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延伸个案法
任教于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的Burawoy是延伸个案法的最重要的倡导者，但他不是这个名词的发明人。此概念源自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社会人类学，创立者Max Gluckman认为，在开放田野从事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家，受到时间与精力的限制，不可能对社会整体面面考察。他因此提出“延伸个案法”，强调把部落生活的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s）视为“个案”，来补充与修正人类学理论（林宗弘，2005）。同时，个案不是孤立的，而是大社会的一个构成，所以，研究者要“从田野个案延伸出去”，虽然观察的是部落与小区的日常生活与互动情境，但要探究背后的规范预设、大社会的运作机制，曼彻斯特学派的研究触角从而由传统部落延伸到相依共存的城市与国家，以及殖民力量的支配与反抗（杨弘任，2007）。
援引以上精神，Burawoy企图将延伸个案法发展为质性社会学者进行理论化的研究策略。Burawoy（1998: 16）有句名言简洁地点出此研究取向的精髓：“我们从最喜欢的理论出发，但不是想要验证它而是企图否证它，以此激发我们把理论深化。”（“We begin with our favorite theory but seek not to confirmations but refutations that inspire us to deepen that theory. ”）基于此，延伸个案法选取的个案是异例或是偏差的个案（deviant case），对于统计学或量化研究来说，这些是应被排除的离散值（outliner），但对延伸个案法来说，这些既有理论所无法充分解释的个案，反而提供给研究者一个深化、修正与创新理论的机会。
参考方块 3-4：延伸个案法：Burawoy的赞比亚研究
Burawoy（1998）以自己在赞比亚攻读硕士学位时的论文研究为例来说明延伸个案法。他关心的主题是后殖民时代的赞比亚正经历的族群关系的转变。过去由白人殖民者所垄断与支配的矿产公司，在独立后时期经历了一个劳动力赞比亚化（Zambianization）的过程，也就是开始雇用大量的本地人。Burawoy希望透过参与观察的方式深入了解工厂里的族群关系。身为英国白人的他，利用过去学数学的背景，进入一家矿产公司担任人事工作，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他发现，虽然公司开始雇用大量的赞比亚白领阶层，但种族区隔（color bar）持续存在，白人掌握了多数高阶主管职位，赞比亚人多担任中层或低阶的管理职位。要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Burawoy强调，不能只是用种族歧视来理解，也要从阶级利益来分析，种族区隔的持续存在映现了不同社会组成之间的权力与利益斗争。赞比亚政府视铜矿为建国的重要财源，乐见西方人持续管理经营，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政府取得经济利益，又不会构成政治上的威胁；这些西方主管并不反对雇用本地人担任干部，因为他们比白人便宜，有助于降低劳动成本；被雇用的赞比亚干部夹在白人主管与黑人工人之间，容易成为种族与阶级冲突的众矢之的；工会并不挑战种族区隔的问题，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工人的薪资与劳动条件的改善，而非本地干部的升迁与流动机会。
从这个个案，Burawoy如何“延伸”出去？首先，他的角色从观察者延伸到参与者，他不只是静态地观察，也介入了该组织的生活。其次，从微观到巨观的延伸。虽然研究的只是特定时空下的一家矿产公司，观察的范围也限于微观层面的劳动生活与社会过程，但Burawoy的分析与推论延伸到巨观的社会力量，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诉求，也就是独立后的“赞比亚化”与殖民时期诉求的非洲人当家（African Advancement）有怎样不同的社会效应。
最重要的是，延伸个案透过个案来否证既有理论，进而修正理论。他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理论的对话：一是常民的理论，他解构了当时盛行的一种新殖民主义的看法，认为赞比亚独立后的发展迟缓源于其人民在文化上的落后与缺乏工业行为的规训，Burawoy的研究则指出，改革迟滞其实是因为当地统治精英意图捍卫其阶级利益。二是学术的理论，他所要对话的对象是法农对于后殖民社会的分析。虽然同是殖民地，赞比亚不像阿尔及利亚，后者经历以佃农为主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赞比亚，是独立后快速崛起的新统治精英，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巩固了类殖民的种族区隔。
Burawoy（2005/1979）的成名之作奠基于他在芝加哥一家铁工厂的参与观察，他自己在生产线上当工人，时间长了发现自己就像其他工人一样玩“赶工游戏”。他白天打工做田野，晚上回家念文献，惊讶地发现30年前有另一位作者在同一工厂做田野，然而，工厂的制度30年来变化甚巨，透过这样的个案比较，Burawoy因而能将田野观察发现“延伸”到历史结构层次的分析，区分出专制（despotic）与霸权（hegemonic）这两种不同的劳动体制。后者透过劳动现场与工厂制度的安排，不仅掩饰劳资矛盾与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甚至制造甘愿（manufacturing consent）。
Burawoy的学生在其影响之下，有意识地选取个案来与理论对话，李静君（Ching-kwan Lee）（Lee, 1998）的博士论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比较香港与深圳的两家工厂，两者属于同一港资、生产同样产品，但聘用的是不同类型的女工，现场的劳动控制策略也大不相同（她称深圳厂为“地方主义的专制体制”，香港厂为“家庭主义的霸权体制”）。她采取延伸个案法的研究策略，强调这两个个案的差异是既有劳动过程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而构成了帮助“延伸”或修正理论的异例（anomalies）。既有的劳动理论通常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与组织面向来解释不同劳动现场的差异管理策略，然而，这两个个案在产业、技术、资本方面都是相同的。此外，Burawoy的劳动过程分析强调国家介入的形式与程度，形塑了劳动体制的差异，这一理论也无法解释香港与深圳的差异，因为两地的政府都非常低度地介入市场。李静君从而指出劳动市场（供需与流动、社会网络招工与规训）等因素对于形塑劳动体制的重要性。
Burawoy在阐释延伸个案法的时候，扎根理论是他最主要的对话对象。他以表3-2来对照两者的差异与优劣。
表3-2 延伸个案法与扎根理论的比较
资料来源：译自Burawoy（1991: 280）。
Burawoy对扎根理论的批评，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批评扎根理论虽然处理的是质性资料，但却用量化资料的方式来思考。它把个案抽离了社会与历史的脉络，透过总称式的分析逻辑（异中求同），被当作样本来推论母体。再者，他批评扎根理论所欲提出的解释，其实跟量化研究的变项分析与因果法则差不了多少。延伸个案法不然，它重视的个案价值在于其独特性与社会意义，而非统计上的显著性，试图解释的是该社会情境为何发生、为何如此，比较个案的重点在于同中求异，尝试建立的是脉络性的、历史性的因果关系。
其次，Burawoy批评扎根理论虽然立基于微观层次的现象观察，想要建立的理论却是抽象、普遍的形式理论，所以他称之为“巨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相对地，延伸个案法试图为“微观社会学”奠定“巨观基础”，针对个案的细微差异，追溯其如何受到外部社会力量的影响。
往往我们为了彰显自己理论的独特性，会策略性地化约竞争理论的内容。Burawoy也不例外，他在表中的比较扎了一个扎根理论的稻草人，不仅化约了扎根理论内部的异质性，对扎根理论的评价有时也有失公允。比方说，批贬扎根理论鼓吹社会工程学（微观层次的社会控制），同时褒扬延伸个案法具有社会运动的潜能。
Burawoy（1998）在阐释延伸个案法时，强调这是一种反思性的科学（reflexive science），不同于（传统）扎根理论所追随的实证科学模型。实证科学对于“客观性”的看法是一种程序的客观（procedural objectivity），也就是说，采取科学的程序就能保障研究结果的客观，比方说，强调所谓的4R原则：避免研究者干扰研究对象的效应（reaction）、资料质量的信度（reliability）、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以及研究抽样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反思性的科学对于客观性的看法是一种镶嵌的客观（embedded objectivity），体认到研究过程中有不可避免的脉络效应（context effects），这些效应对实证科学来说是偏误的来源，对反思性科学来说，反而是研究者理解与田野对象共享的社会关系的前提。Burawoy提出以下四个反思科学的原则。
（1）介入（intervention）：研究者在田野中现身，不可避免地会干预、扰乱既有的社会秩序，然而，唯有透过彼此的互动，研究者方能体察社会秩序的运作。
（2）研究过程（process）：受访者的经验是复杂多元的，他们往往在不同的情境下会给予相同的问题不同版本的答案，所以，研究者必须伴随田野对象历经不同的时空，同时尝试理解不只是他们“所说”，也包含他们“所做”与非言说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
（3）结构化（structuration）：田野持续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所以研究过程是不可能重复的。研究者要考察田野如何受到结构力量的影响，又如何形塑了外在的结构。
（4）理论重构（reconstruction）：变动不居的社会情境没有所谓代表性的抽样，所以，个案选取的原则在于是否有助于重新建构理论。
尽管延伸个案法提出了一个与理论对话、透过否证积累知识的研究策略，但遭遇到不少来自外部与内部的批评。首先，由于任何个案都有独特性，难以共量比较，因此也很难有效否证理论。以李静君（Lee, 1998）的研究为例，尽管她透过比较同一港商的两家工厂，试图控制组织、生产等因素，创造出一种类实验设计的自然比较，但因为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发展处于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她所观察到的香港女工与深圳女工的差异，相当程度上是因为香港厂已经濒临关闭，而后者被纳入资本主义劳动规训的历史尚短，这样的历史独特性在横剖面的共时比较中难被纳入考虑。
其次，Burawoy（1998: 22-25）自己也承认，延伸个案法以及反思性科学，必须面对四种权力效应（power effects）：其一，具有社会优势的研究者对于田野对象的支配（domination），例如，Burawoy反省到他作为一名白人管理者，在赞比亚的田野过程中对于黑人工人的支配。其二，统治意识形态容易将某些社会过程消音（silencing），例如赞比亚的国族主义论述掩饰了国家内部阶级与种族利益上的分歧。其三，延伸个案法强调要从社会情境，延伸到社会过程与社会力量，在此过程中容易将社会力量客体化（objectification），视之为外在于个人的自然力量。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权力效应是，重建理论的企图可能导致“套理论”的常态化（normalization）陷阱。这里涉及双重过程的“削足适履”。一方面，为了跟特定的理论对话，裁剪复杂的社会情境，把丰富的田野简化为“个案”；另一方面，理论也被修整，好让这个个案看起来像个“异例”。这一点是延伸个案法最常被批评的部分，尤其来自扎根理论的捍卫者，认为延伸个案法研究者在过度强调与理论对话的状况下，选择性地呈现对田野的观察与诠释（Timmermans & Tavory, 2007）。
参考方块 3-5：延伸个案法：研究男护士
同样以研究护理工作为例，如果采用延伸个案法，研究者可能会衍生出怎样不同的研究设计呢？Christine Williams（1989）研究美国的男护士（以及男性幼儿园老师与图书馆员），虽然她并非有意识地使用延伸个案法，但其研究设计的精神与延伸个案法有相近之处。她从组织的性别不平等角度切入，此领域中有一部经典著作，即Rosabeth Mose Kanter（2008/1977）的《公司男女》，该书生动地描绘了女性在男性支配的工作环境中所遭遇的边缘化与制度歧视，但Kanter认为，女性的弱势是因为她们在人数上是少数，让她们沦为组织中的样板（token），受性别刻板印象的歧视。她的结论是，这是任何组织中的少数族群都会遇到的不平等处境。Williams对此理论心生怀疑，于是决定研究：当男人进入由女性主导的职业与职场中时，会发生怎样的情形？她的发现结果是，不像女性在男性主导的职场常撞到升迁时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男护士在医院中经常搭上玻璃手扶梯（glass escalator）扶摇直上，这些“样板男性”比女护士有更多升迁的优势。换言之，Williams的个案成为一个异例，驳斥了单纯从人数多寡解释组织不平等，强调性别的差异，延伸修正了样板理论（tokenism）。
话说回来，我们对田野的观察与诠释永远是局部的，所有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选择性地呈现现实，只是基于不同的原因以及研究者意识到的程度不一。关键在于，研究者需要对自身所处的理论、社会与历史位置性（positionality）进行反思，以追求Burawoy所说的“镶嵌的客观”。扎根理论的后进研究者，也转向类似的认识论立场，在建构主义的土壤里重新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