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论述与社群

论述分析预设论述形构的社会脉络性，因此，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中所形成之论述，就得以不同的方式来予以使用和理解。通常，每一种论述都镶嵌在特定的论述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之中，它深深地影响着行动者的所思、所感、所言、所行，从而成为行动者进行社会互动与建构社会事实的知识基础。此处所谓的“论述社群”是指在相当长度时间内以相同模式的语言、思想和行动来从事某种互动的群体所形成的论述文类。例如，一个流行摇滚偶像乐团的粉丝群会使用相同的语言、讨论相同的话题、穿着相同的服饰或做出相同的追星行为等，这时他们就属于同一个论述社群，它限定粉丝的某些行为举止和言谈修辞等的可行/不可行和可说/不可说界限。因此，认同该偶像乐团的粉丝，不太可能在社群成员面前，高谈阔论梅兰芳的身段和唱腔。

Swales提供一些特征来辨识人们所属的社群。一个社群必然有共有的目标、某些沟通的机制、成员间讯息交换的特有方式等。共有的目标是指社群（如俱乐部或学会）成员正式同意的或仅仅是心照不宣的默契（Swales, 1990: 24）。沟通机制和讯息交换方式则视社群性质和场合而有所不同。如台湾社会学学会成员在研讨会上的论文发表与评论语言较为正式和专业，而中场休息聊天或晚上的同乐餐会所使用的语言和语气，就明显地较为随性和带有游戏的情绪。

此外，一个社群也必然会发展出特有的文类（genres）、特有的术语或语气修辞，且社群成员间势必对该文类的背景知识具有相当的精熟度。所谓“文类”是指区分不同书写、口语或思想风格的术语。例如，一个电话公司的客服部门，当工作人员在接听消费者的来电时，通常会被训练要以“声音中带着微笑”（with a smile in their voice）的语调来应答客户的问题。工作人员不但会注重修辞，也会将注意力放在声调高低和音量大小的恰当控制上，以传递亲切、诚恳、善解人意和自信的讯息。在客服部门的工作情境当中，工作人员的语言使用可说是符应着其工作场域特有的论述社群。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亦即提供服务和完成销售产品的目的。他们会使用相同的术语、词汇和对产品信息的基本娴熟度。总之，在分析客服部门的语用意涵时，我们有必要从其所处之论述社群特有的文类风格来予以理解。当然，每一个人对论述社群的参与度和认同度不同，因此，其语用的顺从度也就有所不同。此外，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同时隶属于不同的论述社群，在不同场域有着不同的语用文类。

总之，论述分析对于语言用户或文本所在的论述社群必须有所觉察，因为这是其言外之意的脉络性指标。

（一）论述与语言的选择

语言用户通常同时具有多个社会身份并隶属于多个论述社群。在使用语言与他人互动时，他们也可能会在语言列表中选取适合的语言使用之。在高度分工与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常常有机会跨越不同的社群或情境，这种跨越常常也同时是语言使用的弹性取舍。例如，与家人、朋友、教友、同学、同事等对象对话时，我们就常常会使用不同的语言文类。亦即，我们的语言使用跟以下社会因素息息相关。如与谁说话、在何种互动脉络中、什么话题、互动的功能或目的、对话对象的“社会距离”、“场合正式性”和“权力关系”等，皆会影响我们的语言选取，因此，无论是口语还是书写，我们在进行论述分析时，都应该将以上社会因素纳入考虑。

网络盛行的当代台湾社会，年轻人在MSN中的对话，常使用所谓的“火星文”如“酱”表示“这样”、“偶”就是“我”、“3Q”指“谢谢”等来沟通，或在轻松非正式的情境中用俚语或闲聊八卦，除了是叙事行为之外，更是为了增显彼此的团体认同、情感连带和建立亲密关系等施事和成事行为。事实上，这种火星文的使用，预设着一种属于年轻人的论述风格或特有的文类。它不但建构出一种特定的语用共识，使年轻人使用相同的语言来标示他们的身份认同，同时，这种论述也会透过年轻人的发型、穿着、肢体动作、表情、活动等表现出来。但当这个年轻人在便利商店打工时，面对陌生的顾客、正式的工作场合或面对主管权威时，其所使用的语言和语气势必会有所调整，以恰如其分地顺从符合顾客、职场和主管期待的礼貌行为。因此，论述分析有必要了解一个行动者对于语言的选取所考虑的社会距离、场合正式性和权力关系。

（二）论述与社会阶级

一个人所处的阶级位置与其所使用的口语和书写语言有着密切的关联。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社会阶级并不是个容易客观化的社会实体，它常与当事人的主观认同牵扯在一起。根据Labov（1966）的列举，举凡职业类别、职位、受教育程度、所得、财富、居住条件和所在地等，都是影响一个人阶级属性的客观因素。其他因素在一个人的社群归属中也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如宗教信仰、休闲活动和所参与的社团组织等（Wardhaugh, 1998）。Bourdieu（1984）的研究指出，一个人在社会结构或场域中的位置高低，对其心灵结构的秉性（disposition）或整个人的惯习（habitus）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文化资本的享有和运用上，对一个人举手投足、进退应对所显现的文化品位和鉴赏力有着极大的建构效果。

换言之，社会阶级作为论述社群的区分类属，有助于我们了解到，一个人所归属或主观认同的阶级对其所使用的语言和非语言表现风格所具有的作用。Cameron与Kulick（2003: 11）指出，除了其他作用之外，语言的使用同时也代表一种身份认同的行动（act of identity），借此，人们彼此传递“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的讯息。这也意味着，此种身份认同不是自然的和既定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这其中语言的使用起着关键的建构作用。亦即，阶级社群内成员们之间的语言互动，一方面反映他们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则持续地建构和再制一种阶级文类风格。总之，在进行论述分析时，我们不可忽略作为分析对象的文本之语言用户的阶级属性所产生的作用。

（三）论述与性别

性别作为一种社会类属，不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器官和性征差异，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性别认同。它透过日常生活中持续不断的语言和非语言的实践与规训，使一个人在例行化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成为具有某种性别身份认同的人。Swann（2002: 47）指出：

相较于往昔，如今性别被视为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低度可界定性的社会范畴。顺着时下的性别理论，对语言与性别有兴趣的研究者愈益专注于女性和男性语言用户的多元和多样性，同时注意性别形成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一种在脉络当中的“实作”，而非固定属性。

展演性在此指的是，当我们使用语言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实践，从而规训自己成为某种性别类属的人。通常这个过程是一种非刻意的重复演练，它不但是语言的使用，同时也搭配着某种身体姿态、表情和信念。Lakoff（1975）指出，在男强女弱的性别化社会中，“女性语言”不是中性的，它包括过于礼貌的语用形式、使用语气不够坚定的附加问句、避免赘词、使用自谦的修辞、使用委婉或婉转的间接陈述或使用可爱的形容词等。Lakoff认为“女性语言”的持续使用使女性被社会权力安置在特定的位置上，从而屈从于男性。如“对不起麻烦到您了”“事情好像是这样”“我可能需要”等婉转修辞，女性的使用频率比男性高。根据这类语句修辞，我们可以分析其中的性别权力关系。

Cameron（1998: 451）认为性别权力关系所具有之脉络特定性，端视我们的对话对象、对话目的和位置为何而定。对于性别与论述的关系，因此有必要考虑人们在何种社会文化脉络中以语言的使用来造作性别认同。Holmes（2004: 156）在其研究中发现，语言文类的选取常常表现出“谁在当家”和“谁说的算数”的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效果。当我们看到军营中的弟兄们聚在一起尽说些对女性轻蔑或黄色的话语时，这些谈话除了表现出对女性的不敬之外，也代表男性气概在此一情境的主导和造作，并透过此来增进所谓“哥儿们”的情感连带。艾珈如（2008）在《2008北京奥运女性运动图像与视觉论述分析：以〈苹果日报〉为例》一文中，运用论述，分析揭露女性在历史脉络及文化建构下，如何被置放在一个强调阴柔气质的相对位置，凸显原本应无性别藩篱的运动场域，却因为诉诸竞争、力量、速度、强壮等特质，而被归属于“男性场域”，从而使得女性运动员在《苹果日报》的图像再现中，反映了“男性凝视”的偏好。

从论述分析角度来看，性别不是一个人们本具的属性，而是复杂的建构过程，它牵涉语言、论述、非语言或身体展演等的持续造作（Butler, 1997）。

（四）论述与意识形态

Threadgold指出，文本从来没有免于意识形态（ideology-free）而客观中立的，也不曾与其所持续建构的社会实体分离。无论是口语还是书写的文类，都不仅仅是语言的范畴，同时也是“支配性意识形态得以复制、传递和改变的途径”。（Threadgold, 1989: 107）我们可以从文本或文本之间的语言特征来追索其潜藏的意识形态并揭露当中所附着的预设。这类预设通常会与读者或说者的经验和信仰产生相互建构的作用。

事实上，在生活世界中，必须使用或接收各种口语或书写文类讯息的行动者，其经验与信仰通常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在文本的字里行间的语意上或心照不宣的预设上。

例如，美国媒体称“9·11”事件中的伊斯兰信仰者的自杀攻击为“恐怖主义”，而反美的伊斯兰国家则称之为“圣战”。两种不同的修辞反映各自的意识形态。在《分析美国精英媒体对“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的新闻报道——以〈纽约时报〉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例》中，作者先以内容分析法分析两家报纸在这段时间的新闻报道主题、消息来源与新闻类型的分布情形，再以新闻论述分析方法解析新闻文本的新闻框架和深层意涵，从中可以了解到两报的新闻报道取向和所预设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联。

又如《移住家庭监护工的媒体再现：以台湾报纸对“刘侠事件”与“冯沪祥事件”之报道为例》一文，作者从“刘侠事件”与“冯沪祥事件”相关报道开始，试图解析台湾新闻论述对移住家庭监护工之族群、阶级、性别的多重再现观。作者在分析相关新闻报道在动词运用、称谓方式、词汇出现频率、消息来源选择、标题讯息凸显、主被动立场等新闻产制过程中，发现其中皆蕴含特定的刻板印象与意识形态，而每一篇新闻报道，实皆呈现了某种特定的主导论述及随之而来形塑社会观感的权力。以下再举一例来说明日常对话中也常预设某种意识形态。

小英：我跟经理恋爱那么多年了，他的学历、收入和身高都高，实在很想跟他结婚。

小美：那你可以跟他暗示啊！

小英：那怎么行？当然应该是男生主动啊！

小美：要是他跟你求婚，你会期待怎样跟你说？

小英：我当然希望他约我到我们初恋约会的餐厅。

小美：好浪漫喔！

小英：（笑着说）对啊！而且还要有烛光和乐队伴奏。

小英：然后拿出一枚钻戒，然后跟我说：“我想跟你有未来……”

小美：那你一定会边哭边说：“我愿意！”

经过现代性洗礼的时下年轻人，对于婚姻是自由恋爱的结果会有心照不宣的预设。虽是自由恋爱却有关于社会条件应该匹配的隐含论述在作用，男女双方通常在无须明言宣称的情况下，会预设彼此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社经地位、性别、性取向、族群、信仰等社会属性是相称的。社经地位常是自由恋爱得以实践的重要背景条件。同时，尽管强调自由和浪漫的爱情关系，但从以上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小英和小美都毫不怀疑，求婚应该是男性主动才合理。这个毫不怀疑的预设其实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此外，小英和小美似乎也预设了，只要男方提出求婚，女方自然应该接受。这当中预设了性别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求婚规范和礼仪。在这样的预设作用下，小英和小美不会对“说不”这种可能性产生任何联想。论述分析常可揭示文本中语言使用背后所默认的社会主流论述和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在进行文本解读时应有的基本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