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世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从库尔德内1870年提出到1946年美国的学者们正式启用经历了76年。此后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理论的多元化，应用语言学发展得十分迅速，至20世纪60年代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1.1.2.1 社会发展对应用语言学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在努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加强了文化的交流。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计算机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和第二语言教学推动了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国与国之间了解和沟通的障碍主要是语言。计算机对自然语言处理的目的最初就是要解决机器翻译的问题。从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产生时起，研究者们在把计算机用于数值运算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利用计算机把一种语言自动地译成另一种语言。词对词翻译的结果显然不能满足自然语言表达的需要，所以要把一种自然语言译为另一种或另外几种自然语言，首先就要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也就是要实现“人机对话”。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机对话”的研究一直是计算机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研究的核心课题。

“人机对话”的深入研究使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及其理论日臻成熟，形成了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计算语言学。并且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比如“情报自动检索”、“语料库的生成”、“言语统计”、“计算机辅助教学”等等。如今，计算语言学已经和现代教育技术联系在一起，成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手段，比如“多媒体汉语教学”、“远程汉语教学”等，都离不开计算机语言信息处理的理论和研究成果。

解决国际交流困难的另一途径，就是第二语言教学。鉴于本书的核心内容是第二语言教学，所以，我们这里要重点讨论第二语言教学对应用语言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欧洲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曾经把一种“俗拉丁语（Vulgar Latin）”作为“普通话”，到了公元500年前后，罗马帝国崩溃，拉丁语的各种方言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最终成为罗曼语族的各种近代语言，比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黄长著，1991）。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各国开始大力推行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原来各国通用的拉丁语在口语中逐渐遭到废弃，但是绝大多数的文献还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于是在大多数学校中拉丁文文献的阅读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当时教师主要靠教授语法和翻译来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拉丁文。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作“语法翻译法”（Grammar-based Method）。它一直被用来教授并学习拉丁语，后来也被作为一种主要的外语教学方法用于教授并学习其他外语，并且一直被沿用到19世纪。它的特点是重视语法、阅读和翻译，忽略口语教学。作为拉丁文文献阅读的教学法，语法翻译法的初衷并无更多的可指责之处。不过，把它用于外语或者第二语言的教学，它就不那么得力了。

19世纪后半叶，随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竞争与经济的向外扩张，口语的学习变得迫切起来，人们急于通过语言交流达到交际目的。但是，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教出来的学生往往都只会读写，听说能力极差。因此，直接法（Direct Method）被作为“反叛”的教学法提出来，它强调直接学习、直接理解、直接应用，反对或者限制使用母语及翻译。它是受婴儿学习母语的启发而产生的，但其产生的社会动力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竞争及向外扩张的需要。

直接法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是法国人古安（F.Gouin），他曾经用传统方法学习德语，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背了德语语法和词典，但是他依旧不能听、说德语，当他看到一个一年前不会说话的婴儿已经说得很流利时，他受到了启发，提出外语学习应当像婴儿学习母语那样直接学习，而不要通过母语的翻译或者语法的解释。此后，经过许多人提倡，直接法逐渐形成一个流派。详细情况我们在第5章再讨论。

今天看来，语法翻译法和直接法各有偏颇，前者忽略了语言的社会性和交际性，后者则忽略了成人学习语言和第二语言学习的特殊性。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依旧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语言教学方法。最早产生这种迫切感的是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与前苏联之间进入冷战时期，双方都在努力增强国力。当时在美国的大部分中小学里，外语教学并不那么受重视，由于教学方法落后，许多学生都不愿意选修外语课程。据调查，1955年美国只有14%的中学生在学习外语课程。1957年56%的中学都不设外语课程（Krashen Stephen,1995）。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个消息震动了美国政府。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开始大力推动外语教育，掀起了外语教育改革的热潮。这时，人们开始关注二战中美军使用过的一种教学法——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美国介入战争，大量的美军士兵将被派往欧洲、北非以及亚太地区，不懂当地语言给美军士兵带来很多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军采用了美国一些语言学家研究印第安语时使用的办法，请语言研究专家和语言教师联合组织教学。这些专家在研究印第安语时深入印第安人社会，直接与对方交流，在交流中学习土著语言。因此他们主张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直接与目的语使用者交流。主要有两个训练方法，一个是练习并记忆情景对话，另一个是根据句型组织口语对话。这种训练方法的特点是，把语法包含在一系列的语言行为中，通过语言行为的实践建立起目的语的语言能力。它的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语言学基础则是结构主义。有关不同教学法的源流及评价我们将在第5章详细讨论，这里主要就教学法的变化来说明不同时期社会的需求。

美国政府行政手段的推动和听说法的推广使美国公众增加了学习外语的信心，推动了外语教学的研究，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在事实上造成了对英语成人第二语言教学的需求。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与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具体表现为1946年美国密执安大学成立英语学院，专门研究如何教外国人英语。1959年，美国在华盛顿正式成立了应用语言学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简称CAL），下设本族语与英语教学部、外语教学部、研究部、语言与公共政策办公室等部门。该中心由著名语言学家弗格森（C.Ferguson）领导。至此，应用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初具规模了。

因此可以说，计算机语言信息处理研究的需求和第二语言教学及研究的需求是推动应用语言学蓬勃发展的两大社会动力。

1.1.2.2 语言理论多元化对应用语言学的影响

应用语言学在20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到语言理论多元化发展的影响。语言学自19世纪以来由于方法论的成功，得以从其他学科独立出来（伍铁平，1994），形成了理论语言学研究的第一个全盛时期——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进入20世纪以后，对共时语言的研究又使它进入了第二个全盛时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语言学研究一直是结构主义唱主角，有两个主要流派：一个是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另一个是以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American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后期，结构主义在欧洲已经崭露头角。此前的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以及此时的库尔德内虽然也已经注意到了共时语言中存在的诸多有价值的现象，提出过一些跟索绪尔观点非常接近的理论。但是，在他们的时代，这些理论并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重视，从语言学史的角度，我们只能说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索绪尔。而索绪尔本人也并未发表过更多的著述，主要是由他的一些学生将他的讲课笔记整理出来发表，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de LinguistiqueGenerale）。然而后者却在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按照罗宾斯（R. H.Robins）的观点，此时人们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暂时达到一个可接受的停留点（...historical linguistic theory had temporarily reached an acceptable resting place...）”（R.H. Robins,2001, p.224），所以索绪尔就成为新时期语言研究的集大成者。有关索绪尔的理论我们将在第3章详细讨论。这里仅从语言学史的角度说明不同语言理论的更替关系。

美国描写语言学形成于对美洲印第安土著语言的研究，它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欧洲结构主义的研究传统和方法。不过，美国描写语言学在本土语言的研究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它不主张用别的语言的模式来描写本地的语言”（赵世开，1989, p.1），而是从本地语言的实际出发强调对所研究语言的客观描写，从而形成了美国式的结构主义。正像赵世开所指出，“美国语言学”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它的描写方法，另一种是指它的理论”（同上）。也正是这种强调客观描写的传统使得美国的结构主义有了另一个称谓——描写语言学。

美国描写语言学早期代表主要是鲍阿斯（F.Boas）和萨丕尔（Edward Sapir），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都建立在对印第安语言的研究上。鲍阿斯重视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语言，萨丕尔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对语言的本质有独到的见解，也重视语言的文化和心理基础。

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将鲍阿斯和萨丕尔对语言结构描写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了，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美国描写语言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赵世开，1989, p.48）。比如语法研究中的“语素分布识别”和“直接成分分析法”。他们的语言观主要建立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

不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却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生成语言学的崛起，以及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伦敦学派所形成的功能语言学，分别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给语言学带来了新鲜空气。至此，在语言学理论研究界已经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用科德（S.Pit Corder）的话来说，作为语言理论的“消费者”，应用语言学自然会发现这个货架上是琳琅满目了（S．皮特·科德，1983）。

1.1.2.3 应用语言学与发展

在社会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条件催化作用下，应用语言学自身逐渐成熟起来。

1964年是标志应用语言学成熟的一年。这一年在法国南锡（Nancy）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成立了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同年，韩礼德（M.A.K.Halliday）等人在英国出版了第一本应用语言学教科书——Linguistic Science and Language Teaching。此后，欧美各国大学纷纷开设应用语言学课程，并出版应用语言学刊物。

时至今日应用语言学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每三年一届的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也已经召开了14届。2001年中国正式申请参加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于2002年成为正式会员，并积极申办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2005年7月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执委会和国际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中国的申请获得批准，第16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将于2011年在北京召开。这无疑将大大推动中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

不过，迄至目前为止，尽管国际应用语言学会已经设有19个科学委员会，其中也包含有“第二语言习得”、“成人语言教学”等领域，但是，中国直接参与国际应用语言学研究和讨论的还主要是从事英语第二语言教学的学者。这也是有待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研究者努力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