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阿根廷人的语言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女士们，先生们：

阿尔图罗·卡珀德维拉博士对我的介绍妙语生花，却多有谬赞之虞。我在这里感谢他的美意，本人的“名不符实”会很快让大家醒悟过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真正的“我”，虽然没有谁乐意那样。我习惯写作，拙于言辞。前者如同“无的放矢”，很难通过它学会演说家瞬间说服的本领，所以大家——包括你们和我本人——不妨姑且将就一下。

我的主题是“阿根廷人的语言”。这一说法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组词时的任性，是将两个词强扭在一起，缺乏任何现实对应，就像说“纯诗歌”、“持续运动”或者“关于未来的最古老的历史学家”一样，子虚乌有，缺少依托。关于这种可能的看法，我以后再去回答，现在只想指出，很多概念起初都只是词语的偶然搭配，后来却被时间所证实。我猜测，infinito[1]这个词最早不过是相当于inacabado[2]，但现在它在神学中却成为上帝的美德之一，在形而上学中成为争执不休的焦点，在文学中受到普遍关注，在数学中是完善了的缜密概念（罗素解释了无穷基数的相加、相乘、乘方以它们的世系为何近乎可怕），此外它还是我们仰望苍穹时一种油然而生的感觉。同样，当“美”或者珍藏的对“美”的记忆突然袭来，又有谁不曾感到：早就存在的对“美”的赞颂，就像对它的预言，像一种预感？Linda[3]这个词，是对未来女友的预见，只是为她一人准备。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两股彼此相反的势力在反对“阿根廷语”这一说法。一股认为，通俗剧中的“郊区话”已经是这种语言的雏形；而另一股则是“纯正派”、“西班牙派”，认为西班牙语已经足够完美，添枝加叶实属离经叛道或无用之举。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错误。所谓“郊区话”，若名实相符，那么是指郊区所说的方言，就应当是里尼尔斯、萨韦德拉、南圣克里斯托瓦尔[4]这些地方的常用语言。然而，此种假设不能成立——无人不知，“郊区”这个词的经济涵义超过它的地理涵义。“郊区”是市中心的群居房；“郊区”是乌里武鲁街最后一个街角，雷克莱塔街尽头的大墙、门口聚集的穷苦混混、孤零零的杂货店和刷成白色的低矮小屋，他（它）们都在引颈期盼——只是不知是社会变革，还是探戈风琴。“郊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西边常见的、杂乱空荡的街区，插在被拍卖房屋上的红旗——代表用砖窑、月供与贿赂写成的城市史诗的红旗——不断占据美洲新的角落。“郊区”是帕特里西奥斯公园那里工人的怒火以及信口雌黄的报纸中对怒火所做的解释。“郊区”是指恩特雷里奥斯大街和拉斯埃拉斯大街一带根深蒂固、不会轻易作古的大院，“郊区”还是那些不肯靠近路边、躲在黑漆木门后闪闪发光的小房子，小房子四周围廊环绕，绿植满庭。“郊区”是努涅艾斯街用锌皮隔开的偏僻矮房，溜滑的壕沟上搭起的木板小桥和小巷中停着的光秃秃的板车。“郊区”是诸多对比反差，所以它的语言不可能整齐划一。我们的穷苦阶层没有一种通行方言——“郊区话”也不是。克里奥尔人[5]不说，妇女们只是偶尔使用，即便混混们在讲它的时候，也是赤裸裸的炫耀，是为了哗众取宠。它的词汇贫乏，区区二三十个意思，再靠混乱无章的同义词变得复杂。它是如此贫乏，以致经常要用到它的通俗剧作家只能不断编造新词，借助颠倒一般词汇给它增添活力。它的贫乏与生俱来，因为“郊区话”不过是从暗语，即小偷使用的暗语，沉积下来的，或者说是对它的传播。暗语是众多行话中的一种，是关于勒颈和撬锁的学问。认为这种专事犯罪、缺乏普通词汇的行话可以排挤掉西班牙语，就如同认定数学语言或者锁匠用语可以一跃成为唯一语言一样。英语没有被俚语所取代，而西班牙的西班牙语也没有被昨日的暗语或今日的吉卜赛话所取代。何况，今日的吉卜赛话尚且算是一种丰富的语言，因为它来自古吉卜赛语及其变体之一——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暗语。

“郊区话”没有灵魂，完全是偶然产物，所以我们郊区文学的两位经典人物都没有使用它。无论是风趣浅白的恩特雷里奥斯人何塞·西斯托·阿尔瓦雷斯[6]，还是“有点戏谑，有点忧愁”，勾起每个人对巴勒莫回忆的天才青年，同样来自恩特雷里奥斯的卡列戈[7]，都不喜欢这种语言。两人都懂暗语方言，但都避而不用。阿尔瓦雷斯在他九七年出版的《警察回忆》中对很多词汇和暗语进行过解释；卡列戈在某首十行诗中曾拿暗语开玩笑，但故意没有署名。事实上，两人都认为，暗语既不适用于克里奥尔人的诙谐俏皮，也不适用于虔诚之人的庄重言行。弗朗西斯科·安塞尔莫·希卡迪[8]在他那本包罗万象的皇皇巨著《怪书》中，也没有使用这种语言。

但是，为什么要援引名人为例呢？从来不喜咬文嚼字以追求语言“纯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也从未认真使用暗语。米隆加[9]是街头混混放荡不羁的声音，里面也没有经常掺杂暗语。这再自然不过：市井粗人——巴尔瓦内拉街或蒙塞拉特街角一带的牲口伙计、工人、屠夫——是一回事，在下巴勒莫和凯玛一带流窜作案的罪犯则是另外一回事。最早的探戈，那些古老快乐的探戈，从来不夹带暗语，只是当前的浅薄时尚才让后者变成了不可或缺，让探戈里面充满莫名其妙和故弄玄虚。每首自诩用“民间语言”写成的新探戈，都是一个谜语，伴以各种教训、推论、语焉不详以及评论者言之凿凿的争论。这种混沌是必然的：百姓不需要给自己添加地域色彩，只有效颦者才认为这是必须，而且，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总会失去掌控。生动活泼的米隆加体现的是城市底层人的精神，使用的是大众语言；探戈跟从的则是矫揉做作的国际风气，使用的是罪犯语言。

我就不再赘言了。如果事业是正义的，而且已胜券在握，那么再积累证据就有害无益，让得到了的或昭雪了的真相变得索然无味。随意抛弃一种几近通用的语言，藏匿在一种粗鄙、鬼祟的方言——罪犯行话和监狱用语——之后，将我们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伪君子”，让我们以恶行和卑鄙为荣，实属偏执的莽夫之举。这种可悲的倒退已然被德·维迪亚[10]、被米格尔·卡内[11]、被奎萨达[12]、被科斯塔·阿尔瓦雷斯[13]、被格鲁萨克[14]所否决，而后者用他习以为常的讽刺口吻反问道：“难道会因木排而放弃帆船吗？”

现在我想放下郊区话，去探讨另外一种错误，就是认为我们的语言已然完美，任何添枝加叶均属毫无益处的离经叛道。这种理论主要也是唯一的依据就是我们的词典——西班牙人的词典——中收录的六万词汇。我想说，这种数字上的优势只是表象，并非实质；唯一一种无穷无尽的语言——数学语言——只通过十余个符号就足以表达任何一个数字。也就是说，区区一页算术词典——包括数字以及运算符号等——实际上词汇量却最大。指代意义的丰富才更重要，与符号数量本身无关。后者只是对数字的迷信，是卖弄，是收藏家与蛊惑者的癖好。我们知道，英国主教威尔金斯[15]（堪称在语言思考方面最睿智的乌托邦主义者）曾设计出一套国际书写或符号系统，只用两千零四十个五线谱符号，就可以表达任何事物。当然，于他的无声之乐而言，声音并非必须，这是它的最大优势。这个题目我很想继续谈下去，但此刻我所关注的却应当是“西班牙语的丰富”。

西班牙语的“丰富”其实是它“死亡”的委婉说法。粗人也好，非粗人也罢，一翻开我们的词典，面对无穷无尽而又无人会说的词汇，都会瞠目结舌。任何一位读者，不管他是多么博览群书，在词典目前，都会深感自己无知。指导词典编纂的“堆积”原则——现在还在根据这一原则，将所有暗语、纹章学术语、过时词汇一股脑地收入皇家语言学院的词汇表中，就是将这些死亡词汇凑到一起的始作俑者。最终展现的，则是一部精心编排的亡魂大戏，成为《皇家语言学院语法》中所说的“我们那让人羡慕的丰富、准确、生动的词汇瑰宝”。丰富、准确、生动。这个三位一体的空洞组合——语义含混，唯一的解释是它们共同流露的妄自尊大——就是那些皇家语言大师“说如不说”风格的最纯粹体现。

他们所要的，就是完美同义词，是西班牙式的长篇大论。词语检阅队伍中的人数是多多益善，哪怕里面走的是幽灵、失踪者或死人。缺少什么表达内容并不重要，要的只是华服盛典以及西班牙语的“丰富”，换言之，即欺骗。昏睡的头脑加上声音的孕育催生出同义词：免去改变内容的麻烦，只要改变响动即可。皇家语言学院兴高采烈地接纳它们。我在这里照搬一下它的建议：“在我们的黄金世纪，词汇的丰富多变（说）备受推崇，所以教书先生不厌其烦地加以宣扬。举例来说，如果一名语法学家需要引用内夫里哈的话作为权威例证，他完全不用千篇一律，而是可以采用各种漂亮的说法——‘内夫里哈如是说’、‘他感觉’、‘他如是教诲’、‘他这样说’、‘他如是提醒’、‘他的看法为’、‘他的想法是’、‘他认为’、‘根据内夫里哈的想法’、‘如果我们相信这位西班牙的恩尼乌斯[16]’——以及其他任何一种同样贴切的说法。”（《皇家语言学院语法》第二部分第七章）我委实认为，这一连串同义说法作为表达手段，与文学的关系就如同是否拥有漂亮字体一样。而且，皇家语言学院对于同义词制造出的虚假繁荣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致到了无中生有的地步，比如它不允许说“hacerse iluisiones（梦想）”——不知为什么，皇家语言学院认为此种说法不合语法，而提出让我们打个铁匠铺式的比方：forjarse ilusiones/quimeras[17]，或者效仿梦游症：alucinarse[18]或soñar despierto[19]。

认定西班牙语已经达到全盛，违背逻辑和道德。违背逻辑，是因为一种完美语言意味着拥有伟大的思想或情感，也即拥有伟大的诗歌文学或哲学，西班牙从未有过这样的长处；违背道德，是因为这一想法相当于将我们最珍贵的所有——未来，阿根廷伟大的明朝——丢弃在了昨天。我承认——并非不情不愿，甚至可以说是轻松愉快，西班牙的某些天才中的一位抵得上整部文学史——堂弗朗西斯科·德·戈维多，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还有谁呢？有人说还有堂路易斯·德·贡戈拉，有格拉西安，以及伊塔大主教。我不想抹杀他们，但也不想回避另外一种看法——西班牙文坛的常态让人生厌。它的琐碎、庸碌和人物都是凭借轻松的抄袭之术。不是天才的，便是庸人；西班牙文学的唯一资源就是天才，甚至到了如果一个西班牙人不是天才，那就连一页好文字都写不出来的地步。梅嫩德斯·佩拉约写的散文以循循善诱而备受推崇，但实际上它的清晰是出于翻来覆去的老生常谈，透彻则是因为已知和众所周知。关于乌纳穆诺的文字，我就不说了；在他身上，自诩天才的味道挥之不去。如果一名西班牙人写得好——就是人们认为的“写得好”：文笔练达，我们就可以认定他是睿智之人；但换作法国人，情况就会不同。长篇大论而非惜字如金，这就是我们语言的西班牙式平庸。

那种被引以为豪的数字上的优势，是多而无益。卡萨·瓦伦西亚伯爵把西班牙语和法语对比，他所使用（抑或滥用）的简而化之的方法，也许会证明我的看法并非路人之见。这位先生通过统计数字发现，《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词典》中收入了将近六万个词汇，而《法语词典》中只有区区三万一千个。这样的比较结果让他欣喜。然而，这一统计难道就能说明一个讲西班牙语的人要比讲法语的多掌握两万九千个词汇吗？未免言过其实。试问：如果一种语言只是在数字上占有优势，而非在思想或表达内容上，那又何必沾沾自喜？同理，如果数字真的可以作为依据，那么任何一种思想，若不是用英语或德语表达，就都是贫瘠至极，因为这两种语言的词典中各自收录了超过十万个词条。永远拿法语做参照，这一做法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因为法语的词汇量少是出于语言俭省的需要，经由文体学家积极推动。抛开效率不谈，用词少是拉辛的刻意追求。这是俭省，而非寒酸。这里我想稍事小结。在我们的作家身上，我发现两种语言倾向：一种是通俗剧作家的做法，他们写出的语言没有人说，即便有人喜欢，也恰恰是因为它的夸张和漫画色彩，听起来像异乡的声音；另外一种则是文化人的做法，他们因西班牙语的早夭而痛不欲生。这两种情况都有悖于正常语言：前者跟随暗语，后者则是推崇词典中那问题百出、对古董词汇念念不忘的西班牙语。与这两种情况都不同的，是那没有被书写下来的阿根廷语，它日日响在我们耳边，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家园，我们的信任以及交谈出的友情。

我们的前辈做得更好。他们是“我手写我口”，口与手不会相背而行。他们是有尊严的阿根廷人：他们自称“克里奥尔人”时，既非像井底之蛙一样傲慢，也非冲动气愤。他们手中所写，是当时的语言：他们不想因循西班牙人，而堕落成混混流氓也非他们所愿。我脑中想的是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比森特·菲德尔·洛佩斯，卢西奥·维克多·曼西亚和爱德华多·怀尔特。他们的阿根廷语说得很好，那时还无人使用。在写作中，他们不需要装成别人，也不需要彰显自己是新来乍到；今天，这种自然已经消耗殆尽。两种不同的姿态在引导当今文坛，一种是伪民间，另一种是伪西班牙。要么是粗话连篇，扮成乡巴佬、逃犯或粗人；要么是装作西班牙人，操着一口空洞无物、自说自话、没有祖国的“国际”西班牙语。偶尔一见的异端——爱德华多·斯奇亚菲诺、吉拉尔德斯——才是文坛的骄傲。这一现象，显而易见，是种病态。在战火纷飞的早期年代，当阿根廷人绝非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使命。建立祖国是一种需要，是绮丽的冒险，也正因为是冒险，所以让人豪情万丈。现在，当阿根廷人已经成为一种再轻松不过的行当。没有人会想我们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很多人的想法是，随波逐流，原谅探戈的粗俗，抛开任何法国式激情，不再激动。还有一些人则是逢场作戏，扮成特务“马索卡”[20]或土著克丘亚人。但是，“阿根廷”远远不是抹杀一切或是一场大戏，而应当是一腔热血。

很多人会狐疑地问：“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和我们阿根廷人讲的西班牙语之间到底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任何鸿沟，所以才能幸运地畅通无阻。一种细微差异的确存在：这种差异很小，所以不会妨碍语言的流通，但是又足够清晰，让我们从中听出自己的祖国。我想的不是我们添加的那几千个西班牙人不懂的本地词语。而是我们的声音营造出的氛围，是我们给予某些词的讽刺或亲近之意，是它们的温度差异。在词语的本义上并没有分别，但是在涵义上却的确有了不同。这种差异在议论文或说明文中完全不存在，但是在和情感有关的内容上，差异却很明显。我们的辩论是西班牙语的，但我们的诗篇，我们的幽默，却已然属于这里。与情感相关的——让人或喜或悲——属于它们，是词语连带的氛围而非它的本义决定了情感。súbdito[21]（还是借用阿尔图罗·科斯塔·阿尔瓦雷斯所说的例子）这个词在西班牙是体面的，在美洲则是诋毁。envidiado[22]这个词在西班牙是恭维（如西班牙人官方语法书中所说，“我们那让人羡慕的丰富、准确、生动的词汇瑰宝”），而在这里，如果有人以被别人羡慕为荣，那我们就会认为他品格低下。我们的诗篇中最常歌颂的arrabal[23]和pampa[24]，内中意境不是任何一个西班牙人都能体会的。我们的lindo[25]是实实在在的赞美之词，而西班牙人说的时候，却没有这么强的赞美意愿。gozar[26]和sobrar[27]在这里带有贬义。《西方杂志》，甚至阿梅利科·卡斯特罗[28]先生本人都一再使用的egregio[29]一词，很难让我们产生同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当然，只看到区别也是误区。高乔的不会比西班牙的更“阿根廷”，有时后者还会盖过前者：llovizna[30]和garúa[31]这两个词都同样属于我们，而大家都用的pozo[32]则比乡下土语中的jagüel更为我们所接受。一味盲目推崇本地话无异是一种新式“掉书袋”，是又一种错误和低俗。macana这个词就属于这种情况。米格尔·乌纳穆诺先生——西班牙唯一一位形而上学“感知者”，而也正有藉于此和其他智慧，成为一位大作家——曾想推行这个怪词。但是，macana这个词是懒人的词汇。法学家塞戈维亚在他匆匆写就的《阿根廷话词典》中，是这么说的：macana——胡话、谬论、傻话。这本身意思已经太多，但还不是全部。悖论是它，疯狂的话语和举动是它，出了问题是它，老生常谈是它，夸大其词是它，前言不搭后语是它，疯言疯语是它，不常见的也是它。因为这个词可以无处不用，所以大行其道。用这个词可以“划清界限”，让自己置身事外，隔离开不懂或者不想懂的内容。macana，我们的昏昏然，我们的乱成一团，愿你早日消亡！

总之，词语问题（同样也是文学问题）属于那种缺乏统一解决办法或万能金丹的问题。在语言体内（就是说，在可懂范围内：这个边界之外是无穷，对这样的边界我们并不能真的抱怨什么），每个人的责任就是找到自己的声音。当然，这一责任于作家而言尤为重要。我们作家想要实现一个悖论，仅通过词语（躺在纸面上的词语）就达到与人沟通的目的，我们也知道自己语言的软肋。我们放弃了目光、表情、微笑的辅助，而它们代表一半的谈话和超过一半的乐趣，我们自己遭遇表达瓶颈。我们知道，给万物命名的，不是那位悠闲的园丁亚当，而是魔鬼——那条嘶嘶吐信的毒蛇，那位错误和冒险的开始者，那颗偶然的果核，那位堕落的天使。我们知道，语言和月亮一样，有它阴暗的一面。我们对此再清楚不过，但还是想让它变得和未来——祖国最好的财产——那样明净。

我们生活在一个承诺的年代。一九二七年：阿根廷伟大明天的前夕。我们期待西班牙语——在塞万提斯那里是淡定的怀疑，在戈维多那里是辛辣的讽刺，在路易斯·德·莱昂[33]神父那里是对幸福的渴望（而非幸福本身），并且永远带着虚无主义和布道的色彩——在美洲诸共和国中，却是愉悦和热情。有人以讲西班牙语为幸事，用西班牙语对形而上学的畏惧进行高级思辨，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什么，同时也是巨大的勇气。人们总是把死亡带到这种语言里，总是把醒悟、建议、悔恨、顾虑、提防，以及文字游戏、双关语等同样代表死亡的内容塞到里面。单调的语音（也就是说：那让人生厌的元音主导，正因元音数量太少，才让人厌倦），让它更像布道，听起来总是铿锵有力。然而，我们要的是一种温柔、幸福的西班牙语，可以与我们那日落美景，与街头巷尾的甜蜜，与我们的盛夏、雨滴以及公开的信仰，相伴相生。“被期待的实质，对未见的昭示”——圣保罗这样定义“信仰”。我们来自未来的回忆——而我会这样翻译。“希望”是我们的朋友，她跟我们说，让阿根廷的调子完全融入西班牙语。每个人都写出内心深处的声音，我们就会拥有她。只要让我心我思发出声音，无需其他任何文学和语言技巧。

这就是我要向你们讲的。未来（更贴切地说，是“希望”）牵引我们的心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