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一、相关案例

1．汇丰实业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

1993年4月，哈尔滨市同利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同利公司”）向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1995年10月份机构改革分立为规划局和土地管理局）申请翻扩建其所有的、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108号（原138号）院内的两层楼房。（院内原有两栋楼房，其中，临中央大街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3层；院内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2层。）同年6月17日，同利公司与汇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签订了《房屋产权有偿转让协议书》，汇丰公司付清了1000万元房款，交纳了房屋买卖有关契税费用，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同年12月7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颁发93（地）字2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意同利公司翻建108号楼，用地面积339.20平方米。1994年1月6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以“哈规土（94拨）字第2号”建设用地许可证批准建设用地211.54平方米，建筑面积680平方米的3层建筑。同年5月9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核发给同利公司“94（审）100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建筑面积588平方米。同年6月24日，同利公司与汇丰公司共同向规划土地管理局申请扩建改造中央大街108号楼。申请增建4层，面积为1200平方米。在尚未得到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答复的情况下，汇丰公司依据同利公司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1994年7月末开始组织施工。至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处罚决定前（1996年8月12日），汇丰公司将中央大街108号院内原有2层建筑（建筑面积303.76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9层（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的建筑物，将中央大街108号临街原有3层建筑（建筑面积1678.21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临中央大街为6层、后退2.2米为7、8层、从8层再后退4.4米为9层（建筑面积6164平方米）的建筑物，两建筑物连为一体。1996年8月12日，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汇丰公司：1．拆除临街部分的5至9层，并罚款192000元。2．拆除108号院内地面8至9层，并罚款182400元。汇丰公司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哈尔滨市规划局处罚显失公正，对市规划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量。具体判决内容为：1．撤销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第一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撤销第二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2．维持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第一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维持第二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3．变更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对该楼的拆除部分，变更部分为：该楼第七层由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3/2支撑柱；第八层从中央大街方向向后拆至4支撑柱；第七、八、九层电梯间予以保留，电梯间门前保留一个柱距面积通行道。对该违法建筑罚款398480元。

市规划局不服一审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引人注目之处不仅仅在于标的大、审判级别高，更重要的是在于审理该案的两级法院，特别是作为终审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阐述的判决理由明确表达了比例原则，被认为是我国行政法制引进比例原则的标志。

2．个性化车牌风波

2002年8月12日公安部在北京等地推出“2002”式个性化机动车车牌。但好景不长，个性化车牌发放了10天之后，北京市车管所贴出告示暂停2002式车牌的发放。什么原因导致个性化车牌昙花一现呢？对此，车管所给出的解释是技术原因。但舆论认为，在短短几个工作日的时间里，个性化车牌遭受了强大的争议声浪，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人们大多认为在“技术原因”的背后，或许还有更多个性车牌暂停的理由。事实上，在个性化车牌发放期间，许多另类的车牌号不断涌现。例如，有使用驰名商标或注册名称的IBM、163-COM、BMW等；有取国家名称或著名组织的英文缩写的，如CHN、NSA、FBI和WTO等；有利用某些国家或地区灾难性事件的，如USA-911；有的使用的车牌号涉嫌有伤风化，如SEX等。根据公安部“（2002）85号”《关于开展启用“2002”式机动车号牌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上述现象并未明文禁止。上述个性化车牌，严重地违反了公序良俗，被认为是主管部门对“个性化车牌”紧急叫停的主要原因。值得讨论的是，这种对公序良俗的尊重，是否意味着公序良俗本身可以成为行政法的非制定法源？

二、重点推荐阅读材料

1.〔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2.〔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3．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5．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7．江必新：《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8．张千帆：《“法律普遍原则”的司法适用——以欧洲行政法为视角》，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9．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0．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王名扬：《比较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应松年：《四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德〕哈穆雷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4.〔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5.〔英〕莱兰、安东尼：《英国行政法教科书（第五版）》，杨伟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