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研究回顾
（一）国内研究状况
备荒仓储制度属于国家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术研究领域看属于灾荒史研究的一部分，对备荒仓储制度的研究和学界对灾荒史的研究息息相关。[4]纵观学者们对清代荒政和仓储制度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迄今为止的研究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梳理：
1．从制度史角度对于清代仓储的整体研究
20世纪20—40年代，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古代荒政、民食、仓储制度的历史考察等角度对清代仓储制度有所涉及，其意义因此主要体现为对历代荒政、仓储制度、民食政策等的初步综合研究，[5]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代表性成果有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6]该书分上、下两卷共30章，上卷时间跨度自上古至明代，下卷为清代。下卷中，对清代的民食、灾荒救济等作了全面的阐述，内容包括务农劝更；屯垦；人口与仓谷之消长；常平、社等仓，漕运与京畿民食之关系；粮食调节、维护以及灾荒赈济等，是围绕民食问题对清代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作出的较早研究。
邓云特（邓拓）的《中国救荒史》[7]被誉为我国第一部从宏观上完整、系统、科学地研究历代灾荒的专著，也是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救荒史研究专著。全书分三编，第一编“历代灾荒的史实分析”，第二编“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第三编“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第二编将历代救荒思想分为三方面加以论述，即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消极救济论和积极预防论。在积极预防论中，论述了历代以重农、仓储为重点的改良社会条件的思想和以水利、林垦为重点的改良自然条件的思想。第三编分述了巫术消极救荒的政策和积极救荒的政策，对应第二编救荒思想的发展，分别阐述了历代遇灾治标政策、灾后补救的政策、改良社会条件和改良自然条件的具体政策的内容和实施过程以及利弊得失。若从仓储制度研究的角度评价，与冯书相比，邓书是从“救荒”或者“荒政”的角度，将其视为积极预防灾荒的一种思想和政策，并对其历代运作形态、利弊得失作了分析，这些都对后来的荒政和仓储制度研究有所裨益，并使该书成为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学者案头的必备书。
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沉寂之后，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学术界也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特别是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学术界由过去的“眼光向上”转变为“眼光向下”，开始关注起普通劳苦大众的生活，人们看到了自然灾害对普通群众生活的重大影响，开始把灾荒问题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并且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联系起来，探讨社会历史的变迁。除此之外，联合国决定在1990—2000年开展“国际减轻灾害十年”活动，加之1991年安徽、江苏等8省遭受特大洪涝灾害，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等，这些国际活动和国内现实需要对灾荒史的研究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灾荒史的研究逐步升温并趋向繁荣。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清代仓储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若从制度史的角度来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继续从荒政角度切入，将仓储制度放在古代“荒政”体系中做更为深入的综合性研究。二是专门的清代仓储制度研究。应该注意的是，由于灾荒史研究方法的创新，除了历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以外，出现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灾荒以及救荒问题。
国内学者有关清代荒政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上却可圈可点，重要学者有李向军、叶依能、倪玉平等。其中以李向军的成果最具代表性，他在清代荒政研究方面颇有心得，于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对清代荒政基本内容、程序做了细致梳理，并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如荒政与吏治的关系、制度建设、社会效果等给予重点关注。在发表了系列论文的基础上，李向军于1995年出版了《清代荒政研究》[8]一书，该书被认为是一部清代荒政的拓荒之作，也是该领域少见的专门性著作。尽管由于成书年代和资料所限，全书分析所使用的理论工具仍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如今看来减损了该书的部分价值，但仍无法掩盖该书在对清代荒政有关问题上的全面整理和观照的特色，尤其书后所附的全国主要省区灾况、灾蠲、灾赈年表，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分引言、灾荒概述、救荒的基本程序与救荒、备荒措施、荒政与财政、荒政与吏治、荒政评价六章内容，书中指出：清代救荒的基本程序有报灾、勘灾、审户、发赈等环节；救荒的主要措施有蠲免、赈济、调粟、借贷、除害、安辑、抚恤等；备荒的主要措施有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形式。其认为清代救荒的措施已完全制度化，并以立法的形式贯彻实施，因而清代荒政已发展到中国古代荒政的最高阶段。他还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详细论证了荒政好坏与吏治、财政之间的相关性，结论令人信服。大致说来，学者们不否认清代的荒政制度达到历史高峰，对清代统治得以长期延续功不可没。同时指出可以乾隆中期为分界，将荒政制度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制度施行得力、救灾效果较为明显，而后期随着财政日趋紧张、吏治逐渐败坏而使得荒政体系弊端丛生、日渐溃败、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终致失序和崩溃。由此，仓储制度也随之衰败。[9]康沛竹还在《灾荒与晚清政治》[10]一书中对清代仓储制度前后期的变化作了探讨，着重揭示了晚清时期大多仓储有名无实这一历史事实的政治原因。
由于研究主题所限，学者们对荒政体系中作为备荒措施重要形式的清代仓储制度，仅做了必要讨论，无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弄清仓储制度在整个荒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研究清代仓储制度的重要前提，这一点已成为专注于仓储制度研究的学者们的自觉意识。
关于具体的仓储形式，尤其是重点或专门探讨清代社仓的成果，牛敬忠在《清代常平仓、社仓制度初探》[11]一文中重点探讨了清代常平、社二仓的发展演变，认为二仓在乾隆时期已经发展十分成熟，但嘉道以后逐渐衰败，至同光年间虽有重建，但与前期无法相比。在另一篇《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12]文章中他着重分析了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他认为常、社二仓实质上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公共性食物积累，是封建政府对生产、分配过程施行的一种调节、控制措施，是存在于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管理制度。它与保甲制度相经纬，并且通过其运营，客观上起到了对封建纲常及重本抑末、安土重迁等观念的维护作用，其主要功能体现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农民最低程度的简单再生产、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他的观点相当有说服力，亦直观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对于清代仓储性质的一般认识。张岩的《论常平仓与相关类仓的关系》[13]一文从常平仓的演变入手，着重论述了常平仓与社仓、义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此外，赵新安的《雍正朝的社仓建设》[14]一文则对雍正朝前后期社仓建设从兴盛到停滞的变化作了细致的阐释。
此外，还有一些著述也对清代的仓储及其相关问题有所涉及，冯尔康、常建华在《清人社会生活》[15]“社会救济”一章中对常平仓、社仓、义仓作了专门介绍。张建民、宋俭在《灾害历史学》[16]“农业时代的减灾救灾实践”一章中将明清仓储制度作为独立单元，对其内容、分布、作用等进行了中肯分析。
2．多学科视野下的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
从学界对清代仓储制度研究的成果来看，早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仓储制度的整体研究上，比较注意对仓储制度的宏观把握，所利用的资料以会典、实录、文献通考等官书为主，对区域仓储制度的研究虽然也同时起步，但成果并不算多。应该说，在仓储制度的研究方面，整体研究和区域研究都很有必要，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整体研究以仓储制度或某种仓储形式为研究对象，着眼于其在全国的推行情况，关注点在制度本身的发展演变上，侧重于制度层面的讨论，这固然有助于对仓储制度的全面认识和整体把握，但缺少其在具体地区运行实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研究终究是不完整的。而区域研究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它以某一具体地区为研究范围，重视中央仓储制度在该地区内的实际运作，融合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对仓储和地方社会进行综合性的系统研究。加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视野逐渐转向区域化、基层化，区域社会的研究开始升温，地方仓储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成为仓储研究的问题之一，关注仓储在基层社会生活、基层社会控制与社会救济、地方福利等方面的深层意义，由此展示乡村救济和乡村生活的实态，进而勾勒官方与民间、官方权力与士绅活动、地方政治和社会变迁等之间复杂的关系。
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方面，以广东、江南地区、四川为代表。广东地区的仓储研究较早出现，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陈春声对广东的常平仓、社仓、义仓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成果：《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17]《清代广东的社仓：清代广东粮食储备研究之二》[18]《清代广东常平仓谷来源考》[19]《论清末广东义仓的兴起——清代广东粮食仓储研究之三》[20]等，在这些文章中，他系统阐述了清代广东各类仓储形式的兴起、设置、仓谷来源、管理制度、具体运转、发展等，并深入论证了这一仓储体系在广东地方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广东地区各类仓储的系统研究，他第一次将仓储制度的变化与社会学中的社会控制概念联系起来，认为仓储问题以往多被视为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其演变反映了基层社会控制权的转移过程。他认为，广东仓储的演变反映了基层社会控制权逐渐下移的过程，体现出社会发展多样化的趋势。
另一项比较突出的研究是一些学者围绕对《佛山义仓总录》这一资料的利用，集中对佛山地区的义仓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成果有：高惠冰《清代前期的佛山义仓》、[21]赖达观《略论清代佛山义仓》、[22]冼剑民《清代佛山的义仓》[23]等，这些文章对清代前期佛山的义仓性质、救济方式、管理模式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并指出了佛山义仓与珠江三角洲其他义仓的不同之处：通过将私人捐助的义仓店铺、船舶实行资产租赁保障了义谷的延续，凭借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完全的民办民管，不许官府插手，保证了义仓的有效运作，从而使得义仓克服了原有佛山社仓的流弊，承担起赈济灾荒、地方慈善、地方公共事务甚至是保卫家乡的军事用途等多种社会职能，稳定了地方社会秩序。
江南地区的区域研究一向繁盛，仓储问题的研究虽然不像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那样丰富，但却极具深度。吴滔以明清苏松地区为中心，对其仓储制度作了深入探讨，他的《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24]《明清苏松仓储的经济、社会功能探析》[25]《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乡村救济事业》等文分析了该地区仓储制度的内容、特点、管理、运营、社会功能等，并论述了乡绅对于地方仓储的意义，以及社仓、义仓在乡村社区救济中的作用。他提出了“乡村救济网络”这一概念，并指出苏松地区的乡村救济活动是以一定的仓储积累（主要是“民仓”）为基础，通过与民间捐助、宗族救济、个人救济等形形色色的民间救济手段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乡村社会的救济网络。
苏州大学黄鸿山、王卫平《清代社仓的兴废及其原因——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26]一文从社仓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吏治腐败两个方面讨论了清代江南地区社仓兴废的原因，认为江南地区的社仓制度存在借还难、任人难、劝捐难等弊端，本身易产生问题，加之清中后期吏治逐渐腐败，主管地方官吏与不法社长狼狈为奸，营私舞弊，社仓遂走向衰落。紧接着，他们在《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义仓为例》[27]一文中，探讨了以往被学界忽视的传统仓储制度近代化问题，认为晚清义仓与前期相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保障面有所扩大，保障层次也有所提高，显示了从单纯的备荒仓储向具有近代色彩的社会保障机构的转变。
有关江南地区仓储制度近代化的探讨，另一项专门研究是吴四伍的《晚清江南仓储制度变迁研究》,[28]该文清楚阐明了江南地区仓储制度由前期的常平仓、社仓、义仓体系向晚清的积谷仓制度转型的变化。他对积谷仓的探讨显得颇具新意，给本项研究带来较大启发，笔者意欲探究，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仓储制度经历了怎样的转换，是否有和江南地区同样的现象存在。
四川省地处长江上游，王笛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29]一书第八章中对四川省地方仓储常平监仓、社仓、义仓的谷物来源，储谷实数与人口数对比等作了概括论述，分析了仓储演变的历程和原因。他在《晚清公共领域中的地方士绅、官僚与国家权力关系——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中心》[30]中将社仓、义仓和义田、义捐视为“公共领域”的重要部分，这也是他的研究令人瞩目之处。他指出，社仓、义仓在康乾时期出现，并逐渐普及，和祠庙、会馆、地方教育等一起，意味着清前、中期社会的重建和公共领域的出现。到了晚清，新的公共领域得以发展，而以社仓为代表的传统地方福利事业衰落了。究其原因，人口扩张是最主要因素之一，人口压力导致粮食短缺，社仓没有充足粮源得以补充，当然这也和社会变化以及社仓自身缺陷不无关系。
近十余年，有关西北、云南、台湾、山东、广西、河南等地仓储与区域社会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将区域社会研究不断向前推进，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清代尤其近代以来地方社会变迁的理解。例如，吴洪琳对陕西社仓的研究成果有《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31]《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32]都指出陕西社仓谷本主要来源于耗羡银购买这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并分析了由此带来的经营管理上的特点和弊端。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时代变化》[33]一文探讨了常平仓储粮规模变化与政府对常平仓额储规模的规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安定状况以及管理制度等之间的内在关联。王水乔在《清代云南的仓储制度》[34]一文中指出，清代云南仓储对稳定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所起的作用。同时指出，由于清代云南粮食一直短缺，加上仓储运行中的弊端，仓储的这种作用又是十分有限的。
岳现超的《清代广西社仓研究》[35]主要从清代广西社仓兴起的背景、发展演变、社仓的分布特点、谷本来源、运行管理及其社会作用等方面，对清代广西社仓做了全景式的素描，并通过与江南、云南之简单比较，提炼出广西社仓在创设时间、官绅力量对比和积谷规模上的区域性特征。吴霞成《清代山东仓储探究》、[36]王林《清代山东仓储的兴建、管理及存废》[37]二文，涉及山东省仓储的发展演变、设置与管理方式、内部结构、兴废原因等问题。赵鑫《清代河南仓储研究》[38]一文则对清代河南省常平仓、社仓、义仓的组织建构与管理、特点及作用和弊端等方面进行了完整的梳理。
具体到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相关研究，这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关注的地区之一，关于农业、水利、环境开发和保护、自然灾害、气候、资源开发与利用、移民与人口、市镇、商业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展开，成果丰硕，具体到关于仓储制度的研究，近十余年逐渐增多。任放的《明清长江中游市镇与仓储》[39]一文探讨了以往被人忽视的市镇与社仓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清代虽有州县立常平、市镇立义仓、乡村立社仓一说，但在实施中并非如此，在长江中游，因为市镇的巨大辐射功能，社仓常立于此，以市镇为依托发挥着更大的功能。姚建平在《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的管理及其与常平仓的关系》[40]一文中指出，两湖地区社仓的分布呈现出里甲式层级结构，其管理和保甲制度相结合，其与常平仓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起着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而其在《内功能与外功能——清代两湖地区常平仓仓谷的采买与输出》[41]一文中则讨论了两湖地区常平仓的主要内容。
关于三省仓储的分别研究，有关湖南省的研究主要包括：杨鹏程《古代湖南仓储研究》,[42]郑利民《湖南仓储制度及其在赈灾中的作用和弊端》,[43]黄均霞、苏寒莎《论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44]唐林生《清代湖南的社仓》[45]等，内容涉及清代湖南仓储制度和社仓的兴衰演变、救灾中的作用和弊端、地理分布等，但没有论及晚清时期湖南仓储的制度性变革。施由民《清代江西的仓储述论》[46]、李娜《清代江西仓储之建设与经营管理》[47]对清代江西省仓储的建设、发展特点、经营管理等做了分析。陈建凯在《清代江西社仓的时空分布与运营》[48]中对考察清代江西省社仓的状况以雍乾为主，嘉道之后的情形则未提及。
总之，多学科视野下的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其目的并非仅仅考察各地区仓储发展的异同，以此突出本区域的“特色”，而是在各地区仓储研究的基础上，共同建构起对于清代仓储区域实践的完整形象。更进一步，则是以“仓储”作为观察的窗口，来讨论清代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间、官绅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及其和地方社会的相互影响，以此展现清代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达到对于清代国家与社仓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3．有关清代荒政和仓储制度的功能和性质讨论
对于清代荒政和仓储制度功能和性质的认识，早期学者们多将其视为经济问题，陈春声、牛敬忠等人则认为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用社会管理、社会控制来阐释仓储所蕴含的社会学意义。接着，则是“公共领域”“社会保障”等概念的引入，为传统的仓储研究带来了新意。以“社会保障”概念为例，其本为西方社会行之已久的一项社会制度，其要旨在于为国家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我国，着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也不过是近十年来的事。那么，这一纯西方的概念框架，是否能应用于我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尽管迄今为止仍有争议，如陈桦就曾批评过“社会保障”这一概念应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不严谨之处，他坚守对古代荒政体系的传统研究思路，即从社会救助的角度而非用时髦的“社会保障”概念来予以定位。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使是传统制度“集大成”时期的清代社会救助制度，仍然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内容、救助目的、救助对象、标准、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它没有今天的社会保险，也基本不存在社会福利，社会慈善工作更仅处于初始阶段[49]。
然而这并不妨碍另一些学者坚持从“公共领域”“社会保障”入手讨论传统社会的仓储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此方面的探索。
张大鹏《朱子社仓法的基本内容及其社会保障功能》[50]一文大约是将仓储（社仓）制度和“社会保障”概念联系起来的最早尝试。这一将中国传统制度和近代西方理论勾连的大胆想法显然具有足够的新意和吸引力，为仓储制度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张品端《从社仓法看朱熹的社会保障思想》[51]循此进一步从社仓法分析了朱熹本人的社会保障思想。此后，将荒政、仓储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联系起来，探讨其中所蕴含的社会保障意义的论著不断增多。从研究时段看，这一思路涵盖了从宋到清期间的每一个朝代，尤其是对明清两朝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
21世纪以来，关于明清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使得这一领域逐步成长为新史学研究的独立领域。2001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建民、周荣在该年“社会保障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明清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运转》一文，提出了“明清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概念，并对其内容、运转情况等进行了探讨。2006年，周荣出版了《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52]一书，不仅梳理了明清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而且以两湖地区的农村社会为视角，分析了制度的基层设计以及在区域社会的实践和延伸情况，分别对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的家族、宗族保障、“乡土互助圈”保障、同乡组织保障、慈善组织保障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进而对其中蕴含的官民关系、城乡之别及其互动做了理论归纳。此方面的探索，还有刘峰的《清代乡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53]
由苏州大学王卫平牵头，带领黄鸿山、康丽跃等学生主攻清代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他们走的是由区域社会出发，窥视近代化背景下清代社会保障政策演变的路数。经过数年的坚持，俨然形成了一个研究梯队，陆续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例如，黄鸿山、王卫平《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例》,[54]王卫平、黄鸿山、康丽跃《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55]王卫平、戴卫东《明代传统社会保障政策述论》[56]等。2005年，王卫平、黄鸿山出版专著《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57]集中展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该书分两大块内容，一部分是传统社会保障，包括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元明清三朝的社会保障政策、明清时期的残疾人保障、宗族社会保障以及传统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等；另一部分是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的民间慈善事业，并以江南地区为例，触及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述涉及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问题，如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58]系统论述了历代社会保障措施。郑功成《中国救灾保险通论》、[59]曾国安《灾害保障学》[60]则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诠释古代荒政所蕴含的社会保障意义，认为古代仓储制度实质上是灾害保障形式之一。
再如，“灾害历史学”这一研究范畴的提出，较好体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张建民、宋俭在《灾害历史学》[61]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且以朝代为纲，详述了历代各类仓储的种类、特点、主要内容及传承情况，并认为在各种各样的备荒救灾措施中，积贮制度（仓储制度）是几千年来行之于世的最基本的手段。
（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海外学者的研究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海外学者对古代及清代荒政和仓储的研究最早亦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1934年，日本学者刚田巧著、张汉译《中国仓库制度之史的考察》[62]发表，大约可视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仓库制度的开端。50年代至70年代，当国内研究处于冷清时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海外研究却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对我国古代荒政、仓储及救济事业展开了系统研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主要成果有：关吉玉《我国常平仓制之研究》、[63]陈国均《中国历代救济事业概述》、[64]徐炳宪《清代州县的社会救济》、[65]黄秀政《清代台湾的社会救济措施》[66]等。日本学者村松佑次发表了《清代的义仓》[67]等，已初步触及清代仓储制度。
自此之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海外相关研究不断推进。日本学者的主要成果有：家室茂雄《清代社仓制度研究叙说》、[68]星斌夫《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の研究——清代の赈济仓を中心に一》、[69]森正夫《一八—二〇世纪の江西省农村にぉける社仓·义仓につぃての一检讨》[70]，等等。
中国台湾学者中，刘翠溶对于清代仓储的研究较早。刘翠溶被称为是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她的研究兴趣经历了从经济史到人口史、环境史的转变。在学术研究的前期，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她的研究趣味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史方面，曾经连续发表对清代仓储制度功能的研究成果，如《清代仓储制度功能初探》《清代仓储制度稳定功能之检讨》[71]等，深入分析和论述了清代仓储制度的社会稳定功能意义和实效。李汾阳于2006年出版的《清代仓储研究》[72]一书，以政略为视角，考察清代中央仓储和地方仓储各自的演变和相互关系，是一本十分重要的著作，也给本书的研究以较大启发。
长期以来，关于明清时期的国家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有两派意见：一派是否定论者，或称为贪污腐化论者，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观点占据着主流。另一派则以魏丕信、王国斌等人为代表，对此问题持截然相反的肯定态度。
魏丕信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跨足人口史、灾害史、水利史、荒政史等交叉学科领域，他在近十年的研究基础上，于1980年在法国出版了《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1990年又出了英文版，2006年，由徐建青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本问世。甫一出版，即引起了极大关注。这本书以方观承《赈饥》一书中记录的1743—1744年直隶饥荒期间官方的活动为主要素材，从官僚组织、勘灾、赈济、供给、价格调控、加强与恢复生产六个方面考察了荒政中的国家干预组织与活动，得出结论：18世纪帝国的官僚机构能够非常有效地发挥作用，通过集聚资源、进行粮食和资金的区际调运，承担其救灾活动，使其人民摆脱灾荒的影响。与主流的否定观点相反，他认为这一切并非有名无实。他指出，靠着中央政府高效的组织力量和许多治国精英的存在，包括君主和政治领袖人物，推动了地方官僚机构的有效运转，这也是推动仓储系统在州县至省级区域逐步建构的内在促成因素，以及外在逐步的行政措施及实物积累的最大动力来源。这一切并非如施坚雅所判断的，16—19世纪，由于人口不断增加，造成帝国官僚制度的变相缩减，因而造成若干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倾向。反而是掌印官透过招募的幕僚、吏胥与家人组成公共的治理团队，扩大了国家的影响力，使得即使在乡村，也能更为直接地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可以说，魏的著作鼓励学者们关注传统中国的成功，而非薄弱之处。
1980年8月，由美国学者李明珠牵头，在哈佛大学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食品与饥荒工作室”，该工作室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赞助，它把第一代西方的汉学家联合起来关注中国灾荒，直接带动了海外中国灾荒史的研究。魏丕信、王国斌、李中清等人是该工作室的参与者。他们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是1991年在美国出版的《养民：1650—1850年中国的国营民仓系统》,[73]该书是一本论文集，主要由魏丕信和王国斌合作撰写。和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一样，这本书也在海外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可以说是魏丕信对清代中国的积极看法的再次印证。对国内学者来说，由于其中文版尚未问世，明显限制了学者对此书的研究和引用。不过，其英文版本已经可以查阅，多少弥补了一些遗憾。
该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名为“发展与衰落”，由王国斌的三篇论文组成，讨论了清代仓储1650—1850年的兴衰，指出清代咸丰朝以前仓储建设的成功和有效离不开中央政府的领导和参与。第二部分名为“结构问题”，包含魏丕信的四篇文章，主要从仓谷存储、管理、控制结构、统计的困难和计算方法四个方面着手分析了清代仓储系统结构和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名为“空间模式”，由魏丕信、王国斌、濮德培、李中清等人合写的四篇论文组成，包括：濮德培和王国斌合作的《仓储活动中的国家模式》、戴慕珍和魏丕信的《华北：乾隆时期的山东》、王国斌的《长江中游：湖南》和李中清的《西南：云南和贵州》，这组文章探讨了清代各省仓储生存的实态。第四部分名为“比较评价”，王国斌分别以《清代仓储和帝国晚期历史》《清代仓储和世界历史》为题，通过相近的考证，把中国传统仓储政策与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帝国和英、法等国的仓储制度进行比较，充分肯定了仓储在清代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并再次得出了晚清以前的清政府仓储制度取得了惊人成就的结论。
在第二部分中，魏丕信以翔实的分析对清代仓储系统从内部和外部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清代仓储系统是一个高压系统，其巨大压力主要来自仓储的损耗（包括自然损耗、仓谷更换不足带来的交易损耗、买补不足的损耗、各种费用支出等）与中央政府严苛的规定之间的矛盾。中央政府严格的盘查制度，使得这种压力持续地存在。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清代官员通过不懈的努力，有效地维持着庞大的仓储系统。在第四部分中，王国斌认为，与同一时期的世界各国相比，至少在18世纪以前，清代国家力量的强大值得肯定，他批评了那种认为面对灾害时，欧洲的主动和亚洲的被动之间存在普遍差异的观点。他指出，清朝政府把维持公共粮食储备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欧洲国家经常缺少能力和官方命令去建立和维持粮食储备。比起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清朝的成就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就缓解生存危机而言，清政府担任着更加主动的角色。
很难说以魏丕信、王国斌为代表的积极论者从根本上撼动了学界持传统的否定观点的学者，两派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以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常平仓大讨论为例，澳大利亚学者邓海伦通过仔细分析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官员的奏折后认为，官员的意见并非简单的附和，其中有着积极成熟的一面，某些官员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相当有力。相反，作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的乾隆帝并未有效收集、分析、采纳大多数的意见，而是基于战争的考虑，匆忙作出裁减仓储数额的决定。其决定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只不过是为了预防不测事件而临时推出的措施。[74]在她的另一本著作《State Of Merchant: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1740s China》中，探讨了清政府与粮食市场的关系，认为清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并不高明。从仓储的运转特别是粮食的交易来看，清代庞大的仓储系统能否完成每年总储谷量的三分之一的推陈出新的任务，是很令人怀疑的。在粮食交易中，相对于商人而言，政府的作用不太令人满意。因此，对清代仓储系统的高效是应该存疑的。[75]
李汾阳亦持类似观点。他的《清代仓储研究》一书始终贯穿着中央和地方的二维视角，在中央政略层面，涵盖了清代中央仓储制度的具体内容，如主管机关——仓场衙门的设置，其收兑、转输、收储、支放等职责及其弊端；不同时期京畿中央区域的积储策略及其成效。在地方层面，则分析了各省区常平仓、社仓、义仓的建立以及发展状况，并从赈饥、平粜、贷粟三个方面具体详述了工作内容及行政流程。他指出，对于各类仓储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朝廷、各级官员以及荒政思想家们往往强调是用人不当，却忽视了背后所隐藏的制度缺陷。清代的行政体系体现出高度中央集权下的“强干弱枝”态势，这一行政生态从根本上制约了地方仓储工作的品质与效率。从常平仓的发展过程看，中央政府虽不断地将仓储任务强加给地方政府，并通过层层监察、级级连坐的监察方法与烦琐的行政规定，力图使地方能够贯彻中央的政令。但是，由于州县地方政府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个人升迁的考虑，迫使他们将主要精力优先放在最主要的例行常态任务——钱粮刑名工作上，而将仓储放在次要位置。因此，人力的不足和个人前途的考量，是仓储制度出现弊端的客观原因。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康熙三十年（1691）至道光朝，中央仓储一直维持着远高于地方的高储备率，换言之，中央仓储数量长期表现出不平均市场分配结果下的高度储蓄比例，而地方仓储则显示长期准备不足的情况。因此，较高的仓储数额，并不能反映仓储的实效。
综合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从制度史层面分析清代仓储的发展、演变的成果已经不为少见，多学科视野下的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的开展也是如火如荼。然而，对荒政、仓储问题中所反映的中央政府统治能力、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官僚与士绅、官与民的关系等问题，仍存在争议，具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和价值。
具体而言，现有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主要体现在：
（1）虽然对仓储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富，对社仓、义仓的研究数量也不少，但是，对清代社仓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研究仍嫌不足。由于学界的研究视角所致，现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制度层面对清代社仓的宏观把握，对社仓在基层社会的运行问题近些年才引起重视，对于社仓与基层社会组织、宗族、乡绅等问题的有深度、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尚不充足。
（2）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仓与地方社会的研究来说，现有研究仍嫌单薄，有待进一步推动和深入。现有研究中，虽已有零散的分省讨论，但是缺乏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仓与地方社会的完整研究。本研究力图弥补这一缺憾，以推动此地区的区域社会研究。
（3）对社仓的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和认识。比如关于如何看待社仓的性质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对仓储制度性质的认识。正如前述，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在着将其视为经济制度还是社会问题的争议，在更强调仓储制度是社会问题的阵营中，仍然存在社会管理、社会控制还是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分歧。
再如对于社仓管理和运营中的一些问题的认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一度使用“公共领域”一词来讨论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特别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王笛在《晚清公共领域中的地方士绅、官僚与国家权力关系——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中心》[76]一文中提出：所谓“公共领域”是既非个人又非官方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社会空间。按照这一界定，社仓属于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是非私有和非官方的。这一分析指出了社仓的非官性质，但是，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社仓既然是非官方的，可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笔者所翻阅的材料来看，我们已经知道官方权力在社仓管理和运营中是有所渗透的，如果从雍乾时期的规章制度看，官方的权力渗透是全方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的渗入对社仓的性质到底有无影响？所谓“半官方”说如何看待？如何看待社仓管理中的官方权力和民间权力的关系？如何准确把握官方权力的体现者——地方官僚与主管社长（士绅）之间的关系？地方官、士绅、百姓等各自的行为对社仓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他们各自又得到了什么利益？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深入讨论。还有学者认为清代江南地区已形成了完整的乡村救济网络或者社区救济模式，社仓和义仓、义庄等是救济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那么，在长江中游地区乡村救济中，社仓、义仓在救济中所起的作用如何，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