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纳瓦罗反全球化观点的本质与原因分析

第一，纳瓦罗有选择性地反对不利于美国自身发展的全球化，以期继续维护美国在全球化现实中的利益以及操控全球化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纳瓦罗在《致命中国》一书中谴责政治家们所推崇的基于自由贸易政策的“不公平贸易”，并且认为这些政治家们深受国际公司和其他支持全球化团体的蛊惑；在同名的影片中，则夸张地宣称美国即将大祸临头，只有通过对中国的贸易改革才有可能避免灾难的发生；而贸易改革就要采用经济民族主义，包括为美国企业设立保护性的关税政策，重新夺回美国的制造业。因此纳瓦罗的反全球化观点并不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而是一系列以美国经济利益为先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增强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政府扩大对经济的干预、提高关税保护本土产业等。所以纳瓦罗的贸易与工业政策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新重商主义，其新重商主义更强调稳健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是造就强劲经济的基础，主张通过反全球化的贸易政策和提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纳瓦罗反全球化从表面上看是对自由贸易的反动，实质上是按照维护美国利益的原则重新审定世界贸易体系和贸易规则，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反全球化，以改变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贸易赤字的不利地位，保证满足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绝对至上的利益和主导权的有利地位。

近期，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对众多国家挥舞单边主义的贸易制裁“大棒”，接连对欧盟、加拿大及中国在内的众多经济体发出加征商品关税的报复措施，以寻求所谓的“缩减贸易逆差，达到更公平的贸易”目标。但反全球化背后，美国真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吗？美国是当代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和直接推动者，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经济全球化使美国享受到很多好处，通过全球化美国企业占据了全球高端服务业，如金融、法律、会计师事务所等，而向全球输出了中低端产业，对高精尖产业大加保护，极大地促进了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并使其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始终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即使是反对全球化倾向明显的特朗普，也不认为美国完全退出全球化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反全球化的思潮已经成为驱动美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纳瓦罗抛出全球化使得“美国受害论”的伪命题，是基于无限放大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通过修辞技巧把美国主观臆想成为藏在蚂蚁身后的大象，扮演吃亏受损者和遭受经济侵略者，以此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提出更多的利益诉求。

但是问题在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为何唯独美国成为受害者？纽约大学客座教授、世界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詹姆斯·诺尔特（James Nolt）表示，如果中国是以掠夺性为主的贸易国，大部分国家都应该与之产生贸易逆差，然而除美国之外，其他主要贸易国与中国之间并没有巨大的逆差。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担任美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也认为，美国经济挑战的最大来源和应对之道应从国内政策中寻找，“中国并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修理中国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认为纳瓦罗的政策建议会适得其反，“按照纳瓦罗塑造的‘致命中国’意象，特朗普可能正让美国倒在自己的剑下”。首先，美国的贸易问题是多边的，而非双边。2017年美国与102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这些贸易逆差的分布反映出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其次，美国贸易失衡是“储蓄—投资”不平衡的产物，美国储蓄不足同时又想消费和经济增长，只能从国外进口盈余储蓄，通过大规模国际收支和贸易赤字来吸引外国资本，因此像美国这样储蓄不足的国家（2018年1季度净国民储蓄率仅为国家收入的1.8%）容易出现长期贸易逆差。未来几年，美国的储蓄—投资失衡状况可能会更糟，让多边贸易赤字更加严重，这是2017年年底立法通过的大规模减税和联邦政府增加开支的直接后果。^[9]

纳瓦罗的反全球化观点带有较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出于维护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对美国全球战略所导致的外部负效应采取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超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干涉主义，放弃了孤立主义外交理念而在战后一直充当着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由其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美国利益不断扩张的过程。虽然美国海外干涉或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争夺世界战略要地和关系世界经济发展命脉的资源以极力维持和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但美国一直打着人权、民主、自由、和平、人道主义灾难救援的旗号发动战争，推动颜色革命。然而战争和颜色革命没有带来美国许诺的所谓“民主与繁荣”，其“后遗症”却是政局动荡、党派纷争不断、国家分裂、教派和民族矛盾凸显、恐怖主义肆虐、暴力事件频发、经济停滞。因此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再次抬头，其背景就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以及叙利亚内战中受挫。如同过去在军事上不负责任地干预一样，美国不负责任地收缩和逃避国际责任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地区冲突升级、恐怖主义蔓延、民粹主义盛行，给世界带来新的威胁和不确定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孤立主义思潮更是开始从美国对外战略领域，延伸到了包括贸易、同盟关系、移民问题在内的其他领域，并且美国孤立主义思潮中带有了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

纳瓦罗强调现实利益和军事实力，认为维护美国的最好方式不是维持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而是捍卫主权国家，建立强大、富裕的国家。特朗普执政以后，其注重的核心是重建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减少海外政治和军事义务，停止对外经济援助，采取全球性收缩的对外战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曾评论道：“二战后，美国人第一次选出这样一位总统，他承诺推翻历任总统一直实行的国际主义，将自己的外交政策总结为‘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承诺沿墨西哥边境建立一道高墙，暂时禁止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特朗普的获胜预示着一个更关注自身事务，让世界其余地方好自为之的美国”。^[10]纽约时报认为，“美国优先”正演变为“美国被恨”和“美国孤独”。美国一百年来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但如今却在走向世界对立面。^[11]2017年6月20日“世界难民日”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打算削减对一些联合国基金提供的资金，那将是“灾难性”的，“会给联合国的管理带来难以解决的困难”。古特雷斯认为，在大国关系不明朗、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世界，包括联合国在内，整个国际社会在防止冲突和解决分歧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当被问及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如何影响国际秩序时，古特雷斯警告说：“如果美国从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许多领域抽身，我认为这对美国和世界都是不利的”。^[12]

此外，纳瓦罗的反全球化观点反映了当前部分美国民众在政治、社会、经济议题上的民粹主义表达。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浪潮下，美国一直潜藏着一股反对的暗流。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者成了美国反全球化运动的主力，其原因在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缺陷使一部分美国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全球化导致了“赢家”和“输家”的出现及两极分化的加剧。图1-1数据显示，1979年美国最富裕10%、20%阶层的收入占比重分别为25.3%、41.2%，到2016年该比重分别增长到30.6%、46.9%；但1979年美国最贫困10%、20%阶层的收入占比重分别为2.3%、6.4%，到2016年该比重分别下降到1.6%、5%；美国基尼系数也从1979年的34.6%增高到1994年的40.2%，此后一直在40%以上，到2016年更是达到了21.6。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在过去近30年内累积形成的，这也表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全球化中，美国内部各群体并没有均等分享全球化的红利，高收入阶层占有了全球化更多的机会和收益，而中低收入群体成为最大的受损者。伴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产业的跨国转移，美国的制造业呈现出衰落之势，社会收入严重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阶层利益分化不断加深，阶层利益严重分化的格局奠定了美国反全球化逆流回潮的社会基础，成为反全球化现象兴起的内部根源。

图1-1 美国基尼系数及最高（低）10%、20%人群收入比重（1979—2016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DI）。

在全球化负面冲击下，美国中下层民众尤其是低教育水平、低技能、年龄较大的白人成为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和失意者。这部分群体以前往往是政治上的“沉默的大多数”，由于美国的现行政治体制长期僵化不变，并未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失业、收入停滞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些失意者的激进和不安情绪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安抚，导致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激进，倾向于利用民粹主义的手段来获得权力。因此，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为特征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在美国普通民众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呼应，由此激发出一个反对现行体制的民粹主义革命。^[13]可以说，美国当前反全球化思潮是其国内社会现实政治矛盾的折射，它不仅仅是诸如纳瓦罗式的个人观点的表达，而是反映了美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的泛滥。民粹主义是美国政治的悠久传统和独特风格，每当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或文化冲突时，民粹主义运动就会在美国爆发。而且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主要是一种政治风格和策略，它既可以与左的意识形态又可以与右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14]

因此纳瓦罗的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特定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他的右翼民粹主义观点呼应了当代美国的部分社会诉求。在纳瓦罗看来，美国当前的不利境况是全球化造成的，在美国成为输家的同时，中国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获益者。为此纳瓦罗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具有民族性、排外性和煽动性的说辞以调动一些人的情绪。例如，纳瓦罗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外国资本大举进军美国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假设这么一种情况：并购美国的是一个正在迅速实现军事化且觊觎全球霸权的战略对手，它大肆买进美国的公司、技术、农场、食品供应链，并最终控制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开始失去对食品供应链的控制，而外国公司仍在大举收购硅谷资产。”“伴随着几十年的贸易逆差和工厂大规模转移海外，如今在美国仅有一家公司能修理海军潜艇推进器，没有一家公司能生产出军用飞机平面显示器或夜用防风镜，美国钢铁业命悬一线，铝业四脚朝天，造船厂船坞已长满海洋甲壳生物。”“这种形式的征服对美国子孙后代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子孙们可能会输掉一场真正的热战，因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已随着挥之不去的贸易逆差被输送到了海外。”“我们要通过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让美国贸易重新实现平衡。”^[15]纳瓦罗所声称的这些以美国的利益为基础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等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言论，有效激发了美国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以及对精英政治、技术官僚的不信任和迫切改变现状的主观愿望，其具有煽动性的反全球化说辞赢得了边缘化的民众乃至对现实充满了不满的中产阶级的认同和共鸣，进而促成了美国政治上向保守主义、孤立主义转向，助推了美国新一轮反全球化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