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入访谈现场

即使确立了研究方式，设计好了寻得访谈对象的方式，进入访谈现场，有关建立信任、拿捏访谈关系，乃至如何进行对话，都存在着各种状况与议题。

本单元以“建立访谈关系”以及“操作访谈问题”这两个主题，来探索质性访谈的访谈现场。

（一）建立访谈关系

受访者的找寻难易，依照研究主题、受访者的社会位置以及访谈的情境而定。一方面，许多时候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命故事有人要听，乐于接受访谈；另一方面，“拒访”也是访谈工作中常见的情况。例如，研究生有时就比学院的教授更难获取政经精英接受访谈，而愈是能够让受访者觉得大家是同路人，也就愈能取得信任（Rubin & Rubin, 2005: 92）。柯乃荧（私人沟通，2010）就发现，在进行艾滋感染者的生育决定研究时，受访者会先查询研究者的身份，甚至阅读其过去的研究，以便评估是否要接受访谈。当然，要能如此“查核”研究者，也需要对学术圈有相当的了解并具备搜寻信息的能力，许多受访者并不能做到。

一旦受访者初步表示愿意聊聊，研究者如何保障受访者的权益，就成为重要的研究伦理议题。许多学术研究团体，例如社会学学会、人类学学会等，会针对研究伦理提出守则。也有一些国家对于社会行为科学与人文研究的研究伦理，进行制度性的规范。例如，一些国家要求在正式进行研究之前，研究者需要将研究申请书给任职单位（学校或是研究机构）的机构审查小组（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或是研究伦理委员会（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REC），针对研究者是否有妥善规划研究步骤以保护研究对象，进行审查（请见参考方块2-1）。本书第一册第二章专章处理研究伦理的复杂议题，并探讨与访谈法十分相关的告知同意部分，请前往该章阅读。

伦理议题当然不能窄化成“取得同意书”的形式。研究主题的选定，需要考虑与改善人类处境相关。访谈过程与誊录过程的保密性都得确切执行。若有录音，要让当事人知道，并取得其同意。即使是匿名处理，是否仍可能揭露受访者的身份，研究成果可能会给研究对象及其社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与后果，也都需要审慎处理。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Ann Oakley（1981）挑战传统研究方法，认为女性研究者访谈女性，有责任尽力协助受访者，建立支持与互惠的关系。如果女性主义的目标在于挑战父权体制的剥削关系，Oakley认为在访谈过程中建立姊妹联结，包括研究者也适时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与感受，而非作为保持距离、不轻易表达意见的访谈者。

女性主义者在访谈关系上的洞见，使得支持与互惠成为访谈方法的重要伦理议题，也使得访谈法普遍主张要反思上对下与过于引导的访谈关系。然而，即使在女性主义阵营，也强调要避免过度浪漫化这种女人之间的姊妹情谊，并进一步复杂化访谈研究中的权力关系（Reinharz, 1992; DeVault, 1999）。Reinharz与Chase（2002）于是提出区分支持（rapport）与深入联结（intensive bonding）的关系。她们指出，支持是访谈重要的元素，而支持的最重要表现之一，是透过仔细倾听受访者的声音，而非承诺建立长远的友谊。甚至，受访者有时之所以能够畅谈，正是因为访谈者并不在受访者的生活圈内。因此，Reinharz与Chase建议研究者有义务主动提出研究的目的，以及关系的界限。在征得访谈同意的时候，即是适合说明此界限的时机。女性主义研究法挑战了价值中立的访谈方法预设，但是也仍提醒，访谈目的终究是要仔细聆听与认真分析受访者的生命经验。万一日后发展出深远的情谊，可以当成是额外的事件，不用以是否建立姊妹关系作为评估“够不够女性主义”的标准。

由女性主义方法论打头阵，近年来，有关性别、阶级、族群、性倾向、年龄等各种研究者与受访者之访谈关系的建立，都成为访谈法竭力讨论的面向，扬弃过去一体适用的访谈步骤（Gubrium & Holstein, 2002: 177-333）。例如，成人访谈小孩，要谨守什么研究伦理？是否尽量不要以访谈方式进行？有些作者主张，为了能让小孩与青少年发声、自行设定议题，而不要老是由成人来诠释他们/她们的生活经验，访谈法有其独特的贡献，并非参与观察等方法所能轻易取代。然而，成人与孩童极为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也成为这类访谈特别需要谨慎处理的议题。一些研究者推荐的策略包括：以团体访问而非个别访问的方式，会有助于降低成人研究者的权威地位，也有助于建立一个较符合孩童生活的访谈环境；访谈过程中，可以透过在互动过程中充分尊重孩童经验的做法，达到充权与支持的效果；采取行动研究的取向，也是这类研究回馈孩童与青少年的常见方式（Eder & Fingerson, 2002）。在其他种类社会身份的互动中，亦有各种情境与挑战：异性恋与同志访谈同志时，可能存在什么差异？汉人与原住民访谈原住民，又各会有什么族群政治？如何面对受访者的性邀约？如何访谈失智老人？即使针对对话双方身份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方法与策略，访谈过程中也总有各种意料之外的发展，研究者遇到的各种情境，也可以成为反思当初访谈进行方式的资源。

（二）操作访谈问题

如何安排访谈问题的内容与先后次序？许多研究者推荐先透过小样本的受访者，进行先导（pilot）测试。这不但能磨炼访谈能力，也协助逐步确认主要问题的方向。即使已有访谈问题清单，主要访谈问题仍会随着研究历程而多次修改与调整。

主要访谈问题，需要经过事先的准备与设计，而非原封不动地把研究问题搬到现场。例如，陈美华（2006）并不会直接问酒店小姐：“请问，性工作到底是性，还是工作？”何明修（2008）也不是劈头就询问自主工会干部：“请你说说看，你的阶级认同为何？”访谈问题并不等同于研究问题。要如何提出主要访谈问题？到底要提出哪些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都从全貌与细节这两个面向来探索研究问题。Rubin与Rubin（2005）将研究问题区分为主要问题（main question）、续问（following-up questions）以及追问（probes），以下就依此架构来讨论几种常见的提问方式。毕恒达（2010: 109～132）针对访谈的窍门，则提供更详细的指引，很值得参考。

1．主要访谈问题

“主要问题”是访谈的骨架，访谈前应事先准备好数个“主要问题”。“主要问题”的问法，要看访谈人对于研究主题的了解程度而定。如果我们对研究主题已有相当的背景知识，可以按照需要透过受访者来深入了解的信息，设计问题。特别是访谈主题如果涉及受访者对于特定事件的经验与参与，或是要透过受访者了解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事先愈能充分准备相关背景资料，愈能掌握访谈流程。例如，陈东升（2003/2008）针对集成电路企业在台湾的发展进行研究，就先花时间整理好数千笔书面资料，之后才针对46家企业的经理阶层进行访谈。先搜集的资料以次级的书面资料为主，这包括报纸与相关杂志的剪报资料，各个上市或上柜公司的公开说明书或年报表，以及各个公司的相关基本资料，工研院与资策会有关电子信息产业的年鉴、产业报告，等等。陈东升提出的研究步骤是，先充分整理这些书面资料，再设计访谈大纲。设计好了访谈大纲后，先从书面资料下手逐一地整理归纳出初步的结论，再深入思考提出更细致的访谈问题。他提出这种做法的好处：“访谈的问题因而不会停留在表面的议题……访谈的过程中，借由与次级资料的比对，即可验证受访者所提供资料的正确性或次级资料的可信度……大多数是受访者无法完全记忆过去公司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本研究提供有体系的公司历史资料，对于受访者回溯公司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增加访谈结果的精确性。”（陈东升，2003/2008: 7～8）

如果对于研究主题主要是透过文献或是初步观察，而有大致的了解，则可以根据受访主题的活动，按时间或形态区分为几部分。例如，要探讨性别角色的历史变迁，可以依照受访者的生命历程（童年、求学、婚姻、生育、工作、退休等）来询问其经历。对于民众施打H1N1疫苗的风险认知与管理，可以依照H1N1疫情、疫苗政策发展、重大争议出现等时间轴，询问受访者当时对于打疫苗与否的决策过程细节（信息取得与解读、施打资源与方式等）。

一开始的“主要问题”，适合于广度够大的问题，让受访者很容易以自己的经验来回答。Spradley（1979）提出大导览（grand tour）的比喻，即是要受访者自己熟知之处，为访谈者进行导览。这可以针对空间（请你描述监狱内部的模样）、时间（请你描述森林小学一整学期的主要活动）、事件（请你谈一下你离家出走那天的情形）、人物（请你介绍一下你们工会的主要成员）、活动（请你介绍一下你们炸寒单有哪些准备工作），或对象（请你描述一下从事有机耕作所需要的所有工具）。不管采取以上哪一种角度，研究者的目的都是希望借由受访者的导览工作，来对其所熟知的活动详细地描述。Spradley还建议，可以请受访者描述“典型情况的导览”（请说一下你一般一天工作的情况），或是“特定情况的导览”（昨晚你值班时，是什么样的状况）。Johnson与Weller（2002）则提出自由回想清单（free-recall listing）的导览方式：针对特定的主题，请受访者尽量地回想，并力求列出所有的情况。例如，在一个探讨体罚的研究中，研究者询问受访青少年自己（或是一般青少年）可能会“犯的错”，希望受访者尽量提出各种情况，然后再依照这些情况清单，一一询问家长处理的方式。有关访谈清单的设计，请见参考方块2-2。

为了激发受访者针对主要问题详细地回答，也可以针对访谈性质进行各种设计。如果访谈问题涉及空间的导览，也可以尝试要求受访者画图来说明；如果涉及实际可操作的活动，例如翻阅家庭相簿、解读小区老照片、示范黑手技艺等，也可以成为导览项目，Mimi Nichter（2001）在《少女Weight的烦恼》中说明研究设计，提到在进行青少女与身体的关系的研究时，先以坊间流行杂志的美丽模特广告，询问她们看到此类广告时自己的感受。

近年来也有绘图法，请受访者针对研究主题画出其主要经验，研究者再请其陈述其绘画内容，作为探寻其经验的策略之一（Johnson & Weller, 2002）。有时也可以搭配假设性的问题（如果督学来访，通常你们要进行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或是请受访者进行比较（你可否谈谈你跟现今雇主的关系？她跟前任雇主比起来呢？）。

提出访谈问题要有一些促发受访者回答的技巧。例如，尽量避免问“是非题”，像“雇主对你好吗？”免得受访者仅给出“好”“不好”“很难讲”这种简短回答，可以改为“请你谈一谈你这几年来跟你雇主的关系”，比较能引发内容较丰富的回答。“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也要格外谨慎使用，因为受访者很容易说出自己的经验，却不见得马上能给出较为抽象的解释。“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主要是研究者一路需要借由探问经验去找到答案，常常不应仰赖受访者直接说出。如果要问，也不是直接使用“为什么”的字眼，而是改成询问“什么影响/使得/造成你（辞去工作）? ”（Rubin &Rubin, 2005: 187）另一种策略则是提出一些可能性，请受访者评估与讨论。

2．追问与续问

为了能让受访者再多谈一些提供细节、补强断裂的信息，可以采用各种追问探索（probes）的技巧。例如，在受访者回答问题后，你续问“然后呢？”“你的意思是……”，以便让受访者继续说下去。为了让受访者进一步阐明，你也可以提出“关于你说的员工冲突，你可不可以再多说一点？”或是“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如果有当时没搞清楚的内容，也可以继续确认“刚才你说有人说×××，是谁说的？”“你提到对方跟你说 ‘一期一会’，那是什么意思？”追问探索固然重要，也要避免为了追问而过度打断受访者的谈话，甚至有时候要看场面才决定何时追问，以维持稳定的访谈关系。

无论是在访谈当下，还是有进行第二次访谈的机会，都可以续问研究问题（follow-up questions）。当受访者的回答过于简单时，也许可以针对“如何”“何时”等面向的问题，请受访者详述。如果受访者提出先前未设想到的想法、主题，尤其是与其他访谈者的经验或看法歧异甚大，更值得进一步了解情形。若对于某些访谈主题，有一些该提而未提的方向，也很适合继续加问。

（三）聆听的能力

即使事先准备好访谈问题，临场聆听的能力也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受访者的表达，以便进一步沟通。如果具备敏锐的聆听能力，受访者“岔题”“不耐烦”或“词穷”，就不再会是失败的经验，反倒可能是珍贵的研究线索。

岔题（digression）是访谈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毕竟受访者有自己的知识与兴趣，未必与访谈者的议程设定相同。“岔题”有时的确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理，礼貌地引导受访者回到访谈主题。然而，有时“岔题”很有建设性，能带领研究者开拓原本没有设想的研究主题或角度。Riessman（2002）在从事一项有关离婚经验的研究中，问及“你们分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往往受访者会讲述一个很长的故事，而不仅仅是符合当初研究设计的一些类别项目。Riessman检讨，最初研究团队会认为受访者在“岔题”，但是她之后了解到，这是受访者在抗拒将自己的生命故事转换为一个个可编码的主题类别，因此要把故事细说从头（从当初如何相识开始），而且一路讲得冗长。Riessman为此反省某些制式的质性访谈研究方式（例如研究者意图将谈话内容发展成符合研究分析的主题），进而反思叙事分析的操作（有关叙事分析，请见本书第二册第五章）。因此，表面上是“岔题”，访谈者可以顺着受访者的理路一阵子，看看受访者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去。即使要回到原本手上的访谈问题清单，做法也要有弹性，不要过于僵硬。

受访者不耐烦地响应或抗拒，有时也有助于研究者反思研究问题的局限。陈美华（2008）讨论到，在原有的访谈大纲中，把“妓女”与“母亲”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因此也产生这样的访谈问题：“请问你如何处理从娼与为人母亲这种角色的冲突？”在发现受访者皱眉甚至反驳时，陈美华反省到研究者如何将自己把“妓女”与“母亲”当作是分开的两个范畴，并透过访谈研究的过程，使得受访者响应这样的框架。受访者的生活世界是当个好妈妈就得透过当妓女，要透过反思性分析，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这个“妓/母”二分的强加框架，才能从受访者不耐烦的响应中，成为研究者修正分析框架的资源。

女性主义方法论一直积极反思语言与权力的关系（DeVault, 1990, 1999）。这些研究提出，语言往往由权势者建立，现存的词汇与说法未必能够充分传达弱势者的经验。因此，研究者就得特别敏锐地“聆听”那些支支吾吾，那些没有精确字眼可以说的困境。DeVault（1990）就提出，当受访者一直说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是在断裂的语句中“嗯嗯啊啊”挣扎，有时也正代表着对方想要沟通，却苦于无现成说法。DeVault在研究家务劳动的时候，就发现受访妇女不太知道要如何描述进行家务劳动的过程，有很多犹豫与吞吞吐吐。但是DeVault逐渐发现，其实妇女很想谈这部分的重要性，一直在找字词来说。同时，也没有一种现存的说法，可以充分表达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经验。像是“家管”这种管理模式的说法就不精确，因为家务劳动对这些妇女而言，不是先构思再执行这样步骤分明，而是构思、执行、工作与展现性格的综合体。因此，词穷并不意味着资料空白，反倒是研究者进一步了解研究者经验、提出重要研究发现的契机。

综合而言，访谈者需要多磨炼自己，促进访谈质量的提高。例如，如果研究者对于访谈主题能有广泛的了解，就比较能够在访谈时掌握核心主题，当然同时也要避免在访谈时过于炫耀自己的博学。Seidman（2006: 84-85）提出要“多听、少说、问真正的问题”。这里真正的问题，指的是研究者真正不清楚的问题，而不是已知的问题。“语言”的掌握是个重要的面向。这包括基本沟通的层次，例如，能够用受访者的母语交谈，而不完全仰赖翻译；以及理解对方文化的层次，例如，与医疗、医护人员进行访谈时，是否能了解医界惯常使用英文缩写的术语，往往是研究者面临的挑战。如何清晰地提问，在问问题时简单明了，不使用对方不熟悉的学术术语；如何在态度上轻松自在，并保持对访谈情境变化的敏感度，保持开放性；研究者可以借由不断的磨炼与反省，让自己的访谈能力日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