人们已经忘了某个词的某个意义，所以就马上得出结论，认为我们阿根廷人也应该忘记……事实上，西班牙语的确有几个缺点（单调的元音主导、语调过于铿锵、不能组成复合词），但是却没有那些蹩脚捍卫者所指摘的缺欠：难。西班牙语简单至极。只有西班牙人才认为它艰深：可能是因为加泰罗尼亚话、阿斯图里亚斯话、马略卡话、加利西亚话、巴斯克话、瓦伦西亚话的影响让他们糊涂，也可能虚荣导致错误，还有可能是语言上的笨拙（比如说他们会混淆宾格和与格，用le mató来替代lo mató，他们通常不会发Atlántico和Madrid[47]的音，他们认为一本书可以冠以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拉普拉塔河的语言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卡斯特罗博士这本书中，每一页都充斥着传统的错误看法。他鄙视洛佩斯[48]，而尊崇里卡多·罗哈斯[49]；他否定探戈，却对哈卡拉[50]心向往之；他以为罗萨斯[51]是个马匪首领，是类似拉米雷斯[52]或阿蒂加斯[53]式的人物，所以荒唐地称他为“领头的半人马”（格鲁萨克更形象、更准确地选用了“后方民兵”这个字眼来定义他）。他不让用——我觉得他说得有理——cachada这个词，却接受tomadura de pelo[54]，后者看上去既非更合逻辑，也非更具魅力。他攻击美洲习惯用语，因为更喜欢西班牙的习惯用语。他不喜欢我们说de arriba，想让我们说de gorra[55]。这位“布宜诺斯艾利斯语言事实”的检查者严肃地记录：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管龙虾叫acridio；这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卡洛斯·德拉普阿[56]和雅卡雷[57]的读者向我们揭示，taita这个词在郊区话中是“父亲”的意思。

这本书的形式与内在也并无二致。有时，它采用商业文体：“墨西哥图书馆拥有一流的图书”（第四十九页）；“海关……强制课以高价”（第五十二页）。有时，在冗长无味的思考中，又会冒出别开生面的无稽之谈。“这样，就出现了唯一一种可能，暴君，他是民众漫无方向的能量的聚合，他不会引导民众，因为他不是指路人，而是压倒一切的庞然大物，是巨大的矫形器，机械、野蛮地将离群羔羊赶回羊圈。”（第七十一、七十二页）还有些时候，这位瓦卡雷扎的研究者想要做到“公允”：“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阿隆索和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的精彩语法[58]才会遭受轰炸。”（第三十一页）

拉斯特·瑞松笔下的混混们在言语间会拿骑马打比方；卡斯特罗博士犯起错来却更加多面，会将无线电和足球齐用：“拉普拉塔河的思想艺术是宝贵的天线，可以接收世间任何价值与苦练，若有利信号的方向没有被命运改变，强大的吸收姿态会让硕果呈现。诗歌、小说和散文在拉普拉塔河不止一次完美‘进球’，在科学与哲学领域，亦有耕耘者鼎鼎大名。”（第九页）

在错误、浅薄学识的基础上，卡斯特罗博士还不厌其烦地添加了阿谀、韵文和恐怖主义。

后记：我在第一三六页上还读到：“像阿斯卡苏比、德尔坎伯或埃尔南德斯那样，一本正经而非玩笑地投身写作，此事耐人寻味。”我把《马丁·菲耶罗》结尾篇章抄在这里：

他两个溜进圈栏，

偷偷把马群驱赶。

对此事非常老练，

叫牲口走在前面。

很快就过了边界，

神不知鬼也未见。

他们已越过边境，

那时正升起曙光。

克鲁斯劝说马丁，

再看看身后村庄。

就只见热泪两行，

在朋友脸上滚落。

沿着那既定方向，

走进了漠漠大荒。

旅途中或有争斗，

也不知生死存亡。

但愿得有朝一日，

知道些真情实况。

介绍过这些消息，

故事就到此告尽。

我讲述这些不幸，

只因为都是实情。

您所见每个高乔，

都是用苦水泡成。

苦难和不幸编成，

每个草原高乔人。

请您把心中希望，

寄托在上帝身上。

我已经尽抒己见，

在此就告辞收场。

倒霉事人所共有，

可就是都不肯讲。[59]

我“认真、而非玩笑”地问：谁讲的更像是方言，是我抄录的这些流畅诗句的作者，还是那位前言不搭后语，写下将羊赶回羊圈的矫形器、遭受轰炸的语法或者在文学题材中踢起足球的人？

在第一二二页，卡斯特罗博士列举了一些文体正确的作家的例子；虽然我也位居其列，但我自认还算不上完全不够资格来谈论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