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转变增长方式，改变发展环境
在微观层面，选择怎样的增长方式是市场主体分散的选择。绝大多数企业之所以长期选择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是因为有这种增长方式存在的较好的环境条件。增长方式转型是一次艰难的爬坡。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不仅可能掉队，甚至会被淘汰。在涉及企业利益和生存的问题上，能改变企业决策和行为的是市场力量。没有外部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转变增长方式不可能成为市场主体普遍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就是改变发展环境的问题，就是充分调动市场力量，形成转变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
转变增长方式需要发挥市场力量
如果少数企业坚持要素驱动的发展路线，缺乏以创新求发展的动机，可能只是这些企业的战略决策；如果多数企业维持粗放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从政策、体制和市场环境方面去找原因。一般来说，“政策机会”较多，企业倾向于多元化经营；要素成本较低，企业倾向于规模扩张和低成本竞争；在市场环境不好，如假冒、知识侵权猖獗的情况下，多数企业不愿意投资于创新。这是企业应对市场环境的自然选择。
在制造业，影响企业决策最重要的因素是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和环境成本。现在，政府还掌握着重要资源的配置权。政府实行要素低价政策的初衷是为了给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和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却向地方和企业发出了失真的信息。当各地和企业依据失真的信息各自决策时，就不断地重复出现土地管理失控、投资过热、环境恶化、低成本恶性竞争等突出矛盾。试想，如果一些项目可以无偿或低价获得“工业用地”，那么业主就不会珍惜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和税费水平不到位，就很难改变粗放型的掠夺式开采，而且谁多消耗了资源，谁就多分享了经济利益；成品油价格倒挂，结果是鼓励燃油消费、抑制生产，也不能充分激发企业开发节能技术的积极性；在打工者持续维持低工资的情况下，企业就没有提高劳动效率的热情。再如，只要污染物排放可以被原谅，或上缴的罚款比治理成本低，那么，哪个企业认真治理污染，它就会吃亏。
要素低成本、环境无成本（或少成本）政策，带来了逆向调节的后果：一是人为地降低了资源和能源需求量大的产业的进入门槛；二是为低效率企业留出了较大的生存空间；三是环境无成本或少成本，进一步为高消耗企业注入了“低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搞创新的干不过不创新的”“环境守法的干不过环境违法的”“可持续发展的干不过‘有水快流’的”。由此引来越来越多的高消耗、低效率的投资，在诸多进入者中几乎都没有核心竞争力。这就造成产品结构趋同、质量不相上下，只能拼生产规模和成本。价格战愈演愈烈、利润越摊越薄，越来越多的企业被低成本竞争和巨大的存量资产套牢，没有能力再开展创新和研发活动，使竞争无法升级到产品质量、差异化和服务层次，使这类产业成为“成本敏感性产业”，掉进低成本陷阱。很大一部分企业的生存几乎随时受到原料、市场和汇率波动的威胁。
要素低成本优势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可能受到两种力量的冲击。一是被更低成本的优势所替代。如今天东南沿海的低成本优势，被明天中西部低成本优势所取代；今天中国的优势，明天被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取代。二是低成本优势可能因技术变革而被取代。例如，以色列依靠科技突破，将可耕地特别稀缺的劣势变成高效农业的优势。要素低成本优势不可能永存。如果我们不能走出低成本陷阱，今天的繁荣，可能就是日后的悲哀。
但是，面对结构升级的难度和风险，对粗放发展模式已经产生依赖的企业，不会凭政府的号召和“红头文件”就轻易转向。如果国家在政策上没有“动真格”，“要素依赖型”发展环境依然存在，它们宁愿观望和维持现状。如果企业仍然可以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环境成本可以外部化或部分外部化、利润还在增长，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谁也不愿冒险去搞技术创新。
落后的增长方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现存的发展环境“鼓励”或“容忍”粗放增长方式的延续。目前，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都在迅速上升，能量在不断聚集。这些压力汇集在一起，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正日益受到挑战，“逼迫”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当前，釜底抽薪的措施，就是把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转化成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形成市场倒逼力量，构筑起增长方式转变的市场环境。当要素和环境成本使低效率的企业和生产能力无利可图时，转变增长方式就将成为市场主体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反映稀缺程度和严格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监管，并辅以税费激励，是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最重要的经济驱动力。
目前，政策导向与政策目标不一致，向企业发出混乱的信号。在情况尚不明朗、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多数企业宁愿“稳坐钓鱼台”。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途径
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使我国的工业化不需要完全重复传统工业化国家经历的过程。我们应当审时度势，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科技成果，另辟蹊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较低的资源环境成本、较快的速度，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选择
进入工业化中期，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面对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新的形势，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模式面临转变，工业化道路必须做出新的选择。
1.充分利用创新要素迅速成长的优势，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中国是人均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大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投入的空间已经消失。与此同时，技能型、智力型人力资源的优势上升，企业应及时将自己的竞争优势转而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
2.信息化是当代最伟大的新兴生产力，是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率的源泉。我国企业既有技术沉淀相对较少，采用新技术的转化成本较低。充分利用信息化的优势，可以实现由资源、劳动、资本密集型发展，向知识和技能、技术密集型过渡，与传统工业化国家相比，有可能走出一条资源消耗较低、环境污染较少、经济效益较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3.由专注规模扩张，转向着力提高竞争力。我国很多产业一直从事低加工度、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很多产业规模做大了，竞争力并没有同步提升，处于“大而不强”的窘境。产业和企业发展应当由规模扩张的单一目标，转向以增强创新能力和品牌影响力为核心，提高竞争力；发展服务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规模”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竞争力的一个表象，而不是实质，更不是竞争力的全部。
4.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大趋势，对企业是挑战，也是机遇。应当把外部压力转化为转型的动力，以“节约优先、环境友好”为指针，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发展循环经济，从源头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排放水平。
5.在国际分工中由产业链的低端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延伸，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一旦时机到来，要勇于挑战领先地位。
提高经济效率的三大支柱
首先，发挥科技对提高经济效率的支撑作用。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的一个原因，是产业的技术能力和技术含量偏低。提高产业的科技水平，可以挖掘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自主技术不足以支撑庞大的产业规模，是经济效益不高的症结；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和企业就不能自立，是“大而不强”的病根。充分利用我国智力型人力资源迅速增长的优势和市场巨大、需求旺盛以及已经建立的产业化基础，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由技术跟踪模仿，转向技术自立，并勇于向产业竞争前沿进军，实质性提高产业竞争力。
2.以企业为主体，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高新技术可以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多的附加值，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取代资源消耗而获得经济增长。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提供了机会。我们应当利用连年增长的产业投资，发展新兴产业、推进结构升级，并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起点上，着力积累自主知识产权、创建自己的技术优势。在争夺未来产业制高点的竞争中争取主动。
3.以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仍是我国工业的主体，在一些领域产能扩张的空间逐渐消失的同时，用现代技术提高品种质量、改进工艺、技术装备升级、提高关键零部件自给率、提高品牌影响力等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另外，技术对资源有替代作用。例如，超超临界发电机组比一般机组供电煤耗可以节省20%以上；核电基本可以做到零排放。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提高效率、降低排放方面有无限的潜力。
其次，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从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看，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的排序，是由“一二三”向“二三一”，再向“三二一”转变。这是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我国服务业发展过于迟缓，不仅影响就业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对制造业的升级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随着产业分工向专业化、精细化转型，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各生产单元之间的交易和协作频次及规模扩大，在每件商品中加工制造成本的比重下降，交易、物流和品牌创造的成本比重上升。这就使降低交易成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生产性服务业在降低交易成本中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产业中，包括研发、设计、信息、品牌、供应链管理、零售、金融、保险、通信、物流、投资、广告、会计师、律师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同加工制造环节一起，构成一个个完整的产业链。现代的“制造”已经与“服务”融为一体。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可以为交易活动提供全程服务、具有使商品价值增值的功能，而且它本身就是附加值最高的环节。标准化的“制造”是人类离不开的生产活动，但它也是消耗资源最多、污染环境最重、增值量较低，而且比较容易被替代的环节。不改变在国际分工中“卖苦力”的地位，就不能更多分享高附加值环节带来的效益。实践证明，谁能掌握现代服务业，谁就能处于产业的龙头地位。
再次，发挥信息化对提高经济效率的“倍增器”作用。信息化是当代科技革命最大的亮点。信息通信产业自身，技术前景广阔、消耗资源少、附加值高、发展迅速，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信息技术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远远超越任何其他技术，对提高经济效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转变增长方式的推进器。“无所不在、永远在线”的信息时代，完全改变了信息收集、存储、传输、处理的方式和能力，信息化一旦深度融入产业，就将改变原有的技术和管理基础，使整个产业链，包括研发、设计、工艺、装备、管理、物流、营销等发生革命性变化，由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变，成为提高效率的“倍增器”。
历史上，由于政治制度的落后，中国错过多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使我们由一个世界经济强国，沦落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地。我们今天不能再重复过去。就基于传统技术的工业化而言，我们比发达国家晚了上百年，但就信息技术而言，我们的差距远没有那么大。信息化为中国实现超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将犯历史性错误。
在提高经济效率的三个支柱中，信息化处于统帅地位。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产业基础，为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超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要以全新的理念，充分利用信息化这一新生的当代最伟大的生产力，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
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日益受到“赚取工人血汗钱”和大企业污染了环境的指责。各国劳工组织、消费者团体、人权组织和环境保护等非政府组织要求企业在赚钱的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由此，在国际上形成一股巨大的要求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浪潮，各国、各企业无不感到它的存在和巨大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在企业内，要平衡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构造和谐共赢的局面；在企业外，要主动承担对生态环境、对社区、对社会各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因此，仅有财务目标已经不能说明企业存在的全部价值。现代企业是一个“多面体”，作为经济范畴的企业，它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法律范畴的企业，要做好的“企业公民”；作为道德范畴的企业，它要承担社会责任。
随着形势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社会存在的一种使命，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它不仅是一种道德和良知的呼吁，而且正逐步成为一种制度约束；它不仅是一种理念、文化，更是必须努力从事的社会实践。
SA8000是由非政府组织制定的企业社会道德规范。它突破了传统的“守则”形式，把非经营性、抽象、非技术性的道德、精神、理念层面的内容标准化了，是可以由第三方认证和审核的自愿性标准，已经成为衡量企业的道德指数。这一标准不仅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接受，而且很多跨国公司为了提升品牌形象，纷纷加入这一运动，以此调整自己的价值观、重塑自己的企业文化。它们不仅率先垂范，而且要求合作企业、配套企业、供应商都遵守企业社会责任守则，进而将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基地。
走出利润至上的误区
改革开放后，在批判“大锅饭”的同时，一些企业走入另一个误区：在利润至上的引导下，完全忽视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它们为赚取有限的利润，不惜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掠夺式地蛮干，让全社会承担外部性成本；它们不惜以拖欠工资、剥夺职工、制假冒牌、坑农害农，获取短期利益，甚至偷税走私、圈钱逃债、行贿受贿，走上犯罪的道路。企业追求利润，必须取之有道；要取得社会认同，必须有比利润更高层次的追求。应当承认，在任何时候企业与社会的关系都存在一些基本准则。有的部分以立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的则反映在支配企业决策和行为的道德、惯例、责任感和价值观中。这些准则往往比较隐性，不像经济现象那么清晰明了。例如，企业除了遵守法规、照章纳税，还必须诚实守信、善待员工，使员工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企业要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尊重社区、促进社会和谐和回馈社会等。当今，在中国有一些“有钱而缺德”的“大款”，他们宁可一餐几万，甚至携巨款豪赌，一掷千金，却不愿对社会公益事业献出一点爱心。这与当年的德国企业家博世和当今的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责任与企业业绩
美国《商业伦理》杂志基于对股东、员工、客户、社区、环境、女性和少数民族等利益相关者的定量评估，评出100家“最佳企业公民”。把这100家企业与“标准普尔”500强中其他企业进行如销售增长率、利润增长率、净利润和股东权益增长率等8项财务指标比较，前者比后者平均得分高出10个百分点。
至今，我国有一些企业还把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投资回报对立起来。它们以短视和侥幸心理看待自己的社会义务，认为地球那么大，污染物排放不在我这一份，甚至认为强调社会责任是跨国公司挤压自己的托词。这完全是一种落后的观点。它们还不理解，在能源、资源、环境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最为严峻挑战的时代，企业社会责任与实现企业的经济目标有高度的一致性。居民的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产品的选择，决定着他们“货币选票”的投向。企业的社会形象和诚信、品牌等一样重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越来越成为社会评价企业的标准，客户选择合作伙伴时越来越注重公信、道德和环境意识。取得社会公信的企业更受市场青睐，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企业要成为百年老店，管理者在做决策的时候，必须像对待经济问题一样，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变成企业行为的有机部分，积极理解并对非经济环境和非经济力量做出正确的反应。随着社会的进步，企业社会责任的“软约束”会变得越来越硬。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最终会被用户和市场抛弃。
现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不仅任何国际竞争规则的变化都与我们有关，而且社会的潮流、消费者的偏好、跨国公司的行为规范、自愿守则和惯例等都会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
据美国商会调查，约有半数以上的跨国公司随着SA8000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推行，重新与中国企业签订采购合同。1997—2004年，中国约有8000家企业接受跨国公司认证，认证通过的企业订单增加；认证不能通过的企业在限期整改无效的情况下将取消订单。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继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之后的又一类文化壁垒，但就企业争取更多市场机会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正从“门槛”变为“门票”。
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往往也是直接和间接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责任主体。国家经济技术指标落后，实质是企业落后；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实质是企业发展模式落后；国家经济增长质量低，实质是企业效率低。因此，企业总体水平决定国家经济水平；企业的总体效率决定国家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府，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体则是企业。
面对已经十分严峻的、不可持续的发展形势，中国企业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改变为追求短期利益不惜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发展方式。国家提出的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开发绿色产品、推进绿色生产、建设节约型社会等，原则上讲必须靠企业的努力才能实现。企业把目标集中于投资回报是一大进步，但绝不应忘却自己的社会责任。
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核心内容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科学发展的理念有很多共通之处，是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和“软实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做好的“企业公民”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必然。