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额宝奇迹
2013年的初夏，两个被形势逼到墙角的团队联手上演了一出绝地反击。用了半年的开发期，克服了监管、系统、流程、体验上的种种困难，一款兼具了余额理财和支付消费功能的互联网产品——余额宝，应运而生。
它的出现不仅缓解了当时支付宝沉淀资金的难题，也稳固了当时随着快捷支付发展而有所削弱的账户属性。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定义了支付宝的外延与内涵。
余额宝在无意间成为唤醒大众理财意识、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重塑理财行业格局的关键角色。更重要的是，它大大加速了互联网与金融业融合的进程。
从横空出世，到快速膨胀，再到戴上紧箍咒，最后向金融机构开放……余额宝恰好诞生在了旧秩序与新世界的分水岭上，而它的每一步都成为时代沉浮的缩影。
横空出世
2013年7月1日10：01，时任支付宝公关总监的陈亮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了一个@支付宝的帖子——《一个互联网金融的奇迹》。
余额宝背后实质上是一款兼具了理财（货币基金）+支付（实时消费）功能的产品。当支付宝用户将余额转入余额宝后，实际购买了天弘基金管理的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因为T+0的产品设计，转账当日即可获得收益，转出也可当日到账。不仅如此，余额宝内的资金还可以随时用于网购支付，完美结合了用户对于收益性、流动性的要求。
凭借理财加支付的双重功能，以及零费率、低门槛、7×24小时的便捷服务，余额宝上市6天，用户数便突破百万。到陈亮转发帖子时，余额宝的用户数已经超过2012年国内用户数最多的前十大货币基金的客户数总和。
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货币基金的历史数据就知道，“奇迹”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夸张。
要知道，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国内市场上共有73只货币基金，净值总额为3039亿元，占整个公募基金的12%。而当时，距离中国第一只货币基金的推出已经过去了10年时间。
很快，中国货币基金的数据便被余额宝不断刷新。
上线3个月，余额宝背后的天弘增利宝已经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只货币基金。来自支付宝和天弘基金方面的数据显示，到2013年年末时，天弘基金的投资账户数为4303万户，规模已达1853亿元。等到余额宝上线一周之际，这两个数字已经变为1亿用户、5742亿元规模。
余额宝的爆发式增长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也许是命运的巧合，被称为“理财神器”的余额宝神奇地“撞上”了中国资金市场前所未有的紧缺时期。
回头来看，2013年的那个夏天，充满了魔幻色彩。
2013年6月20日，这是疯狂的一天，足以载入中国银行间市场史册。当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在此之前的几年里，这两项利率长期在3%以下徘徊。
这是余额宝上线的第7天，资金市场已经饱受“钱荒”的炙烤两周了。
2013年6月6日，农业发展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一只短期国债流标，嗅觉灵敏的交易员们已经觉察到了异样，焦虑和不安的情绪开始在市场中蔓延。当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全面攀升，隔夜利率异常大涨135.9个基点至5.98%，隔夜回购利率一度暴涨至10%。
随后在6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这被市场解读为宽松预期彻底被浇灭。而在外围市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表讲话，勾勒出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间表，这亦加剧了流动性紧绷的预期。
最终，酝酿了多日的悲观情绪集中喷发，出现了前面所谓“载入史册”的一天。当时流传甚广的一首交易员版《江城子》反映出了当时市场上的悲壮情绪。
那段时间，为了获得更充裕的流动性，金融机构纷纷提高了资金利率。而余额宝的资产组合中，银行协议存款和结算备付金[23]占到了逾9成的比例，间接成为这场“钱荒”的受益者。
再加上，货币基金不受银行存款利率的限制，也没有缴交存款准备金的要求。更低的运营成本使得余额宝的收益率也就比一般的银行存款要高上不少，年化收益率一度高达6.763%。
就这样，极致的产品体验撞上极端的市场行情，它们碰撞出的火花点燃了那个夏天，也照亮了一个新的世界。
无心插柳
放在今天，怎么强调余额宝之于蚂蚁金服、之于中国新金融行业的意义都不为过。但回到几年前，它的出现却充满了偶然性。
2011年时，已经在支付市场牢牢占据龙头位置的支付宝随着用户的增多而陷入了“成长的烦恼”。虚拟账户沉淀资金日益增多，支付宝希望找到办法来缓解备付金的压力。
因为当时央行已经开始就支付机构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征求意见。按照计划，支付机构要按照备付金银行账户利息的10%计提风险准备金。这一计划一旦推行，将对支付机构的流动性带来不小的压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考量在于用户。因为监管规定，沉淀在支付宝备付金银行账上的资金利息无法分给用户，这也让用户的账户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是商业生态进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创新往往源自对用户需求的满足和业务痛点的改善。但到了数字经济时代，实现这个目标变得愈发复杂。尤其，当跨行业、跨领域的融合愈发频繁，业务的创新需要考虑更多维的因素。
那么，回到2012年的支付宝，如何能够同时实现控制备付金规模、保持快捷支付的发展以及提升支付宝的账户价值等多重目标？
一开始，支付宝保险事业群的一个小团队被分配到了这个任务。因为当时大家能想到最直接的解决方案是把这部分资金交给保险公司做资产管理。但支付宝账户金额小、流动性高的属性与保险公司长期、稳定的投资风格大相径庭，这个方案无疾而终。
后来，这个小团队把银行、券商、基金等金融机构走了个遍，现有的金融产品和解决方案也论证了一圈，却并没有找到适合的解决方案。
就在小团队为备付金问题四处奔走、一筹莫展的同时，淘宝新事业部迎来了一位新总监——祖国明，他入职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探索淘宝的理财业务，希望可以搭建一个线上的理财产品销售频道。
一个偶然的契机，祖国明联系上了他相识多年的老友——刚刚加入天弘基金担任首席市场官的周晓明。这位首席市场官深知，互联网渠道是让这家行业排名靠后的基金公司逆风翻盘的唯一希望。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开始探索如何在互联网的世界打开一个基金销售的新渠道。
尽管现在网销基金已经是件稀松平常的小事，动动手指、两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但在当时，受到政策的制约，要在淘宝上卖基金变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天弘基金和淘宝网的这次试水，一度搁浅。
但幸运的是，祖国明和周晓明前期的探索并没有浪费。很快，随着祖国明岗位的变化，双方的合作又有了新的契机。
2012年4月，祖国明从淘宝新事业部转到了支付宝，负责基金团队。当时，支付宝正在申请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这个在2012年才刚刚开闸的牌照可以让第三方支付公司介入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中，正好打破了他在淘宝新事业部时所面临的瓶颈。
带着新的思路，祖国明也加入到支付宝备付金和账户价值的解决方案探索中。
因为既要保证支付宝的用户利益，又要注重用户体验，从流动性和安全性考虑，货币基金成为不二之选。事实上，支付公司与货币基金结合也早有先例。那就是在线支付巨头PayPal在创立的第二年便设立的PayPal货币市场基金。
这个集合了申购门槛低、操作便利等特点的PayPal货币市场基金让支付账户上的大量沉淀资金产生了一定的收益，虽然没有具备余额宝实时支付的功能，但在当时已是不小的突破。巅峰时，PayPal基金的规模一度接近10亿美元。[24]
尽管后来因为美国长期的低利率环境，PayPal基金的收益持续在低位徘徊，规模也在不断缩减，并于2011年被关闭。但PayPal早期能顺利从众多支付公司中脱颖而出，这个产品可以说功劳不小。
2012年5月，支付宝正式获得基金支付牌照，这让“货币基金+支付功能”的产品构想有了落地的可能。而天弘基金提出的T+0方案，既解决了传统货币基金产品流动性的问题，又让支付的便利性得以保障。双方一拍即合。
余额宝的诞生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不仅是产品体验上的创新，还有其落地过程中技术、理念乃至监管方面的突破。而参与其中的人当时并未预料到，这款产品上线后所引发的一连串效应。
漩涡中心
克服了重重困难的余额宝刚一上线便被拖进了漩涡中心。
2013年6月21日，在证监会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有关余额宝的提问时表示，该产品有部分基金销售支付结算账户并未向监管部门备案，也未向监管部门提交监督银行的监督协议，违反了有关规定。
本就备受关注的余额宝更如烈火烹油，当天下午央视新闻频道便播出了一则快讯称，余额宝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部分规定，业务可能被叫停。
尽管这次“备案门”危机伴随着备案材料的补交很快便得以平息，但随着余额宝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争议声随之出现。
“余额宝所冲击的是中国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冲击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安全。”2014年2月21日，央视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钮文新在其署名文章《取缔余额宝》中痛斥道。他的言辞颇为激烈，那句流传甚广的“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便是出自这篇评论。
钮文新指责余额宝没有创造价值，而是拉高了全社会的经济成本并从中渔利。“它们通过向公众输送一点点蝇头小利，为自己赢得了巨额利润，同时让全社会为之买单。”甚至对监管，他也丝毫不留情面地说道，“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居然对余额宝这样的‘金融寄生虫’无动于衷。”
一石激起千层浪。
如果说之前的矛盾还只是集中在产品设计本身——因为余额宝作为一款创新型货币基金的确在很多方面突破了既有的规则——那么这篇《取缔余额宝》则是将这种矛盾上升到了影响社会经济成本和金融秩序稳定的层面，并通过央视的影响力将这种质疑快速推到了公众面前。
尽管钮文新的观点有些极端，但也确实代表了市场上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尤其，直指“宝宝类”产品和资金价格上涨的关联，更是激化了“钱荒”之后的一些市场情绪，也让支付宝与银行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客观来说，把当时资金价格上涨的原因推给余额宝显然是有失公允的。首先从时间来看，资金面紧张的情况早在余额宝上线之前便已出现，它只是恰好赶上了这波资金成本上扬的顺风车。再加上，货币基金对风险的容忍度较低，主要投向银行同业存款也是常规做法，并非余额宝所开创。
只是，余额宝的一些特殊设计，比如T+0和实时支付消费，让货币基金与活期存款的界限变得模糊。再加上，同业存款无须缴纳存款准备金，使得银行可以给出较高的收益率，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享受到了制度红利。
当时，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在谈及余额宝时曾表示，问题的症结不是抑制“宝宝类”产品，而是要解决银行同业市场所存在的制度性问题。这也一语道破了余额宝争议背后，真正深层次的原因。
余额宝之后，各种同类产品层出不穷，进而带动了整个中国开放式货币基金的增长。全市场的货币基金规模在2013年12月已经增加到7476亿元，是余额宝上线之前的两倍，而短短3个月之后，这个数字便又翻了一番到14578亿元。
除了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外，各大电商如苏宁易购、京东商城，以及门户网站新浪、网易、凤凰等都成为基金公司争相合作的对象，联合推出了各种“宝宝类”产品。
在这些流量巨头的带动下，中国的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总规模同银行各类存款的比率也由2013年年初的0.5%左右上升到2014年3月的1.3%。可以说，这是中国货币基金市场的一次跨越式发展，也让金融业真正意识到了互联网的力量。
一边是天性保守且风险偏好极为审慎的金融业，一边是出身草根又极具颠覆精神的互联网。尽管两者的融合迸发出了电光火石般的轰动效应，但不同的“基因”也注定了这个融合过程的坎坷与未知。
“余额宝从诞生第一天就得到了监管部门的大力指导和有效监管，从诞生至今的264天里，共计得到各种监管43次，平均每6天一次。怎么监管？包含文件备案汇报、现场调研、现场检查等多种形式。从2014年1月至今，央行、证监会、国家审计署等累计来监管了19次。”陈亮在其微博上写道。
从诞生之初，监管部门便对于这个爆款产品格外关注，而关于它的热议则一直延续到隔年的“两会”上，时任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被取缔，但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这才让“取缔”一说彻底平息了下来。
但无论如何，随着余额宝规模的一路高涨，它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以及对投资者的风险提示和资金安全保障都变得愈发重要，来自监管、舆论、市场等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它就像一条鲶鱼，搅动了沉寂已久的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产品、服务和渠道，甚至在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发展重心从“以产品为中心”逐渐转向“以客户为中心”。
与此同时，大众的理财意识和金融需求被极大地唤醒，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高效而便捷的体验，这大大降低了大众触达金融的门槛。突然之间，巨大的市场潜力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