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转向公共空间化的观念生产

公共性与娱乐文化常常存在一种模糊的边界。尽管诸多批判主义者视电影为大工业资本的产物，不过依据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对早期无声电影的考察，电影工业一开始就并非旨在排斥普通公众，相反，它通过吸引之前从未被视为观众的城市贫民与劳工阶层，进而将私人消费推入更大范围的公共领域。换而言之，在电影艺术与大众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电影工业不自觉地产生了具有公共性实践的意涵。尤其随着新技术极大地改变媒介权力关系，受众行动自主性亦显得愈发强势。譬如，许多研究都关注到盗版电影如何影响中国整体票房以及电影生产者的积极性。当外国电影在中国以廉价的盗版形式发行时，中国消费者往往更倾向选择廉价好莱坞电影而非在影院观看国内电影。而由于数字时代带来的技术便利，人们大量通过DVD、线上论坛以及社交媒体等形式传播影视内容资源。其中，一些研究者也关注到这一分享文化之下另类的“字幕组”现象。作为新的内容扩散模式，字幕组与影视工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辩证关系：他们既使得原本出于跨文化语言因素而受到阻碍的电影作品更好地传播海外，也无疑伤害了以版权为基准的全球商业模式。可以说，新媒介环境推动影视文化发展出了更多带有公共色彩的讨论：线上弹幕重构了观众与电影文本的互动形式，微电影与线上视频则允许更多人自发参与到影视制作中来，包括各类用户集结的影视评论网站对电影市场产生的反向影响，均作为新的空间实践方式，呈现出亚文化社区欣欣向荣的媒介参与文化。

当我们将关注点从原有的资本或者文化思路转向媒介公共生产动机时，华莱坞研究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视角。中国媒介产品一直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可供吸收创意产业的经济价值，但过于强调与描绘以国家力量为支撑的跨国媒介主导结构，却可能忽视中国内部自下而上的充足的生产力。研究者有必要从以国家以及电影生产者为主导的框架中抽离开来，去关心新时期电影的生产、扩散结构与公共文化之间的关系。比如，裴开瑞（Chris Berry, 1992）认为，“民族”作为出现在中国电影批评中的特定政治话语，常常以民族解放和促进国家认同的面貌被展示，这或多或少带有一丝保守主义的倾向。他因而发问：围绕国家认同能否生产出不一样的议题？如果我们转回到字幕组在翻译国外电影时的编码问题，以及线上社区如何对政治题材电影进行评价乃至重构的现象，或许可以此考察观众如何通过与电影的文本互动实践新的认同方式。因此，将电影话语的生产与消费导向公共空间，有利于关注公共文化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反过来影响电影传播机制，进而丰富电影作为社会历史产物所蕴含的权力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