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应用语言学说略

1.1.1 什么是“应用语言学”

1.1.1.1 库尔德内与“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最早由波兰语言学家扬·涅切斯瓦夫·博杜恩·德·库尔德内（Jan Niecislaw Baudouin de Courtenay）（1845～1929）于1870年提出。他主张区分“纯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正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对共时语言和历时语言的区分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一样，库尔德内对纯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区分也为语言的应用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日趋繁盛来看，这位给20世纪语言学领路的语言学大师是功不可没的。今天，“应用语言学”已经成为千万语言工作者共同致力研究的领域，并形成了若干分支，这个术语的内涵同最初库尔德内倡议的“应用语言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从学术渊源的角度考虑，我们使用这个术语的时候，不但有必要知道谁是它的首倡者，也有必要了解其首倡者的学术背景、他提出这个术语的初衷、内涵以及后来使用中所产生的变化。

1845年库尔德内出生于波兰华沙附近的小镇。他生长在波兰失国的时期，从小生长在沙皇俄国统治的华沙，这使库尔德内早期所受的教育主要是俄语的，从而对斯拉夫语族诸语言较为熟悉，为他后来的语言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郭谷兮，1985）。

1862年库尔德内进入华沙大学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毕业后，他先后到布拉格、莱比锡、柏林，以及奥地利、意大利北部等地学习并考察。他研究了斯拉夫诸语言、梵语以及印欧语系的许多其他语言，1874年在彼得堡大学获得比较语言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喀山大学、克拉科夫大学、彼得堡大学教书。波兰复国以后他回到祖国，在华沙大学执教，直至逝世。

库尔德内一生著述丰硕。在语言学史上，他首次提出语音的物理属性和功能属性不相吻合，主张对音素和音位加以区分，强调后者跟意义的关系，从而创立了音位学说。他主要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但他的视野并不仅局限于此，他的一些研究涉及到了语言学的许多领域，并对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库尔德内与索绪尔早期的一些书信往来，人们相信索绪尔的一些观点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库尔德内的影响。比如库尔德内在1870到1890年的著述中就已经提到了有关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郭谷兮，1985）。在威廉·布莱特（William Bright）主编的《国际语言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中，库尔德内被认为是体现“19世纪末语言学研究新趋势”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与索绪尔同时被列为19世纪60～70年代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先驱。今天看来，“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的提出，还体现了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趋势。库尔德内的许多观点尽管在当时没有引起更多关注，在今天看来却很有意义，对语言应用研究也很有价值。

在喀山大学执教期间，库尔德内提出了很多有理论价值的观点，在该校的学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而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喀山语言学派”，这个学派的特点是，强调“语言事实的价值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作为抽象概括的课题和得出科学结论的数据”（戚雨村，1997, p.32～33）。这些主张不仅对当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很有意义，在今天也依旧发人深省，语言研究如果不能从语言事实中概括出带有规律性的特点，语言研究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语言的应用研究也是如此。

库尔德内的学术时代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盛行的时代，不过，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局限，提出了具有现代语言学意义的见解。比如，他认为“语言现象之间的联系不仅存在于异时的历史发展之中，而且存在于共时的语言状态之中”（戚雨村，1997, p.26）。这个观点对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因为有很多我们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往往是历时语言因素遗留在语言中的结果。比如，在我们把“家庭”的“家”的意义解释给学生之后，可能会遇到学生这样的疑问：“国家”的“家”跟“家庭”的“家”有什么不同？这就涉及到了历史语言因素在现代汉语中遗留的问题。“国家”中的“国”和“家”本来分别指春秋时期诸侯和大夫的政治势力范围，凝固为双音词后，词义专指“阶级统治的工具”（《现代汉语词典》, 2005），其中的“家”是非自由语素，跟“家庭”的“家”意义是不同的。但是由于用同一个汉字书写，第二语言学习者很难把握住其差异。

库尔德内强调语言现象之间的联系，他主张在对现代语言的研究中，既要看到古代语言遗留的成分，也要看到反映未来状态的新的语言成分。这个观点也很有现实意义，比如，在现代汉语中有大量的非自由语素，它们是古代词汇的遗留，它们已经不能进入现代汉语的句法结构，但是它们在现代汉语的词法层面上还很活跃，有很强的组词能力和造词能力，是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不能忽视的。例如“民”是不能独立使用的，但是它却可以不断地组成诸如：股民、彩民、烟民等新词。

库尔德内认为语言的发展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语言社团各个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是语言社团的各个成员自身在使用语言时对语言的影响。用我们今天的术语说，就是语言发展具有社会因素与个人心理因素。这个观点对语言教学，甚至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都很有意义，有一些语言表达方式的日渐推广或萎缩事实上是语言社团各成员之间的影响造成的，比如，中国人过去常用的招呼语“吃了吗”，它曾经使一些第二语言学习者感到疑惑并闹出笑话：当他们被某个中国人问到“吃了吗”，他们误以为这个中国人是要请他吃饭。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吃了吗”这个招呼语如今已经逐渐被“你好”代替了，以至于有的外国学生在海外学了“吃了吗”这个招呼语，再拿到中国来使用的时候，中国有的年轻人听到这样的问题竟然半天反应不过来。再比如“对不起”和“不好意思”，这是两个用于表达负欠心理的谦敬用语（易敏，2005），它们原本在语义上是有差异的，只是南方一些方言多倾向于用后者。近年来随着大陆和港台联系的日益密切，在“南语北上”的影响下，“对不起”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在日渐下降，代之而起的是“不好意思”的使用频率在不断攀升。尽管这里面有社会语言交际中的求变和“避重就轻”的心理（同上），但它无疑也是语言社团成员相互影响的一种结果。与此同时，个人对语言的使用也会影响整个语言社团，一些新词语、新用法曾经被认为是不合语法的，因为那时尚没有被社会接受并采纳，比如，副词“很”修饰名词的用法曾经是不被接受的，而如今类似“很中国”这样的说法却比比皆是。从这些语言现实看，我们不能不说，库尔德内的观点在今天的语言教学研究中依然可用。

当然，从语言教学的角度看，库尔德内对20世纪语言学研究更大的贡献还在于“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的提出。基于对语言社会性的认识，他主张把语言学区分为“纯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他认为“应用语言学”是运用“纯粹语言学”的知识来解决其他学科领域的各种问题（S．皮特·科德，1983），主要包括了语言学史和语言教学法的研究，而前者则主要涉及语言的体系学和语法学。不过，在1870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对这个术语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这跟当时的学术氛围和语言学的研究状况有关，当人们还在热衷于语言的历史比较，特别是当语言的历时研究还没有被共时研究所取代的时候，人们很难注意到这一术语的社会现实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库尔德内“曾因其思想之新颖而受到同代人的许多批评，甚至嘲弄”（郭谷兮，1985, p.42）。

“应用语言学”这一术语的真正使用，是在半个世纪以后。20世纪40年代“应用语言学”首先在美国使用，被用来指称英语第二语言教学及研究。1946年，美国密执安大学（Michigan University）成立英语学院，研究对外国人教英语的问题，并出版了一本刊物，名为《语言学习》（LanguageLearning），该刊副标题即为“应用语言学学刊（Journalof Applied Linguistics）”，从那时起，英语第二语言的教学及理论研究就一直冠以“应用语言学”的名称。随后，这个术语又陆续用于指称其他的语言应用学科。比如，前苏联的学者也把“应用语言学”用于指称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所以，今天人们所使用的“应用语言学”概念往往不仅包括对“纯粹语言学”的应用，也包括对语言本身的应用，以及对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综合应用。它的使用范围比库尔德内所谈及的要广泛得多。

1.1.1.2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定义

“应用语言学”的定义跟研究者们对它的使用有关。由于“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实际使用始于第二语言教学，而且这种使用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现在。此后又用于计算机语言处理，以及语言的翻译、校勘、速记等，以及用于指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共同解决某个领域的问题所产生的许多新学科，比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等。所以，人们对“应用语言学”所下的定义也就多有参差。

刘涌泉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趋势看，应用语言学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处理面向人的问题，一种研究计算机的语言处理。所以他主张把前一种称为“一般应用语言学”，把后一种称为“机器应用语言学”（刘涌泉，1991，“前言”）。

桂诗春认为，应用语言学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指“把语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其他科学领域的各种问题”（桂诗春，1988, p.2），这种应用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等；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则是指语言教学，特别是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

冯志伟也主张把应用语言学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并进一步把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归纳为“指语言学知识和研究成果所应用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所产生的一切边缘学科”，把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归纳为“指语言学知识和研究成果所应用的某一领域或方面，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所产生的某一边缘学科”（冯志伟，1999, p.5）。

结合库尔德内最早提出来的“应用语言学是运用纯粹语言学的知识来解决其他科学领域的各种问题”（S．皮特·科德，1983，“译者的话”）这一基本观点，我们认为将刘涌泉1991年提出的观点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对“应用语言学”的介绍综合起来较能概括各家的解释，即：

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知识在各个领域各种不同应用的总称，它研究语言如何得到最佳利用的问题。它与理论语言学的不同在于，它着重解决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一般不接触语言的历史状态。

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实际需要来讲，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定义中划线的部分再做一点儿修正。正如库尔德内所主张的那样，由于共时语言现象中积淀了语言的历时发展过程，应用研究有时候也不得不接触语言的历史状态，也就是说，应用研究着重解决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必要时也要接触语言的历史状态。我们这样主张是基于汉语和汉字的特点。汉语的书面语是由汉字来记录的，由于汉字从数千年前一直沿用到现在，一个词的不同义项，甚至是不同的词往往都掩盖在同样的字形之下，第二语言学习者常常难以判断。比如“事情”和“爱情”里的“情”，“毛病”和“毛线”里的“毛”，它们不是同一个语素，但是却以同样的字形出现在不同的词里，如果不对这些意义差异进行历史的分析就很难将现实的各种关系整理清楚。再比如：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对“穿”这个词的教学：学生学习了“穿衣服”的“穿”，也知道了“穿过马路”的“穿”，可是，当他们碰到“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一颗有九曲孔道的明珠”的“穿”时，依然不能理解这个句子里“穿”的意思。显然，学生只分别学习了“穿”的不同义项，却还没有把这些义项“穿”起来，都系到“穿”这个词下。这时，作为语言教师，要把“穿”的不同义项给学生讲清楚，就应当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追溯“穿”这些意义形成的基础——词的本义及其引申线索，也就是它的历史状态和历时过程。《说文解字》有“穿，通也”，段玉裁引用《诗经·召南·行露》“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加以注释。从《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注释对“穿”本义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穿衣服”、“穿过马路”和“用绳穿珠子”中所涉及的“穿”的三个义项之间有关联，它们都在“由（中间有空隙的）某物的一端通过某物，达到另一端”这一点上相通（朱志平，2002, p.43）。由于词义的引申和变化往往要以本义为基础，因此，一个词的众多义项必然在某一点上存在着共性，追溯本义就能够把握住不同义项的共性。所以，如果在教学中以“由某物的一端通过某物，达到另一端”这个核心意义来贯穿“穿”的不同义项，恐怕就可以避免学生发出上述疑问了。由此可见，在解决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现实问题的时候，必要时也得接触汉语的历史状态。

1.1.1.3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由于应用语言学是一个领域相当广泛的学科，自从这个术语投入使用以来，人们赋予它的内涵并不统一，有人用于语言教学，有人用于计算机语言处理，还有人将它用于语言学和其他一些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赋予这个学科的内容也日趋丰富。这一点从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目前下设的科学委员会（AILA Scientific Commissions）的研究领域即可见一斑。根据冯志伟的介绍，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目前下设的科学委员会有如下研究领域：成人语言教学、第二语言习得、多语环境下的语言教育、教育技术与语言培训、母语教育、儿童语言研究、特殊用途的语言研究（如“手势语”）、言语分析、对比语言学与偏误分析、语言与性别、语言规划、语言测试、词典编纂与词汇学、修辞学与风格学、术语学、翻译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计算语言学等等（冯志伟，1999）。

据此，学术界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做法，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限定应用语言学的范围。从广义角度，人们把应用语言学分为两类：一类包括了语言学与其他学科所形成的一切交叉学科，比如，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病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等；另一类则涉及语言理论、语言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学科，比如，语言的计算机处理，语言教学，语言规划，以及翻译、校勘、速记等等。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又可以把后一类分为“机器应用语言学”和“一般应用语言学”（包括语言教学、翻译、语言规划等）。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则主要指语言教学。根据学术界的讨论，我们将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分类列表如下：

从这张表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应用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范围以及语言教学在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所处的位置。显然，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当属语言教学，在语言教学中，除了第二语言教学还包括：母语教学、外语教学、对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以及特殊语言的教学（如，对聋哑人的手势语教学）等。它们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1-1所示是就中国目前语言教学的现状与本书所要讨论的相关理论来划分的。在我国，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跟“对外汉语教学”不完全一样。1949年以来，随着少数民族区域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汉语在很多少数民族区域逐渐成为与民族语言同时通用的语言。在学校教育中，汉语和民族语文课程一般是同时开设，由于这些课程的对象主要是未成年的中小学生，不少学习者有可能是在同时学习两种语言，跟本书所要讨论的已经掌握第一语言，在此基础上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情况不相同。这里将其单列为一类，有利于下面的讨论。另外，第二语言教学在有的国家既包括了对外国人的教学，也包括了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教学，而这些国家少数民族的组成实际上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新移民，这在一些移民国家尤其明显。比如美国的英语第二语言教学（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其教学对象的主体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或侨民。因此，这些国家进行的第二语言教学所涉及的“少数民族”概念在内涵上与中国不完全相同。

此外，表1-1的范围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有些领域有时也互相交叉，比如人们也曾将“语言规划”划入“社会语言学”的范畴，而“计算语言学”实际上就是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的理论部分，等等。而且，随着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日益繁荣，应用语言学也产生了领域内的应用互动，比如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用到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为便于讨论，本书下面将要涉及的“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主要指第二语言教学，涉及其他学科时我们会专门说明。这个限定既考虑到了“应用语言学”最先用于英语第二语言教学与研究，也是考虑到这个名称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第二语言教学界仍广泛使用。同为第二语言教学，英语及其他语言的第二语言教学有许多成果是值得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借鉴的。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里已经有很多研究者大量地借鉴了英语和其他语言的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成果，因此，在我们讨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时是避不开这些内容的。

1.1.1.4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性质

在我们限定了我们所讨论的“应用语言学”范围之后，应用语言学学科的性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语言应用的特殊性。与“应用物理”、“应用数学”等学科不同，应用语言学的应用过程同时包括了对语言理论的应用和对语言本身的应用。前者只是对“物理学”或“数学”理论的应用。比如，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我们要给学生讲语法，这时就要应用语言理论在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又不能直接在课堂上抽象地使用语言学术语向学生解释语法，因为学生是来学汉语的，不是来学语法的，教师需要把某个语法点内化在给学生举的例子、向学生提出的问题中，让学生在用汉语交流的过程中学会并正确使用汉语语法。例如，要让学习者了解“把”字句，教师首先应当弄清楚现代汉语语法学对“把”字句的解释——“谓语部分带有介词‘把’构成的介词短语作状语的动词谓语句”（刘月华等，2004, p.731）以及“把”字句的结构特点——（主语）+“把”+“把”字的宾语+谓语动词+其他成分（同上，p.733），必要时还包括语法学界对“把”字句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把”字句的语义分类、“把”字句的语用特征等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只是抽象地把上述有关“把”字句的定义及研究成果告诉学生，而是必须通过提问、举例、交谈等方式让学生在用汉语交流的过程中学会“把”字句。比如，教学过程可能会以下面这样的对话进行：

教师：约翰为什么生气了？

学生1：山本把他的杯子拿走了。

教师：山本为什么把约翰的杯子拿走了？

学生2：山本把那个杯子当成他自己的了。

……

所以，语言教学在应用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同时也应用了语言本身，这种应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第二个方面是“应用语言学”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应用语言学是一个多边缘的、综合性极强的学科。研究语言教学，主要是应用语言理论，同时还要涉及心理学、教育学，甚至有可能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数理统计等各种学科以及它们跟语言学产生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比如，“阿姨”这个词，中国人都不会觉得难学，许多孩子一岁就会说这个词，而且很少用错。可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就觉得很难，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使用它。因此，尽管从频率上讲“阿姨”是高频词，但是许多外国学生表达相关概念的时候还是会倾向于选择意义跟它相近的低频词。例如他们会说“这个幼儿园的保姆都很漂亮”。这个句子中的“保姆”是个低频词，学习者却选择了它。而同样的条件下，一般中国人则更倾向于选择“阿姨”来表达上述意思。“阿姨”有3个义项：①指母亲的姐妹，②指跟母亲辈分相同、年纪差不多的无亲属关系的妇女，③是对保育员或保姆的称呼。这些义项无疑渗透了中国家庭关系以及家庭关系社会化带来的文化内涵，对它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对中国社会了解的基础上。作为汉语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要预见到这一点，就不能不关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

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曾一直被认为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三大基础理论（赵金铭，2001），近年来学者们又进一步提出把计算语言学和现代教育技术等也都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理论（赵金铭主编，2005）。这种对语言教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以及认识的发展也充分说明了应用语言学学科领域的综合性这一性质。

应用语言学性质的第三个方面是学科研究的实验性。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实验和调查的基础之上。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外部的和内部的，前者涉及教师、教法、教学条件、环境等，后者涉及学习者的兴趣、智力、年龄、学习技巧等。“要想知道哪一个因素对语言学习有何作用，就必须把它视作具有操纵作用的因素。再把其他因素控制起来，使具有操纵作用的因素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王振昆，1997, p.49），所以，根据实验和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研究是应用语言学必备的研究方法之一。比如，当我们要全面了解不同母语学生在混合编班的条件下的学习状况时，我们至少需要做两种调查，一种是横向的，根据一个班级或一批学生在某个平面上的成绩，分析他们成绩参差的原因；另一种是纵向的，要对某个或某几个学生做个案追踪的调查，了解他（她）或他们在某一段时间里学习成绩或者课堂表现的变化，并考察影响这些变化的各种因素。再比如，当我们要了解学生是怎样学会某些语言结构或词汇，或是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采用了哪些学习策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通过实验来获得相关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